无隅

理论和实践中的壁障必须被打破, 思维和社会的夹角应当被敞开, 久居黑暗的角落需要被烛照—— 在行动中扬弃异化, 这就是无隅的意义!

奥运会的獠牙:集权体制,节庆资本主义与历史教训(下)

作者:黄希林


二、无法挣脱的魔掌:奥运会的节庆资本主义内核

(一)常见而简化的普遍性:乌托邦社会工程

看起来,作为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奥运会只不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那么披着平等羊皮却行帝国主义、歧视压迫之实的奥运会仍然能持久引发一代又一代人们的激情呢?体育社会学家博伊科夫《节庆资本主义与奥运会》中对于“节庆资本主义“这一观念的探索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交代。

在《国家的视角:那些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一书中,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描绘了“伟大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所依托的中央集权思想体系。一般地,这类乌托邦社会工程主要由四个紧密关联的因素组成:对社会的细致的行政重整;对技术和科学进步话语及“强身派”意识形态的持续赞赏;残酷执行者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胁迫式强加;社会对于这些意识形态的的绝对服从。从这四个因素中我们不难看到,“进步,解放,改革”这些积极然宽泛的理念被这种社会工程一再拥护。

斯科特的书中所记录的多个例子,尤其以前苏联对现代主义建筑的重新定义和一系列巨型工程为代表,最终都走向了破灭和衰落。然而与此相比,四大要素无一不缺的奥运会却几乎毫发无损,甚至直到今年之前从未被延迟举行。在博伊科夫看来,奥运会抓住了一个苏联现代主义建筑难以企及的条件,从而获得了持续的成功:常见而简化的普遍性。

斯科特的书中对于这样的普遍性充满着警惕,但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简化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是现代社会已经无法摆脱的必然元素。在斯科特看来,任何一个具有主体的集权体制(比如国家政府)都会使用地图,人口普查,法典和地籍表等信息来对使社会运转的不同元素进行简化理解。也就是在这一类初级社会工程的作用下,诸如奥运会这样的大型社会工程才有实现的基本可能性。


(二)灾难资本主义与节庆资本主义:矛盾统一的孪生兄弟

常见的、简化的普遍性仅仅是奥运会这种乌托邦工程能够在社会层面获取成功的元素之一。在博伊科夫看来,奥运会能够持续获得成功的最根本因素在于,资本主义自发展以来就想要在话语权上达到垄断,这使得国际性的展览和宣传成为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博伊科夫将这一因素总结为“节庆资本主义”,以作为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全新定位。

若想了解“节庆资本主义”,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这一概念的近亲,“灾难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源自加拿大社会活动研究者奈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2007年的作品《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其中探索了在灾难出现的情况下,以资本主义体系为代表的集权体制和商业机构会如何狼狈为奸地利用这些灾难以展示自身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她的书中,以新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不干涉主义思想由于正中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下怀,得以长期成为美国以民主名义侵犯他国政治及环境的理论基础。在皮诺切特武装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及美国发动伊拉克发动战争等案例中,这些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摧残不是“次生灾害”,而是克莱因心目中“灾难资本主义”自洽的必然条件

与灾难资本主义类似,节庆资本主义在表面上无法直接让人们观察和体会到这些乌托邦社会工程对于民众代表权的侵袭。更重要的是,自从创立伊始,尤其是在奥运会开始大肆拥抱私有商业宣传之后,洗脑性极强的节庆氛围越来越让人们感到无法看到几乎每一届奥运会都会带来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灾难


(三)从洛杉矶到洛杉矶:奥运节庆资本主义的开端与发展

奥运会中的节庆资本主义突出表现为萨马兰奇治下与奥运会相关的资本无限扩张,但它最早源自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为了迎接这场庆典,加州州立议会发放了一百万美元(约等于今天的1487万美元)的”奥运债券”。然而不久之后,经济大萧条的飓风就让这些债券几乎一文不值,而饥寒交迫的洛杉矶居民只能接受洛杉矶奥组委开出的“提供就业,接受投资,迎接旅游收入”的空头支票。讽刺的是,这张空头支票在奥运会本身的层面却得到了兑现:1932年奥运会以15万美元(约等于今天的283万美元)的盈利收尾。自此,政府的利好政策和资本的大力支持就成为了一场奥运会能够顺利举办的必要元素。

