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晓慧

图片编辑,自由撰稿人,独立记者 Ins@xiaohuiphoto xiaohuiwucn@gmail.com 豆瓣@九三之夏

北京地摊人间:摇摆的生活

2020年6月4日,北京,一位水果店老板准备出摊。

6月,北京的一个夏夜,已经是晚上9点,气温还徘徊在30度附近。穿着白色T恤的高中男生窘迫地低下头,喃喃自语着,“没有钱,又很闲,不知道做什么能赚钱”。

五分钟前,我们经过的地方,一个摆摊的男生和包围他的20多名城管发生了争执,推搡中,男生大声喊,“你就说我是不是第一次”。很快,两名城管把一箱东西抬进了执法车,随后又被另外几名城管抬下了车。围观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报警报警”。

高中男生的西瓜摊在几十米外,卖五块钱一大盒。他家的水果店在胡同里,因为社区封闭管理的原因,这几个月的生意不太好。我走过去的时候,床单已经盖在装有十几个西瓜的三轮车上。城管没有朝这边走来,但他还是有点不放心,留两个同学帮忙看摊,跟着我一起朝执法车离开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个刚刚恢复开放的热门景区,游客来来往往的路边,刚才那个带着两个女儿卖吹泡泡机的年轻妈妈不见了,穿着长袖汉服卖头饰的女生也不知踪影,只有卖鲜榨果汁的两个男生还抱着泡沫塑料箱,蹲在一排电动车和共享单车的间隙观望。

“不是说可以摆摊吗?”“城管不是八点半就下班了吗?” 天气依然燥热,高中生有很多疑问。

我们走了一圈,看到几名城管靠墙坐着聊天。执法车上多了一些东西,驶去不知道的地方。这时,男生的两个同学来找他,他们三个靠在河边的栏杆上,一边不熟练地抽着烟一边观察着周围。

前段时间,网上开始流传北京摆摊地图的时候,我有种不详的预感。如果你善于观察周遭的世界,天桥上,地铁口,你就会知道这不是一份地图“攻略”,上面列出的地方是常年有人摆摊的地方,也是某种程度上长期达成一种平衡的地方,某个时期整治,而在某个固定的时间段,摆摊的人和城管双方相安无事。

看着这份列了100多个地点的“名单”,眼花缭乱,不知道去哪个好。我想起一个月前偶然经过的一处地摊点,没在上面,于是决定去那里看看。

那是在一条河的岸边。在那里,我曾经遇到一个尝试卖给我刻着虎门大桥盘子的大爷,说“就是晃动那个,多有纪念意义”,还遇到一个给我讲人生经历的老人,分别时讲起“后人肯定不会像我们这样温和地评价”某段历史,还有热心人士给我指路某个在网上搜不到的地摊点,“在某某桥下,你三点去,打着手电筒。”

当我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原先热闹的场景却不在了。这是晚上七点,一辆城管执法车停在路的一边,路的另外一头,也有几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走来走去。直到晚上8点,才断断续续有人出摊。

我遇到一位已经摆摊七年的环卫工人,他说从新闻联播上看到总理的讲话,言语间充满乐观,笑得很开心,但还是谨慎地拒绝了拍摄;还遇到一位来北京打工30多年的大妈,她坐在小马扎上,倚靠着河边的防护栏,摊位上是一些杂七杂八的物件,在有人用20块钱买走一尊捡来的仿制佛像后,感叹“要是天天这样就发财了”。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因为腿脚不方便找不到工作,儿子今年大专毕业,也没有找到工作。

那几天,对于地摊经济的讨论正火热,一位摊主说,“怕什么,电视上总理都说了”。“一个月能有1000不错了”,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大爷说。

我正想加入这些对话,一位工人见我拿着相机,走过来说,“你来采访我吧。”

他拿出手机给我看照片和视频,很快七八个人围了上来。画面上,他们拉着“还我血汗钱”的横幅,旁边是一个楼盘的广告,上面写着“给你一次撬动京城的机会,如何?”。他告诉我,过完年回到北京才刚在工地干了一个月。

我加了其中两个工人的微信,知道自己可能什么也做不了,但还是很没有底气地说,如果第二天还没有拿到可以联系我。他们的微信名一个叫“发财”,一个叫“永远平安”。第二天我问其中一个人,欠薪有没有讨回来。他没有回复我,给我半个月前的朋友圈点了赞。

另外一个工人,他给我发了一些视频,我给他发了一些链接,建议他按照上面的方式去某个部门看看,他回复说现在就在那里,钱还没有拿到。后来我把他们的联系方式转给了两个说想要关注的记者,也不知道最后怎么样了。

