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影评：改革开放士大夫

改革开放士大夫：郭书记其人其事

一

周浩导演的《书记》是一部独特的纪录片。身处江湖之远的草民平时只能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官员们正襟危坐或荒淫腐化的只言片语，对于官场生态只有浮光掠影的标签化想象，因而对他们来说，一部如实展现县委书记日常工作的影片会有极大的新鲜感。与此同时，人们又感到失望，因为主人公并不符合他们对父母官的理想设定。领导的生活原来就是这样应酬不断，无日不在传杯换盏、醉舞狂歌之中，这哪里是我们在教科书中学到的夙兴夜寐伏案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父母官形象？看到种种腐败的场景，人们不禁疑惑：工作生活如此，还敢拍成纪录片，难道不怕出幺蛾子？

本片的拍摄是得到纪录片主角前河南固始县委书记郭永昌的同意，呈现的是其离任前三个月的工作情况。据导演所说，此前找过不少地方官，都被委婉拒绝。后经朋友介绍找到了郭书记。两人一拍即合。郭书记爽快地答应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对大部分官员和百姓来说，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官场要保持神秘，不是因为里面有多么高深，而是其中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导演此前遭遇拒绝可能就是因为官员有此顾虑，那么郭书记接受的底气是什么呢？

郭书记是典型的改革开放干部，不属于因循守旧混日子的太平官。他对那些工作三五年连一条马路都没有修过的官员极其鄙薄，因此郭书记“天天处理具体事儿”，力图在每一个地方留下自己的执政痕迹：在外贸局就盖了几栋家属楼，给职工解决问题；在源汇区就留下开源新区和工业园区；在固始县同样是大力招商引资，他说以前修的都是断头路，现在都由他打通了。因而对于自己执政的表现，他说“不后悔、不遗憾”。毫无疑问，接受拍摄请求是因为相信自己的水平在当时官场的平均水平之上。

影片中的主线索是书记与来自浙江温州、台湾、乌克兰的商人之间的谈判和酬酢。谈判完成之后的宴乐生活看起来相当腐败，多数观众无法认可这种生活。然而正因如此才使影片显得更加真实，主人公的性情更加饱满。片中争议最大或者说神来之笔是导演的录音笔意外录到了书记退还贿赂的音频。没人能够说清这是全部退还，还是部分退还，但可以坐实一点的是官场的贿赂无处不在，没有一处是干净的。兼之一年多之后（2009年），郭书记因收受贿赂、以权谋私而被双规、判刑。观众掌握了这个后续情况，对郭书记自然没有过多的正面评价，反而会更加惊讶他接受拍摄的请求，甚至怀疑是这段音频使他落马的。

事实上，假使承认“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构性问题，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精明能干的改革开放干部无疑要比混日子的保守官僚强。前者尚有政绩拿得出手，后者则是不作为、不生事的官僚主义。既然两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那么后者既没有政绩，也一样腐败，完全可称之为国家的蛀虫，这种腐败是彻底的，不可接受的。因而，在这个生态中，腐败的同时能做出较大贡献无疑就是体制中的佼佼者。

二

郭书记身处体制之中，对此早已洞察秋毫，片中谈到书记的权力，他说：“一个165万人口的县。河南省第一大县的县委书记。管165万人。听上去权力很大。其实不是。受制约因素非常非常多。苦不堪言。”因为“省里面来一个副处长，你县委书记就得像孙子一样去伺候他。你照顾不周到的话肯定会有事。所以我觉得这真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在片尾处，他又吐露道：“所谓县太爷、县太爷，有那个‘爷’的感觉，他妈当再大个厅长，连个“爹”都不是，大哥的感觉，那是。你就举个很小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吧。厅长找处长说事，他再大的权力，不就是从那个办公室喊到这个办公室？对吧。你要在这里，你到下面去看看一个乡镇，警车呀、警察呀什么的都在那里等你。是吧，这个感觉不一样。”

两种说法，一是说权力受限，一是说权力无限。看似矛盾的说法实际一点也不矛盾，这恰恰说明了权力的相对性。厅长找处长体验不到县长视察基层的感觉，但厅长、处长视察基层却能让县长们跪舔，如同郭书记所说的“像孙子一样伺候”。当你要伺候别人的时候，你说这是“体制”问题；当你让别人伺候的时候，你却享受“爷”的感觉。这当然也是体制问题了。郭书记只揭示了其中一半，而他想要别人伺候的心理充分说明了权力的腐蚀作用。这是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并非个人能够左右的。想要保持清白就要学会急流勇退，甚至永远不要去蹚这浑水。因为精明能干的人不能免除这种腐蚀；即使能够改变经济，也无法左右政治。这就是郭书记们的悲哀。

