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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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咽气时，是下午六点多。正吃饭，接到妈妈电话：你爸不行了，医生在抢救。心想不可能吧，上午我还陪他做了检查，中午又送了他在另一个医院的病历给吃不准的医生参考。晚高峰，赶到已是四十分钟以后。一位白大褂站在床边象征性给爸爸做着胸外按压，手臂与胸部呈60°，按压频率每分钟140次，按压深度还不到0.5cm。我说我会，我来吧，她让出位置。我双膝跪上床沿，开始按压。一个护士提示了几句要领，发现我够熟练，就没说了。但我也是象征性的，虽然动作标准，虽然心里默祷奇迹发生，200下之后，我也放弃了。那天是2022年3月2日。

爸爸没有听过我写的歌，也没读过我写的任何东西。他听邓丽君，不是为我，但我喜欢听。他读《野草》，又定期搬回单位图书室一堆《新华月报》、《文汇读书月刊》、《收获》、《十月》、《电影文学》等，不是为我，但我也偷偷看。晚上，关着门，用作业本遮着。他读卡夫卡（很奇怪他怎么会读这个），我也偷偷读。《变形记》把我惊到了，怎么也想不通人怎么成了昆虫。初一时，他送我一把口琴，向我示范吹吸、吹吸。我很快吹出《我爱北京天安门》，却只想炫耀给邻居小伙伴，而不是向他汇报。初中，由于个子小被同学欺负（现在有专业词汇叫霸凌），我没有告诉他，但从此不喜欢上学。

写《我的安乐死》(以下简称《安乐死》)这首歌，起因于对某起农村老人自杀事件的想象。朋友当年问是不是弑父者心虚地在为自己辩解——瞧，是我爸默许的，是他拱手让权。那么儿子是代表地下文化势力、父亲代表盘踞高位的官方权力吗？或者说，儿子并没有下手，一切都是父亲的想象？确实，天下哪里会有这样的儿子和父亲。

歌走的是Grunge风格，那时觉得科本太酷了，想学他的简单直接，就设计了四个音符去组合反复，和弦则用了五个。

那年，来自澳洲的约翰长老来教会做讲座，以薛华的《前车可鉴》为基础，给我们讲如何欣赏艺术，顺便分享了他的家庭。他跟妻子结婚时决定不买电视，全家也从不看电影。但家里装饰得很漂亮，很有吸引力。室内200平，室外900平。七个孩子，常常一起听巴赫、莫扎特，因为它们叫人平静，而不像糟糕的音乐，只有批评和发泄。我不服气地问：很多文学和音乐作品都会让我们感到深深的共鸣，因为它们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困境，我们不应该去吸收吗？长老回答：可是，他们给了你什么答案？

在凌凌和我成长的时代还没有网络公知，只有先知般的诗人和歌者。崔健当然是先知，罗大佑也是。前者的节奏和后者的旋律满载着先知般的呓语，那个时代如果没有他们，会逊色一大截。就像我曾坚信我的高中同学如果没有如我一样在那期《青年文学》上读到王朔的《橡皮人》，就必然没我的精彩一样。但每个人还是可以有自己的时光宝盒，他是自己的先知，是自己秘密仓库的保管员。那里面有一些字句，几段旋律，一张画或合影，一个远方寄来的海螺，等等。它们是秘而不宣的，也许只属于自己，或只属于几个人，但足以陪他度过某些艰难的夜晚。它们无意也没有机会进入公共领域，去影响和陪伴更多人，但至少，它们陪伴过我。《安乐死》，就像我个人记忆仓库里的一粒种子，还活着，但早已不期盼适宜的土地。但既然凌凌想唱它，我感谢他的厚爱，那就唱呗。

我是怎么写起歌来的？1993年，我被几个哥们拉进乐队，开始在舞厅、后来在歌厅弹起了贝斯。于是渐渐地，不再去某国企上班，就这么离职了。彼时，法国人诺查丹马斯关于地球毁灭的预言甚嚣尘上，满地摊都是他的书。所以呢？反正地球都要毁灭了，且折腾吧。