在拥护强身派思想,反对商业元素参与体育竞技的布朗戴奇担任主席期间,节庆资本主义基本销声匿迹。然而,7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野心勃勃的思维本质让萨马兰奇不愿意走前任的老路,他决定坚定不移地推广节庆资本主义的精神,加大宣传力度,博取“民意”。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便是萨马兰奇和时任美国奥组委领导人彼得.尤伯罗斯(Peter Ueberroth)的一次大胆尝试。1979年,洛杉矶市通过了一项禁止公共基金成为奥运会开销来源的法案,这使得复制1932年的模式不再可能。然而,尤伯罗斯另辟蹊径,不求让政府全方位负责奥运会调度管理,而是劝说加州政府将权力下放,让当时蓬勃发展的私有企业大量负责组织运作,降低成本,并获取商业投资收入。尤伯罗斯组建了一个由企业家为成员的商业委员会,以分割收入并赚取利益。不仅如此,他还将美国的奥运会转播权独家卖给了ABC(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美国广播公司),并且大肆销售各大体育队和明星的独家冠名权,以获取更多的收入。这种公私合作(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的全新模式不仅广受民众的欢迎,更是给国际奥委会带来了一个好口碑:这场举世瞩目的盛典以2.22亿美元的获利收尾。

(四)“巴塞罗那模式”:奥运节庆资本主义的高潮与隐患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则是萨马兰奇治下最大的一次成功,它开启了奥运会获取收入和利润的 “巴塞罗那模式”——这一模式延续至今。以往的多届奥运会虽然星光闪耀,但其辉煌都如流星一般稍纵即逝,它们给更多城市带来的印象集中在了居高不下的债务上。而这一次,萨马兰奇决定回馈家乡父老。

在运动员们在场上拼搏的同时,巴塞罗那市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鼓励全民运动的规划方案,并且以奥运会的名义开展了城市公共运动区域和健身器材的建设。这一类提升城市形象的社会工程分别针对不同的社区和年龄段展开,立志将观众们在赛场上目睹的景象通过商业资本拉入其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可持续使用的基建工程(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成为了“巴塞罗那模式”的另一重要卖点。为了迎接这场前所未有盛宴,巴塞罗那将原本废弃的火车站和工业基地改造成了体育场馆。另外一项重要工程则是环城公路,它使得原本拥堵的巴塞罗那交通效率提升了15%。

诚然,巴塞罗那模式具备着诱人的实效性,也从许多不同的层面上彻底改变了巴塞罗那这座城市。身披红蓝球衣的巴塞罗那足球队队能够在同一时代形成群星荟萃的号召力,与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宣传成功不无关系。

但是,博伊科夫根据调查统计发现,被奥委会拥护吹捧至今的“巴塞罗那模式”从一开始就不是完美无瑕的。例如建设和修葺体育场馆的价格,就高昂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本来计划用不到1.26亿美元重整的蒙特惠奇体育场(Estadi Olímpic de Montjuïc),对角线大道(Avinguda Diagonal),瓦尔德西布隆(Vall d'Hebron)和马里纳港湾(Marina Bay)实际上花费了360亿美元,而上述全部社会基建工程的总开销更是高达9亿美元。

如此高昂的开销背后,是奥运会主办方一套欺上瞒下的行政体制。这套体制和萨马兰奇对奥运会收益的注重是分不开的——它的动机十分简单:在竞标阶段,申办国往往故意低估成本,得以一方面鼓动公众参与度,一方面提升被选中的可能性。国际奥委会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惩罚那些低估预算的竞标者。于是,主办国的纳税人每一次都要为这些难以自负盈亏的巨型工程承担经济上的代价。