总有人认为把问题推诿给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他们认为只要每个人都洁身自好，努力改变，世界就会变得美好。但错误的前提无法得出满意的结论。在绝对主义的国家里，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因而腐败就容易泛滥。在腐败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不腐败的人反而显得格格不入，既没有外部的监督，自己又没有清晰的认识，命运的漩涡就会把你吞噬，泥沙俱下，汇入心照不宣的大流。郭书记就说过：“我们所理解的人生意义和个人尊严，往往跟成败有关，成者王侯败者寇。都想当老大，都想成为贵族。殊不知老大和贵族不仅仅是权力与荣耀，还是责任和义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取而代之，无论使用手段多么不光彩，只要达成目的就行。谁都知道掌权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所以一旦上台都只讲求权力的快感，而不说该有的责任和义务。所谓“风水轮流转”，就是“谁都捞一把”的同义词。这种困境至今未能摆脱。

出狱之后，郭书记不少文章曾探讨制度问题。他说：

丹尼尔·汉南认为，让英语民族崛起的，不是他们的基因有什么神奇特质，不是因为他们的土地丰沃多产，也不是他们的军事技术优势，而是他们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人类的福祉有赖于这些制度的存在和成功。

然而，人类的发展，也可能有其他路径，比如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这四十年的发展，确确实实趟出了一条欠发达国家弯道超车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发展速度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发展，依然没有离开对英语国家从器物、制度到文化上的学习和模仿。甚至可以说，我们超越英美这些发达国家，要走的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长得多。

魔鬼总是存在于细节之中，上帝也是！尤其是置身在西方国家那些真实的生活中，这种感受更深——每当我在加拿大破败的海边小屋感受恒温恒湿的完备设施，在荒郊野外的临时厕也能用到热水和卫生纸的时候，我就想，中国赶上这样的物质生活，可能要不了多少年。而要拥有加国人民婴儿般灿烂的笑容、洁白的牙齿和挺直的腰身，以及藏在其背后那些坚不可摧的制度保障，不知道还需要多少年。

甚至在最近谈到武汉的文章仍说：

控制信息、防止谣yan传播以免造成社会动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谣yan永远不是止于智者，而是止于制度。智者不可信，制度才可信。如果没有一个健全、透明、通畅的信息传播制度，谣yan永远都控制不住。

对于台湾，他崇尚蒋经国先生，说道：“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制度才是。台湾人不生气了，不是因为科技发达了，而是制度的改变，让他们享受到了现代文明的福音。”

制度不同让陆台企业家的笑容有所区别。“台湾企业家的笑殷实而丰满”：因为“知道他们的财富现世安稳，连总统都休想染指。而我们企业家的笑就像他们的财富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遇到哪个领导稍有不快，柔若无骨的小手那么一捏，顷刻之间就会灰飞烟灭。”大陆企业家的尊容“凉而薄，有一种塑料感，稍微一剐蹭，就露出了赤铜下面黑铁的里子”。资本主义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就不用多说了，社会主义常见的方式就是公私合营，打土豪分田地。

谈到陆台关系则说：“问题的关键是，脱离了宗法社会的逻辑链条，要想儿子像儿子，母亲也得像母亲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对比天天在网上叫嚣的战狼，不知高到哪里去。以上这些话由一个在体制内生活过的人说出来就显得更有可信度和珍贵性。

三

郭书记天资聪颖，高考恢复第二年就以状元的身份考入西南政法大学，作文满分还登上报纸，那年他才十六岁。郭书记虽然出身农村，阶级成分是贫农，但所有亲戚都为黑五类，这本身就意味着他的血统比较高贵。郭父虽出身大户人家，但十六七岁就被父亲配了个富农家的闺女，扫地出门，后来被定性为贫农，因而逃过了各类政治运动的清洗。不过由于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其生活亦是举步维艰，时刻笼罩在“政治不清白”的阴影中。原本英姿飒爽、字、文俱佳、烟酒不沾的父亲逐渐消沉，郭书记说：“在我少年的记忆里，父亲留给我的总是一个背影。昏暗的油灯下，满屋子的烟雾里，父亲独坐床前，灯光把他的身影斑斑驳驳地印在凹凸不平的墙上，沉重的叹息把他身后泪水满面的少年一次一次从恶梦中震醒。”

