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在臉書和油管管理"運動公社"。

是但幾句:恐懼

(编辑过)
恐懼感可以令我們不會盲目服從政權。但它也同時可以生產一些負面的東西。我不知道當權者是否樂見有人因恐懼而移民,但因為恐懼而過分地自我審查,政權連鎮壓的成本也省回了。

日前讀了香港01的一篇馬嶽專訪。文中的最後一段是這樣的:


馬嶽隨即笑言:「會回來的,放心。過個暑假而已。」他明言,自己專注學術研究,從來沒有鼓吹港獨、呼籲外國制裁等,十分守法,而批評政府是很多人都會做的事,不擔心個人安全。他亦提醒記者,不斷追問別人「是否擔心自身安全」,本身也是在散播「白色恐怖」:「本身大家未必很怕,但身邊的人一個接一個問『你驚唔驚?』,最後你真的擔心起來。」


馬嶽的提醒太對了。早前有人問我會否移民。我可以很簡單以「不」回應。但我選擇了反問對方為何要這樣問我。作為支持移民權利的人,我不可能說自己反對別人移居別處。但現時香港那種以移民作為政治表態的做法,甚至是自以為很快就會被政治迫害為由而走人的氣氛,我很不認同。而周圍去問人是否移民,變相就是將這種氣氛變得「正常」一樣。所以,我根本不想討論這個題目。

大概是一年前,有一位同事突然跟我說現在不能說「XXX」了。XXX是甚麼呢?我早已忘了。因為肯定跟分離主義、恐怖主義、國家主權、現政權性質無關的事。我問這位同事,為何有此一說?這位同事對我這樣反問很意外,就告訴我說有人批評一位老師說了些甚麼。

香港真的很奇怪。以前大家的共識是言論沒有禁區(當然,從來都不是真的沒有禁區),甚至連歧視性的言論也不覺得應是禁區。現在政權劃了禁區,不認同政權的人卻連忙認定更多的禁區。歸根究底,這也是過去二、三十年來的政治文化造成的。為何要普選?主要因為恐共、要抗共。動員群眾對抗政權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恐懼感」。

恐懼感可以令我們不會盲目服從政權。但它也同時可以生產一些負面的東西。我不知道當權者是否樂見有人因恐懼而移民,但因為恐懼而過分地自我審查,政權連鎮壓的成本也省回了。

體制、潮流還是要靠我們的日常行動、用語去鞏固和複製。要改變制度和潮流太難。馬嶽所提醒的、大家都能做的,就是不成為散播不合理恐懼的一員。不要四處問人是否要移民,不要沒有合理根據地周圍說這不能說,那不能講。

今年七一,發生了一宗刺警然後自殺身亡的悲劇。後來傳出的遺書內容,自殺身亡者應該是有他的政治不滿要宣洩。但可能他的真正動機如何並不重要。因為案件發生後,官方旋即定性為恐襲,黃營的人又稱之為「英雄」。恐襲,更顯鎮壓的重要性,國安和警方所要的資源和權力則更多。有人甘做「烈士」,則證實了香港有多絕望、恐懼有多真實,讓這樣的行為成為僅有的表達方法。大家各取所需。

社交媒體年代,每一個讚好或者「嬲嬲」,都是在複製這悲劇式的怪圈。自己逃離社交媒體,原因之一就是不想再被這怪圈控制自己的時間和思考。但我還是沒有資格叫人不要胡亂散播恐懼。如果不是「恐懼」社交媒體上的「討論」風氣,我就不會只在matters記下這刻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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