萨马兰奇致力于推广的“公私合作”模式也在看似太平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出现了问题:虽然建设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如四年后亚特兰大奥运会那样的暴力迁徙,但奥运村的建设导致了附近居民区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因奥运会而重建的低收入社区由于租金上升,逐渐被高收入居民占据。打着“奥运健儿居住地”的旗号,原本作为工人阶级居民区的圣马提区的房屋租售价格迅速上升。不仅如此,短短的几年内,巴塞罗那的物价上涨了250%,导致许多无法承担高物价的普通人进一步被边缘化甚至无奈搬离,无缘享受奥运会为这座城市带来的一系列福利。打着“全民工程”旗号的奥运会,却让巴塞罗的房地产商和零售商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五)从雅典到温哥华:奥运节庆资本主义的灾难

2001年,萨马兰奇卸任国际奥组委主席,一代枭雄就此退场。三年之后的雅典奥运会成为了他盲目推动奥运会资本扩张,掩盖奥运会负面社会效应的最后一波高潮,也将国际舆论对奥运会的质疑推上了新的高峰。

那一年的希腊因欧洲杯赛场上奇迹般的碰杯而一早备受世人瞩目。希腊奥组委的时任负责人扬娜·安耶洛普洛斯(Gianna Angelopoulos)曾经心潮澎湃地说:“潜在投资者会发现,希腊有才能,有态度,有基础设施,还有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我们希腊人可以证明,我们可以在全球观众巨大的压力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奥运会之后,我们可以和任何人竞争。”

希腊虽然以古老的文明而享誉全球,但在2004年时才刚加入欧洲共同体23年,并且刚加入欧元区3年。此时的希腊尚未获得以法、德为代表的现代欧洲强国的充分信任,更不具备发达国家的基建条件。仿效巴塞罗那,希腊一头扎进了修复和新建基础设施的无底深渊。有些膨胀的希腊政府并未依赖“公私合作”,而是动用政府开支建设了雅典地铁,修缮了了连接首都的高速公路,并升级了全国电信网络。这些开销耗资约100亿欧元,超出了原本预算的六倍,但面子优先的国际奥组委却“一不小心”没有将这一笔费用计算在预估的竞标价格之中。

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这届奥运会的正常运行,希腊治安部门也武装到了牙齿。且不说雇佣外国军警,关押精神病患等饱受诟病的行为,单单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花费也远超许多人的认知。由于纽约,巴厘岛,马德里等地之前接连爆发严重恐怖袭击,希腊政府把心悬到了嗓子眼,为安保付出了15 亿美元的开销;参加比赛的10500名运动员人均接受着高达14万美元的安保费用。更加糟糕的是,国家安全官员将奥运会视为一个扩大其设备储备的绝佳良机——这场盛会被忽略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雅典街头无处不在的卫星监控探头。

恢弘盛大的雅典奥运会落幕后,安耶洛普洛斯所预想的经济大发展并没有到来。首先袭来的问题就是对耗费巨资建设的体育场馆的处置。由于缺乏体育赛事的举办机会,缺少运作费用,很多场馆变成了规模与实用性完全不成比例的“白象”。在奥运会后的一次采访当中,一名希腊记者说道:“没有人再想提起奥运会。很多人认为这场盛宴建立在一个巨大的,我们要为之买单的谎言之上。2004年的奥运会,就像古希腊一样遥远。”

紧接着袭来的则是希腊的国债危机:2009年,希腊政府的预算赤字已经达到了GDP的15%,而希腊国债的评级因此被降至垃圾级,这险些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此后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次纾困政策和巨额补助并没有让这一局势得到真正缓解:2013年,希腊的失业率达到27.3%,超过了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的最高数字。至今为止,希腊的失业率仍然高达16.5%,位列欧元区第一。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实际上成为了奥运会公众形象的一次重大拐点。虽然此后的2006年都灵冬奥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仍是一片歌舞升平,但是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终于打破了人们对节庆资本主义的忍耐底线。

温哥华冬奥会考验着加拿大是否吸取了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惨痛教训。然而,加拿大又一次失败了:本来计划1.75亿的安保费用最终耗资10亿;安保安排了军警,直升机和1000余个崭新的监控摄像头;提倡“可持续性发展”的开幕式期间,碳排放量是日常的8倍;新建设的高速公路对多种本就濒危的生物产生了更严重的生态威胁。