郭母出身富农，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见识不凡，而且有一门裁缝的好手艺，改革开放之后，靠着这门技术活发家致富，成为第一批万元户，是当时镇上的首富。一手拉扯大五个孩子，恢复高考后，全部都考上大学。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郭母没什么文化只是没有正常接受教育的结果，她常对孩子们说：要是把供养你们上大学的钱拿来自己用，我可能早就是科学家了。七十岁那年，郭母才开始识字写字，而且看《今日说法》还要写一篇评论。据郭书记所说，这些评论现在堆起来，比她的个子还高。这颇能说明郭母是被时势和命运耽误的。可以想见，如果年轻时接受正常教育，她的水平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正因如此，她才有能力和决心让孩子都成为大学生。郭书记的散文对家庭着墨甚多，尤以回忆母亲见长，可以说母亲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说：“我娘是一个优秀的裁缝，她的伟大事迹几乎可以写一部大书。”

一般来讲，在父亲缺位的家庭中，母教显得异常重要。但是通读郭书记的散文，郭父并没有缺位，而是扮演“不怒自威”的角色，对于孩子的教育也尽到应有的责任。譬如郭书记大学期间的家信来往，郭父灌输的做人道理，虽然说教在当时不一定听得下去，但因为字写得龙飞凤舞，所以备受郭书记珍视。事实上，郭书记养成写字撰文的习惯肯定深受父亲的影响。纪录片有临行题字的桥段，书法的水平要比退休老干部高了几个档次，更不用说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值得一提的是，郭书记的夫人是一名作家，曾经获得“鲁迅文学奖”。这应该也算一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

四

郭书记赶上改革开放的春风，享受过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心里一百个不愿意有一天会倒退到改革开放前的格局。他推崇邓小平，说：“邓小平也像蒋经国一样悟出了‘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的道理，从而抽身而退，完成了共产党内制度化的权力和平交接。”谁都知道现在发生了一些可能破坏这种局面的事情，这批改开干部当然会有一种危机感：局面是否会被打破、成果是否会不翼而飞。谁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他推崇唐代与与他的改革开放情结有很大关系。虽然宋代读书人的地位高、活得有尊严，但唐代是个开放的朝代、唐人更加自信雍容。如他所述：“唐朝虽然有杀戮，也有宫廷阴谋，但它是一个开放的王朝。那种天马行空的气度和万邦来朝的胸襟是宋朝所没有的。宋人有小惬意，有小确幸，对着一朵花、一把折扇都能意淫半天。但它没有唐人的自信和雍容，也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刚健。”杀戮、宫廷阴谋、开放这些因素放在一起，不禁让我们浮想联翩，马上就有许多对号入座。是的，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火车的轨辙已经变了，我们都不知将要被带到哪里去了。

与其说郭书记是一名干部，不如说他是一名士大夫。唐人之中，他不喜欢李杜，而推重小李杜。在他看来，李白格外装逼，杜甫太过寒酸。只有李商隐和杜牧才符合他的脾胃。事实上，郭书记对杜牧的崇尚可以用来解释他本人的性格和追求。杜牧“闲情逸致，一世风流”，郭书记说，“我觉得他是活得最快活的唐朝诗人。不管是当纪委书记兼巡视组长还是当市长，人家都改不了‘美容姿，好歌舞’的嗜好，天天晚上在青楼依翠偎红。后人骂他‘迷恋酒色，别无长处’，估计他也不介意，毕竟他的风流韵事都被自己写在诗里作为呈堂证供，既不怕伟大领袖万岁爷知道，也不怕子孙后代瞅见，决不能负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段话简直就是郭书记爽快答应拍摄纪录片请求的自我表露。不怕别人知道，不怕别人看见，既要把风流韵事写在诗里，也要让它呈现在影视音频中。纪录片中的场景，如宴会上的自我陶醉、KTV里的放浪形骸，如今看来无不有杜牧之风。称他为“当世杜牧”也不为过。杜牧“那时候他在池州当市长，诗人张祜来访，他硬是扔下那些劳什子公务，‘与客携壶上翠微’，酒足饭饱之后，回时还不忘‘菊花须插满头归’。”郭书记认为唐人能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充满诗意，是因他们有一个需要自由拱卫的共同的精神家园。郭书记也用自己的自由拱卫了这个精神家园，延续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

2020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