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在臉書和油管管理"運動公社"。

是但幾句:推特一遊有感

上推特一遊,見有人轉發了王丹的。王丹說:

「我个人最“左”的时期是在哈佛念书的时候,那时候的我跟今天的滕彪差不多,天天想站在道德高地环顾四周,自己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但现在年纪大了,想法也变了。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地都很美好,但现实其实太复杂。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就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所有期待。

要进厨房,就不能穿白大褂。」

滕彪應該不是社會主義者。在流亡在外的知名民運人士中,滕彪似乎是僅有立場較接近美國進步派的一位。而王丹,他的推特自我介紹仍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近年他的轉變有多大,可見一斑。

然後我又無意中看見了美國國會議員Marco Rubio的推文:「Behind much of the violence occurring in #Colombia this week is an orchestrated effort to destabilize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by left wing narco guerrilla movements & their international marxist allies」(簡譯:這個星期在哥倫比亞出現的暴力,背後大多是由左翼涉毒遊擊隊及他們的國際馬克思主義盟友推動,為的是動搖一個民主選出來的政府)。哥倫比亞近日發生了甚麼事呢?老實說,我很奇怪主流的國際傳媒沒有大肆報道。當然我不是專家。簡單來說,就是民眾反對政府建議的稅制改革,抗眾演化成反政府示威。據報起碼有二十四人失去了生名(二十三名平民,一名警察)。而哥倫比亞政府,可謂美國在南美中最堅實的盟友。

Marco Rubio是美國政壇中最支持香港抗爭者的人物之一。顯然,對他來說,不是所有警暴都應被譴責的。

王丹那推文的意思,說明了就是,要成大事,就不能空談原則、理想。這點我同意。

然而,妥協總要有底線吧。我不是說王丹沒有底線。但或者我太固執(廣府話中的「萌塞」才更精準),我能接受的妥協空間,比起身邊的人都小很多。早在前年六月底香港示威者要「G20 Free Hong Kong」,我已經無法投入那場運動。

與其他抗爭者漸行漸遠,感覺孤立是必然的。一路孤立到一個乾脆「退群」的地步。

我一個人的退出不會帶來任何影響。但縱使各國政要近日好像因為印度的疫情而變得人道主義了一些,總感到對「人」的尊重在政治討論中愈來愈不重要。這在中文世界是否更加嚴重?

在微博見到嘲笑印度的留言,連胡錫進都變成溫和派。在臉書就有那些見到有人打了科興疫苗後不幸過世(與「因為打了科興疫苗而離世」是兩回事)而哈哈笑的反應。

有認識的人說,香港的情況,是中共打壓下的樸素反應。或者……是吧?我不認為香港「黃營」的人有責任去關心哥倫比亞、理解玻利維亞。我已不是期望大家高舉「國際主義」、「階級鬥爭」的大旗(誰說我不妥協?)。但希望對人有尊重是過分的嗎?

沒錯,世上沒有無緣由的恨。但如果因為中共的打壓,「黃營」的反人道言論、心態就可以接受。那麼,列強在晩清時美中國的欺壓,以至今天美帝在世界各地的不當行徑,又是否可為大陸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反人類言論開脫?

早前讀了中國女權主義者大兔那篇好文。作者說她本來以為只有賺錢或成為黑社會才能幫助弱勢。幸好她「遇到的是一群同样具有行动主义意识的女权主义者,若非如此,我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崇尚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法西斯。」

我想,對不平等深痛惡絕那種正義感更樸素吧。問題是這種正義感被引領去甚麼地方了?正義感沒有適當地轉化,後果可以很壞。但誰負責將這些正義感引導去適當的方向?不跟著主流,不是脫離群眾,變成這刻自覺孤立的我嗎?但由得底線往下移,會自己變成作惡者嗎?

我自詡為「左翼」,但同時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更煩了。我有資格去引領群眾去我自以為的「正途」嗎?就算是有資格,有沒有能力和膽識又是另一回事。

輿論的氣氛,就是要你站隊。但現在真的有值得站的隊嗎?組隊比起站隊應該更有意義,甚至極為迫切。但組隊的條件,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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