作乐手，可算把我从无所事事上班混日子中解救了出来。生意再不济的歌厅，点歌费的分成也比单位的死工资高多了。有了钱，才可以换设备、买好琴。灯光闪烁，歌声靡靡，尤其遇到好的歌手，又唱起自己喜欢的歌，比如苏芮的歌，音符在手中流淌，时光便如舞池一般迷离而美妙。但我始终没法融入这种生活。我知道这是一份工作，除了昼伏夜出，跟别的工作并没有什么不同。身为乐手，排演哪首歌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歌手和客人说了算。所以，一晚上奏上五遍《无言的结局》也很正常，只要有老板愿意为此一掷千金，只要醉醺醺的他们想要上来与漂亮的女歌手同台高歌。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当我遇见凌凌他们，会顿感相见恨晚。其实很早我就在省电视台某档节目里看过凌凌唱他自己的作品，旋律不落俗套，台风潇洒自然。在认识他之前，更久闻这位圈内著名老好人，常年敞开家门，接待各路好汉的轶事。后来本地大小摇滚演出更是凌凌从策划到执行一手包办，连装载设备的中巴都是他付的钱，可谓不遗余力。认识他以后，我也迅速成为被接待的那一个。不记得在他家吃过多少次饭，哪怕家常小菜，被他一鼓捣，吃着就是香。虽然我们喜欢的音乐路数并不相似，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甘于只在歌舞厅赚钱谋生，都想表达自己，创作自己的歌。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当年南昌的摇滚罗汉们，也许动机并不一样。记得M（那时他才华横溢，英俊傲气）有一天在文教路的夜宵摊挥斥方遒——“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跪在我的面前！”这让我不禁自问，我也是这样的目标吗？如果不是，那我是为什么呢？作品乃作者对世界的看法和情绪，但这就够了吗？它对人类有何贡献？有何益处？如果没有，为何要写它唱它？有人说创作就像长疖子，一个疖子对世界有何益处或启示？不过表示身体某个地方发炎罢了。我也写过几首歌，也曾把它们录成粗糙的小样到处送人，渴望获得认同。

记得在一场小型演出上，也是唱《安乐死》。由于排练仓促，吉他手按错了和弦，且一直没有意识到。他的动作依然潇洒，观众依然兴奋地跟着鼓点拍掌，但我已经唱不下去，演唱草草结束。没有人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这让我反思，既然我并不追求音乐的优美，又怎能要求观众带上挑剔的耳朵。每个人来到现场索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此刻他们只需身体的互相靠近，然后一起律动。某著名吉他手说他总是不记得主唱在唱些什么，最多记得副歌里反复的那几句歌词。不可理喻吗？这就像演员只管哭笑却不问为什么。你想告诉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但人们可能并不关心。也许这就是现实，但一定不是我想要的认同。

1997年五四青年节，在深圳香蜜湖的一场演出上，麦田守望者唱完了，许巍唱完了，朴树唱完了，尹吾唱完了——他跟台下几千人互动最热烈，掌声也最多一一这时天降大雨，让还在等候上台的一群人包括从南昌赶来的我们抱头鼠窜。现在来看，对我来说，那真是一场及时雨，一举浇灭了我的摇滚春梦。看过厉害的，才懂得差距。就算与我身边气势夺人的几位同道比——我怒不起来，也吼不出来，苦不大、仇不深怎么摇滚？我还是早点滚好。

深圳那次演出，凌凌没去。但没过多久——该谁的还是谁的——他就在广州的某个演出中大放异彩，从此——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记得曾跟人聊起，凌凌好像冒险家，凭着豪赌一把的个性浪迹天涯，周游世界。确实，曾经的凌凌，就是个真正的赌徒。

