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員的抗議自由 由在美被壓制到吹到中國？

（本文另一版本原刊於2020年7月24日香港《明報》）

在「黑人的生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單膝下跪已在不同國家成為了反種族壓迫的重要符號。為這姿勢賦予此意義的關鍵人物，就是Colin Kaepernick。2014年，美國兩宗黑人死於警暴的悲劇發生後，已曾激起不少運動員表態聲援BLM運動。例如勒邦占士等NBA球星就曾穿起印上「I can’t breathe」（我不能呼吸）字樣的上衣在賽前熱身。這樣的行動沒有引起多少爭議。

但到2016年，當效力美式足球NFL三藩市淘金者（San Francisco 49ers）的Colin Kaepernick決定拒在賽前為國歌起立，就引起各方激辯。Colin Kaepernick認為，美國既然充滿種族壓迫，他有理由不向代表美國的國旗起立致敬。保守派一方以Colin Kaepernick的行為不尊重美國軍人而群起攻之。有球迷焚燒他的球衣洩憤。特朗普斥他是婊子的兒子，又指那些不愛國的運動員理應離開美國。另一邊廂，進步派指美國軍人的犧牲，就是為了捍衛美國國民的表達意見自由。初時Colin Kaepernick是在奏起國歌時坐下不動。後來他決定改以單膝下跪的姿態面對美國國歌。曾和Colin Kaepernick一起單膝下跪的隊友Eric Reid指出，下跪代表著尊敬，就像下半旗向悲劇致哀一樣。

身為風波的主角，Colin Kaepernick在賽季後未有與三藩市淘金者隊續約。至今，仍然沒有任何一支職業美式足球隊向他開出聘書。Colin Kaepernick無疑不是最頂尖的球員，但不少球評家都認為，他的實力理應能在NFL佔一席之地。換言之，他的職業球員生涯在2017年戛然而止，是因其政治立場，是與他的實力無關。後來他為此對NFL發起訴訟，案件在去年初以雙方庭外和解收場。

現時Colin Kaepernick已三十二歲。他可能永遠無法再在職業競技場上亮相。但他單膝下跪的表態行動卻啟發了不少進步派運動員。其中美國女足主力Megan Rapinoe曾在2016年對泰國的友誼賽賽前單膝下跪。如果NFL的儀式向來帶有軍國主義色彩，美國女足則和美國職業女籃WNBA一樣，算是進步派的旗幟之一。Megan Rapinoe的行動沒有引發球迷倒戈。不過，美國足協就因此在翌年訂下規例，要球員在國歌響起時肅立。

Colin Kaepernick被封殺、美國足協的新規定，可見反種族壓迫的聲音是如何被有權一方壓制著。再加上特朗普於2016年底當選總統，大西洋彼岸的英國的脫歐公投又過關，保守民族主義在這兩個西方大國似乎愈來愈主流。但2014年起的BLM風潮和Colin Kaepernick的行動，卻也改變了不少人的意識。這種意識的轉變甚至被視為商機。兩年前，耐克（Nike）推出了以Colin Kaepernick為代言人的廣告。到去年，該公司原本打算在美國國慶日推出印有十八世紀末美國國旗的運動鞋。但據說因為Colin Kaepernick提出該旗幟可能會讓人聯想到奴隸制時代後，耐克決定將該鞋款下架。耐克的決定當然觸怒保守派。例如香港一些「深黃」民眾較熟悉的參選員Ted Cruz就在球鞋事後聲言以後不會再買耐克產品。但耐克這樣的大企業總不會與利潤作對。其如意算盤應是，靠Colin Kaepernick的形象能帶來的銷量增長，應會比因為品牌向進步派靠攏而失去的營業額更多。