温哥华冬奥会最丑陋的一幕表现在加拿大政府对待数万被亲切称作“第一民族”的原住民的措施上。与其它行政区情况不同,温哥华所处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多个第一民族部落拒绝签署任何允许白人在其土地上生活居住的条约。在他们看来,这些地方是从殖民时期就被强制掠取的领土,在这里举办任何国际仪式都意味着认同欧洲人历史上对这里的侵略。“窃走的原住民领地上,没有奥运竞赛”成为了场外甚至场内常见的抗议标语。

哈丽叶特.纳哈尼(Harriet Nahanee)就是许多第一民族抗议者之一,她对即将穿越本部落领地的一条专为奥运营建的高速公路极为不满。法院将当时已经71岁的她扔进了条件恶劣的监狱,导致她本就脆弱的健康进一步恶化,引发肺炎去世。

纳哈尼的死震惊了加拿大社会:不久之后,抗议者走上温哥华街头,将奥林匹克五环旗摘下盗走。紧接着,三名蒙面的第一民族抗议者举着纳哈尼生前常日高举的原住民旗帜,向世界宣告,纳哈尼的逝世不会改变他们反对奥运的诉求。


三、节庆资本主义的魔掌:歌舞升平下的不公与支配

节庆资本主义最大的恶就在于以大型庆典的氛围掩盖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对社会变革的追求。对节庆资本主义的抗争绝非易事,轻则被封杀,重则被镇压。博伊科夫在书中分析道,只有类似于温哥华冬奥会期间占领公共区域,直白提出诉求的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才能够引起当地以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让许多弱势群体借助奥运所诉求的目标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讲,人们只有借助恶化生活条件的大型资本仪式才能找到改变生活条件的可能性,这可能是现代社会最令人苦笑的黑色幽默。

事实上,就连那些试图举起手臂,积极抗争的人,也在面临着极度艰难的抉择。从体育界退役之后,“黑人权利致敬”事件的其中一名运动员约翰.卡洛斯成为了呼吁平等权利的社会标杆。他奔走了全国数百个城市举行演讲,讲述自己做出那个人生中最重大决定的原因和诉求。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尽管并非对场外那些对社区的压迫不闻不问,卡洛斯还是违心地做起了这场庆典的官方代言人。在2012年的一场采访中,他回忆道:“这样做可以给国家带来收益,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坏事在于,到底是谁会拿到这些收益。”

时至今日,“更高,更快,更强”的确还能够恰当地形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用它来形容巨型资本集团与不断军事化的地方政府假借盛会名义对民众权利的侵害,比形容在场上为了金牌付出巨大牺牲的那些运动员们似乎更为恰当。国家,竞技与资本之间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利益共同体,相互之间行使着自己本不应当配备的职能。

很多人被韩国球星孙兴慜在里约奥运会足球8强赛中败于洪都拉斯后的痛哭而感动。然而,相比于悲哀自己无法为国家捧得桂冠,韩国队员们更加担心的是强制兵役。所有适龄韩国男性都要服至少24个月的兵役,而这将会对孙兴慜本已大放光芒的职业生涯造成重大打击。兵役唯一的免除条件,就是在国际或者洲际竞技比赛中获得重大奖项。讽刺的是,韩国之所以是26个强制兵役的国家之一,正是拜冷战时期“军工联合体”思想的政治遗产——朝韩对峙问题所赐。韩国运动员的兵役梦魇集中体现了奥运节庆资本主义的吊诡之处:不论是自身的努力拼搏,还是国家情感与荣誉,最终都成为资本遗产的注脚。运动员不论如何突破极限,都难以难以逃离资本的魔掌。

“普通人是否需要奥运会”在节庆资本主义的阴云下已经成为了不存在的命题,因为无论人们需要与否,他们都在可见与不可见的支配下被胁迫着欣赏这一切。不但如此,他们还要承担高居不下的债务,并面临尝到军事化甜头的政府系统对他们权利的进一步侵害。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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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rin, Dave. Welcome to the Terrordome: the Pain, Politics, and Promise of Sports. Haymarket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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