是什么让他不停地写歌？也许是他的责任感——他执拗地要代表他这一代人，以他个人的视角，发表对社会和人世的观点。他要讲述他压抑而躁动的青春，他曲折走过的每一段旅程。

我偏爱他歌中的激越，胜过喜欢他的低回（但《佩琦》我特别喜欢）。我喜欢他的抒情，也许是因为我跟他同属一个年代，所以能识别这时代密码里的理想和浪漫。抒情怎能没有高音，没有嘶吼，没有爆发。随便一首情歌，被他现场演绎一番，总有他特别的情愫。记得有一次去玛格丽特酒吧，台上，一颗光头赫然沉浮于二氧化碳烟雾中，唱着——太委屈，啊——，瞬间被他感动。

为什么凌凌长于抒情？也许是因为他是江湖儿女。江湖儿女讲的是江湖情义。这义是侠义的义，这是凌凌的特质，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而侠义必须与柔情相抵，人生才不至于失衡。所以，凌凌并不是纯江湖，而是集江湖气与文艺范于一身。他虽然擅长抒情，但又极其节制，这有点像饥饿营销——想听我副歌处的高音反复？对不起，我只唱一遍，要听就听我下一首。

初听他唱的《在鹿港小镇看眼泪 》，是2020年，那时的武汉浸透了悲情。如果把歌词里的鹿港小镇改成武汉三镇，把太平洋改成长江，简直就是一首唱给武汉的哀歌。那些日子，在车里总是一边听，一边跟着他吼，感觉畅快淋漓。

35岁那年——那时我早已离开乐队圈子，去了一个广告公司——巧遇一位做歌厅时的老友，她在某歌舞团任编舞。我们正叙着旧，她玩笑般问我：买了车买了房不？这，我一时沉吟。彼时我骑个摩托，住房很小。真是醍醐灌顶，我的青春期大概是因这句话戛然而止。

但凌凌开启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从本世纪初他远走欧洲开始，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成了一个独特的存在。一晃多年过去，就在我们快要把他忘记的时候，他又历经艰难地回来了。并从此频繁出入国境，特别老而弥坚。他遍邀新老朋友去到他的幽闭空间——私家录音棚，参与他的作品，或献声，或献艺，哪怕报个姓名或爆个粗口。几年不到已出三张专辑。同时，他又娴熟地打理各种社交媒体，先后有博客、微博、朋友圈、视频号等——他怪叫着用剪刀刺向轮胎的身影很像唐吉珂德冲向风车，给人震撼，叫人刺激。而最叫人震撼的是，他竟然结了婚，婚礼上，一众老兄弟轮番上阵演奏、献唱，就像一个圈里老人大趴踢，只有他有这样的号召力。没多久，他活泼可爱的女儿南南也出生了，疫情以来，更高频出现在他健身和练功的视频里。凌凌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告诉我们、提醒我们：look！我光头活得怎么样？

所以当去年，凌凌说想唱《安乐死》，我必须积极响应。为什么是这首？迄今不明。二十多年前，写《安乐死》这批歌的同时，其实曾专门以他向我约歌为题写过一首《凤凰》。歌词是：有一次凌凌要我为他写篇歌词，歌名叫凤凰，他说你文字还行，帮我写一篇。我翻了翻辞海，又想了想郭沫若，都没什么意思，一只假想的鸟，一个“能指”而已。你看这只凤凰，它怎么了？如此平淡无奇，凌凌肯定不会给它谱曲。于是我只好拿回来，自己试着唱起来，凤凰凤凰凤凰凤凰。

录有《安乐死》的小样带，早就不知所踪。为他量身定制的《凤凰》，我自己都打了退堂鼓。怎么办？只好凭记忆录了个音频。可想想怕不准确，就加了李皖老师的微信——前年疫情困在家时，翻到二十多年前他写给我的信，洋洋洒洒六张纸，字很秀气，再读竟比当年更多共鸣。我问他是否还留着那个小样，没想到还真有。更叫人称奇的是他还有能听能用的双卡录音机，没多久就翻录了寄来。赶紧核对，大抵没错。又按凌凌建议，对几处稍作改动。