2020年新一輪BLM運動爆發後，耐克之前的決定可謂獨具慧眼。今年五月底月非裔美國人George Floyd慘死於警暴後，主流輿論在民眾怒潮下有有速轉向的跡象。Colin Kaepernick長期失業，或反映了當時在主流眼中，保衛美國愛國主義的象徵比起反種族壓迫更正當。短短三數年後，主流輿論則似倒向了BLM的一邊。NFL總裁Roger Goodell在六月中申明NFL認同BLM。NFL球隊華盛頓向來以Redskins為名。原住民社群認為該名稱有冒犯性質，長年累月要求球隊改名。他們的訴求終在今輪的BLM浪潮下成功，球隊宣布棄用Redskins一名和相關的符號。更令人驚訝的發展在賽車界的NASCAR發生。在北美芸芸職業運動中，大概沒有任何一項運動像NASCAR一樣與美國南部的保守主義有更深刻的聯繫。南北戰爭期間的邦聯旗是NASCAR賽場常見的旗幟。年初特朗普才到NASCAR賽場任主禮嘉賓。當NASCAR早前宣布禁止邦聯旗幟再在賽場上出現時，就仿佛是保守陣營在文化戰爭中丟失一個重要陣地一樣。在這樣的氣氛下，美國足協撤回要求球員對國歌肅立的規定，甚至連特朗普都要說希望Colin Kaepernick能在NFL復出的客套話。

在美國，反種族壓迫是否真的奪去了愛國主義的輿論高地，尚要等待總統選舉結果來驗證。但今次美國BLM運動另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是促使反種族歧視在其他西方國家的「去政治化」。我用上「去政治化」這組詞，是因為英超行政總裁Richard Masters早前的一番說話。西方國家的職業運動復賽後，讓運動員在場上以不同形式向歧視說不，成為了各賽會都接納的事情。這樣的做法，顯然與各賽會向來強調運動不應被政治化的原則相違背。Richard Masters被英國國會議員質疑為何只讓球員聲援BLM運動，卻不讓球員針對其他政治議題在場上發聲時，就提出了以下的辯解：反歧視是道德議題（moral cause），不是政治議題。這說法當然有它可笑的地方。難道道德議題就不是政治議題？但Richard Masters這說辭的巧妙之處，就是他變相將那些他認為有爭議的議題列為政治議題。換言之，那些主流輿論能廣泛接受的訊息，就是所謂「非政治」的道德訊息。所以，容許在球衣上印上「Black Lives Matter」三字，又讓球員賽前單膝下跪，就不算是將政治帶進英超賽場上。

由於疫情令到大量國際運動賽事停擺，所以BLM在體育界的影響，暫時主要只在西方國家所舉行的賽事上見到。如果東京奧運真的能在一年後上演，國際奧委會其中一個要先處理的問題，就是運動員在頒獎台上抗議的議題。國際奧委會今年一月通過規定，明文禁止運動員在頒獎台上抗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回應去年泛美運動會上兩名美國運動員的行動。去年的泛美運動員在秘魯利馬舉行，美國劍擊選手Race Imboden和Gwen Berr分別在頒獎台上單膝下跪和舉起拳頭。兩人因此被美國奧委會判罰，但緩刑一年。

不過，聲援BLM運動在今天已是西方體育界的「共識」。連向來傾向明哲保身不介入政治的網球天王費達拿（Roger Federer）都已為此發聲。而且國際奧委會在年初就疫情的回應顯然反應過慢。到各國運動員發聲後，國際奧委會始決定將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這事也壯大了運動員在體壇內的影響力。成員主要來自西方國家的「全球運動員」組織（Global Athlete）已要求國際奧委會廢除禁止運動員在頒獎台上表達政見的規定。

既有運動員要求修例，又要顧慮贊助商在西方主要市場的形象，國際奧委會正在面對頗大的修例壓力。但國際奧委會旗下的賽事，卻不一定在西方國家或者民主國家舉行。假使國際奧委會容許運動員在頒獎台有表達意見自由，明年如有南韓運動員在台上捍衛獨島（日稱竹島）主權或為慰安婦申冤，東道主東京又會尷尬非常。而當2022年冬季奧運會來到北京和張家口之時，不論台上的運動員要表達哪種政見，都必然會出以下問題：抗議自由是否只有頒獎台上的運動員才有，而十多億中國人民不配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