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場上單膝下跪這儀式和其轉化

（另一版本發表於2021年3月19日香港《明報》）

以單膝下跪的姿態抗議種族壓迫，是美式足球運動員Colin Kaepernick在2016年所創。本來以相同動作響應Colin Kaepernick的美國職業運動員只有少數。直到去年五月非洲裔男子George Floyd在明尼蘇達州被拘捕時因警員過分使用武力而失去生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才席捲多國的職業運動圈子。而單膝下跪的動作，就成為了在職業體壇中聲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主要符號。自從歐洲職業足球在去年中復賽後，賽前單膝下跪甚至成為了部分賽事賽前的指定動作。Colin Kaepernick因為在奏國歌時單膝下跪而未再有球隊聘請他。後來卻是不願單膝下跪者要解釋為何自己不參與其中。短短幾年，這個姿勢由極度邊緣變成了主流。

既然一直有運動員不願「跟大隊」單膝下跪，可見西方職業體壇從來未就這個動作達成共識。近日，效力水晶宮的前英格蘭國腳（他後來改為出生地科特迪瓦國家隊上陣）沙夏（Wilfried Zaha）成為了英超首位拒絕在賽前單膝下跪的球員。身為黑人的沙夏當然不是反對為種族壓迫發聲。在解釋他為何不再願意單膝下跪時，沙夏特意提到社交媒體管理者應該加強措施，以對付那些透過社交媒體侮辱他人的人。大概是因為早前多位足球員在社交媒體上收到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訊息，令沙夏慨歎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走進主流後種族歧視還是如此普遍，所以就索性不再單膝下跪。

在英格蘭足球圈中，沙夏也非第一位持有類似意見的人物。早在去年九月，與沙夏一樣都曾是黑人英格蘭國腳的萊斯．費甸南（Les Ferdinand；現任英冠昆士柏流浪足球部主管）就指單膝下跪已沒有多大效果。上個月，英冠球隊賓福特（Brentford）球員更是集體決定不再在賽前單膝下跪。他們的理由也是不認為繼續在賽前跪下去會帶來社會轉變。

回到美國，美國女足國腳亦在二月恢復在奏起國歌時肅立。有趣的是，當美國女足球星Megan Rapinoe在2016年獨自一人以單膝下跪姿勢聲援Colin Kaepernick後，美國足協就在翌年通過新例，要球員在美國國歌響起時肅立。2017年正是特朗普任總統的第一個年頭。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自上年中起在美國風起雲湧，間接促成拜登在總統選舉擊敗特朗普、讓共和黨失去參議院控制權。當政治大環境似乎有所轉變，上月底美國足協又廢除了這項規定，容許旗下球員在美國國歌奏起時自由表達政見。沙夏和賓福特球員認為單膝下跪無作用，美國女足的聲明內容則予人較樂觀的感覺。她們之所以不再單膝下跪，不是因為認為該動作沒有效果，而是因為已沒有「需要」再以單膝下跪來反對種族壓迫。聲明提到她們已開始在「幕後」推展爭取種族平權的工作。事實上，數十名美國的女子職業足球員在去年就成立了一個叫「黑人女性球員同盟」Black Women’s Player Collective的組織，推廣種族平權的相關工作。對她們來說，在球場上單膝下跪，只是整個反種族壓迫鬥爭的其中一環而已。

同樣是停止單膝下跪，為何大西洋兩岸足球員想表達的意思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在美國，將特朗普拉下馬，算是壓抑了近年白人至上主義的氣焰。共和黨在參議院失掉控制權，其中關鍵一役是共和黨原參議員Kelly Loeffler在一月喬治亞州的次輪投票中不敵民主黨的Raphael Warnock。Kelly Loeffler本身是WNBA 亞特蘭大美夢隊的（Atlanta Dream；現已賣掉股份）班主。由於她在去年指責那些為種族壓迫發聲的WNBA球員，包括美夢隊球員在內的WNBA球員就開始穿起印有「Vote Warnock」（投Warnock一票）字樣的上衣亮相人前。最後Raphael Warnock僅以2%票數擊敗Kelly Loeffler。WNBA球員的努力，可能真的影響了選情。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在美國當然未有完結，但將運動的資源和氣勢轉移到選舉政治，而且有顯著效果，種族壓迫這議題在當地已毋須靠單膝下跪來突顯。

在英國，沙夏等人或者太過心急，但覺得行動「無用」這情緒卻也有一定基礎。黑人面對的不公和壓迫，似乎還不是各大政黨著力關心的事。然而，就算有人覺得單膝下跪已「淪」為儀式，也不代表它沒有意義。疫情令歐洲的足球賽在過去大半年大多都是閉門作賽，極右派球迷因此難以在場內發出反對Black Lives Matter的聲音。去年十二月米禾爾主場對打比的英冠聯賽容許少量觀眾入場時，部分主隊球迷就對單膝下跪的球員喝倒采。站在支持平權的角度看，有球迷不滿單膝下跪應是壞消息。但反過來說，正是因為「球員單膝下跪」與「觀眾喝倒采」帶來的衝突，才可以令相關的議題有更多人關注和討論。

儀式和儀式化是兩回事。在國際隊際運動比賽開賽前，不時都有奏國歌的儀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認為這儀式本身能令觀眾更加愛國，但也沒有國族主義者要求廢除這儀式。在國族主義的時代，這樣的儀式在每一場賽事之前複製和鞏固著國族認同。它確可被視為例行公事，但同時卻令人覺得國族認同是多麼的自然和理所當然。這就是儀式的功能。爭取種族平權本身作為社會運動，亦需要儀式來提醒人們：種族歧視是不公義的、種族平權仍有很漫長的路要走。除非單膝下跪變成目的本身，否則這儀式長期存在，仍有其正面意義。就像近日有香港的足球迷發起在港超聯賽事第四十七分鐘鼓掌一樣。那四十七位因組織和參加「黃營」立法會初選被起訴的被告不會因為球迷這儀式而獲釋，但那些掌聲每次出現時都是在在提醒更多人不要忘記此案。儀式也可以是抵抗的一部分。

提出這觀點，並不是說沙夏必然是錯的。如沙夏因覺得單膝下跪無用所以用其他方式去爭取種族平等，當他的方法收到更好的效果的話，肯定是所有爭取種族平見者所樂見。儘管上文提過美國的種族平權運動如何轉化到選舉政治，但每個地方有自己的客觀條件，英國未必可以參考到美國的經驗。況且拜登和民主黨的勝利是否真的代表非洲裔美國人面對的壓迫就可以大幅減少？相信任何不是盲目相信西式民主的人，都會對此存疑。而美國職業運動員聲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之舉，早就有被商業品牌吸納、收編的跡象。2018年耐克（Nike）推出有Colin Kaepernick的廣告時，一方面引來右翼勢力抵制，來自左翼的批判則藉此提出Colin Kaepernick視野的局限。

在西方民主國家，社會運動要推動到實質的成果，也沒有必定可行的路線圖。而在昔日的、當下的、還是未來政治遊戲規則將大變的香港，民間的訴求如何能化為政策，也不可能有不二法門。因此，社會運動的策略辯論可以是健康的、也是應該發生的。當然，有時不同的策略主張，正是反映著理念的不同。但如果是理念相近、訴求一致，主張不同策略的板塊就應該互相尊重。沙夏決定不再單膝下跪，但他沒有要求其他球員「抵制」這儀式。現時也不似有球員指責沙夏此舉是背叛的行為。採取不同的方法，不代表分裂就已出現。哪種策略較有用？不同的策略是互補不足？是互相拖累？就留待歷史來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