那天晚上,要离开的时候已经快10点,一个瘦高的年轻男生走到一个卖鞋的摊位前,小声嘱托了几句。他没有穿城管制服,走之后,几个摊主聚在一起聊天,“这个小伙子人真是不错”。

第二天晚上,我去了几个月后重新开放的大柳树周五夜市,这里比想象中还要热闹,可能因为看过很多报道,没有特别多感到意外的场景。印象最深的,是那天晚上的月亮,摊位旁的火车笛声,以及11同学买的几张七八十年代的黑白照片:广场上的男女,夜幕下站在圆明园大水法前的背影,和雪后的一片树林。

从大柳树回家的路上,我还是在想那个桥下的摊点,“晚上11点就有人去占位置了”,环卫工人大爷说,“你三四点天亮前去就行,那时候人多”。

凌晨三点半,我从家里出发。骑车十分钟,到了二环边上某个桥下。转了很久,一个人都没有,好不容易有一点灯光和声音,走近一看是在夜间工作的道路施工队。那个“特别热闹”的场景在哪里呢?

凌晨4点,天空开始一点点泛出白光,拐了个弯以后,在一条长几百米的街上,忽然出现上百个摊位,在仍漆黑的夜色里,在即将天明的破晓时分。

一辆使馆的车停在路边,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几层的置物架也塞了进去。交谈得知,他们来自某不发达国家。使馆大哥用不熟练的汉语把一个很大的凉席从10块讲价到5块。临走前,有摊主又拿来几双凉鞋问他们是否需要。

一个留着长长黑胡子的老人站在一旁,说过去也有使馆的人在这儿摆摊。

凌晨5点,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卖出一把吉他后开始和路人闲聊,他说自己这么大岁数了,不好意思学,不过还是接着问,“是不是学会几个和弦我就能唱歌了。”“噢,原来是伴奏的啊,我说我怎么单个音单个音不好听。”

在摊位上,很多都是一两块的东西,好看的铁盒子,三块钱的衬衫,五块钱的复读机。一个老人在高架桥下河边的护栏前,左右手各拿起一件旧西服,喊着“一块钱一件一块钱一件”。很多环卫工人、道路养护工人和推着自行车的老人来逛,这里不像大柳树,没有人拍照,没有人直播,也几乎没有见到年轻人。

还有一位家住后海的苏大爷,给我展示他收藏的清朝的帽子和民国的盘子,不过他的这些东西路人好像只看不买,在我和他交谈的一段时间里,只卖出了一点葡萄干。

5点半,6点,6点半,三拨人来到这里,留着白胡子的老人以及穿着城市管理制服的人们,“收了收了”,“收了收了”。

穿行于这些对话和摊位之间,再次感到一种不真切的感觉。

我走到桥上,看下面来来往往的人群,清晨的阳光打过来,提着鸟笼的人们打着招呼,穿着蓝布衫的老人准备收摊,推着已经生锈的自行车,车筐里塞满了衣服,后座上用床单包裹着一堆东西,和小马扎绑在一起。

困意让我感到一阵恍惚。等到天完全亮,人们渐渐散去,道路恢复出原本的样貌,我才慢慢意识到这是我常常经过的一条路,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公里多。

前段时间,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了最早去的那个地摊点。直到晚上八点,城管还守在过去常常有人出摊的路口。远处高高的写字楼亮起灯光,这一片河边的地方,几个小摊摊位上散出微弱的光。

这里像广州的城中村,也像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里的一些场景。各种闪着红绿灯的招牌,写着“冷气开放”的美发店,河岸两边的人们来来往往,昏黄的灯光,还有静静流淌的河流。

这条河的上游,也是我常常经过的地方,最近一年都搭了围挡施工,规划里说,要打造成“国际知名的景观河流”,成为“朝阳区对外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还要建命运共同体广场。

我这次来是要想补一些照片,还有寻找一位摆摊的藏族阿姨,她去年11月回到青海,最近才刚返回北京。去年在798见过她的同乡,几个说起万玛才旦都很开心的藏族人。她说她们住在一起。出门时看到桌上的电影《塔洛》书签,我就带在了身上,不过这次她没有来。

我在路边找了一家串串店,准备等等看。老板娘在回忆她如何从98年刚来北京时一句普通话听不懂到现在,光着膀子的工人们大汗淋漓,聊着吃完以后回去上夜班的事。

在氤氲的热气中,在人们放松的交谈间,忽然想起,有一天上午11点,我骑车经过那条凌晨满满摊位的街道,太阳明晃晃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又想起,胡锡进发的一条微博里说,“今天我们的视野很广,能够看透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我觉得,我生活的地方,方圆一两公里的世界都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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