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

疫情折射出來的英倫足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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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2020年4月10日香港《明報》)

疫症下,全球運動賽事幾乎全部停擺。賽事停頓意味著收入大減,各地的職業隊伍都在想辦法節流。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英超)雖然是全球最富有的職業足球聯賽,但英超球隊也開始了減薪行動。名牌球隊中,熱刺率先提出要非球員僱員減薪兩成的決定。之後利物浦則宣布部分非球員的職員放無薪假,讓他們改領政府所發的補貼。利物浦的決定公諸於世後,即引來輿論討伐,連利物浦球迷和名宿也表達了不滿。最後會方在壓力下道歉並收回成命。


與此同時,英超球員要面著各界發出的減薪壓力。事實上,英超球員減薪事在必行。只是球員比起球會一般職工較有議價能力,所以暫時未能商議出減薪機制和減薪幅度。在球員尚未接受減薪之際,個別英超球會已向非球員職員開刀。而既然球員平均收入遠高於非球員的球會員,不少人就按捺不住要向球員發砲。要球員盡快減薪的包括了英格蘭兩大政黨政治人物。例如工黨籍的倫敦市長Sadiq Khan指足球員才是首批應該減薪的人。保守黨籍的內閣衛生大臣韓考克亦說英超球員應減薪以貢獻抗疫工作。而財政大臣蘇納克更指如球會不減球員薪金,應要繳交「暴利稅」。


抗疫效果欠理想的英國總算是自由社會,輿論上不只有一種聲音。但以上對大球會和球員的質疑,似乎是承襲了英人對足球隊和職業足球員的長期想像。先論球隊。大球會利用政府政策節省開支,是典型、「正常」的商業決定。但縱使英超球隊早已都是牟利公司甚至是上市公司,球迷仍然將球隊視為凝聚社區的象徵。利物浦擁有傳奇歷史(不幸的是悲劇也是當中的元素)、球迷形象又超級忠誠。而且該會最輝煌時期正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即是足球走上全面商業化道路之前。於是利物浦節流決定之所以會引起反彈,主因不是球會資產豐厚,而是因為向基層工人開刀之舉彷彿與利物浦自身強調的「團結」、「忠誠」等價值背道而馳。

更諷刺的是,第一支宣布不會要非球員員工放無薪假的英超球隊是曼城。曼城當然也是歷史悠久的球會,球迷亦極度忠誠。但由於該隊近年的優異成績是阿布扎比資金支持下的結果,所以常被人視為歐洲球壇中的暴發戶。歐洲足協近年引入的「財政公平競技」條例,就明顯是要針對那些有東主不理虧本瘋狂注資的球隊。說曼城正好是該條例要打擊的對象,並不為過。暴發的曼城與人情味濃的利物浦,兩支球隊剛好是球隊形象光譜之兩極。這一次,卻是因為曼城身後有不介意蝕本的班主,所以搶先跳出來保住員工飯碗。而利物浦的球迷就算多麼可愛,現實就是球隊早已是美國資本的牟利工具。所以,利物浦利用政府政策節流,其實「合理」得很。

而球員呢?職業足球員這個行業在英格蘭已有逾130年歷史。既然球隊主場是凝聚社群的地方,那麼球員不但是英雄,也被球迷視為社區的一分子。出資支持球隊和主理足總的中上階層需要球員的技術,但擺脫不了對大多出身於工人階級社區球員的成見。所以在1901至1960年期間,英格蘭就實施了針對職業球員的最高工資制度,以免球員收到「過高」報酬。既然薪酬有上限,球員的生活水平就不會遠高於在看台上吶喊球迷。換言之,最高工資制度無意中鞏固了「球員和球迷同為一家人」的想像。

最高工資制度被廢除後,球員的薪金逐漸上升。到九十年代商業贊助和電視轉播資金湧入足球界,再加上球員取得約滿後自由轉會權利等因素,令英超球星與球迷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球迷依然崇拜綠茵場上的英雄。但每當球員失準時,球迷就會提醒球員:你們根本就不配那麼高的人工。這種情緒夾雜著嫉妒和對背叛的不滿。球員能受高薪從事自己的興趣,讓球迷嫉妒。球員由昔日的鄰里變成今天的富豪,就像是背叛了他們理應代表的社區和群體。


無論是英格蘭的中上層精英還是當地的工人階級球迷,大概從未真的認同職業足球員值得他們的高薪厚祿。因此,當各界都因為疫情而面對生活質素倒退危機之際,尚未接受減薪的英超球員就成為眾矢之的。但英超球隊已幾乎全是資本的牟利工具、又或者是個別富豪追求更高榮譽的玩意。在整個英超體系中,最有能力承受經濟蕭條的群體根本不是球員(而且英超中下游球隊仍有一些薪金不太高的球員),而是球隊老闆。搶先要職員減薪的熱刺,過去兩年的利潤分別高達1億1000萬英鎊和6800萬英鎊。而球隊大股東Joe Lewis的身家據報更有約47億美元。要助球隊要度過疫情,總有人要犧牲。但先要犧牲的,真的應是職員和球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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