时隔多年再听自己的小样，一共十多首歌，不由感慨——这个年轻人当年得压抑成什么样才这么写歌，当我在《我们不能拥有天空》里唱着“我们发明了灵魂，以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是我给出的答案吗？当我在《此刻》里唱着“老是什么？死的象征，通向死亡的绿灯”，是我给出的答案吗？按约翰长老的说法，统统都没有提供答案。

齐泽克在一篇评论新冠疫情的文章里说：对彻底的灾难和我们文明的终结的迷恋使我们成为病态地享受正常状态解体过程的旁观者。也许，《安乐死》就试图描述了这样一个旁观者。但说是说旁观，谁又能置身事外呢？说到底，还是一种自毁甚至同归于尽的心态。为什么？因为二十多岁时的我认为人生很讨厌，它只有忧患，却没有安乐。

所以，从这角度看，《安乐死》想说的是，既然人类总是未经本人允许地生于忧患（崔健怎么说的来着一一就像姑娘生下我们，我们没有说愿意），那么能否允许我安乐死呢？哪怕被儿子掐死这种。与高大上的瑞士安乐死胶囊比，它们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前两天看新闻说加拿大政府推行穷人可以在政府的帮助下免费施行安乐死，只要该穷人“感到太穷而无法继续有尊严地活着”。

这世界变化快吗？环球正同此凉热。

假如，我那从不看电影不听摇滚的约翰长老读到这里，会不会严肃地看向我，因为他一定不会苟同。好吧，这是我在那个时代的坚持，也许不无荒诞。但我真的需要对生死认识到这个程度——才能明白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然后，走向爱和真理。

让人更深更真地看见处境，算不算贡献？这是对时代的回应，对这个急剧改变的世界的质疑。没有答案？但也许可以促人反思，并寻找答案，这就是它的价值，也算现在的我为那时的我的辩护。但约翰长老会怎么回应？他会说难道不是只有找到爱和真理的的源头，才是唯一的答案？才能修复一切破裂和畸形的关系？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确实，他是对的。

不记得哪一年，凌凌从台湾还是泰国回来，匆匆见了一面。他送我一个十字架钥匙扣，说：“好好信你的，可以可以。”临近春节，暮色四合的场景让我想起鲁迅《祝福》那不无悲戚的结尾。是的，谁又能获得谁的祝福呢？如今我已很难同意这歌中的死亡会有一丝一毫的安乐。也许，这首绝望的《安乐死》不但应该翻篇，而且应该翻新，改为父亲对儿子的呼救和期许一一“来吧，乖孩子，快点用手按在我的胸口，不管你能否把我救活，愿你我相会在天上的国。”

我的安乐死 （1996）

My Euthanasia

突然 你走了进来

坐在我的身旁

嘴里念着爸爸原谅我

并开始抚摸我的脸庞

来吧 傻孩子

我正求之不得

我病成这样已毫无用场

快点用手 按在我的颈上

我断气了 眼帘也被你用手合上

再过三个半小时天就会亮

喂 二哥吗？爸爸走了 刚刚

电话中你报丧的声音多么悲伤

孩子们 再见 你们将

为我更衣 天就要大亮

谢谢你 老五 我看到

最后一刻你脸上的泪光

结局就算荒唐一切都很平常

我将被焚烧管它灵魂去何方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下场

寿终正寝儿孙还满堂

孩子们再见你们将为我更衣

孩子们再见天就要大亮

孩子们再见孩子们再见

孩子们再见孩子们再也不见

『翻唱此曲以缅怀南昌摇滚炽热的九零年代——凌凌』

词曲/于都

编曲/凌凌

背景音效采样自1997年南昌大学礼堂live演出《我的安乐死》录像，乐手为：主唱、电吉他于都，电吉他Punk God，贝斯张勇，鼓手万谦，行为艺术表演李文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