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

當恩主論壓倒互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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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第三波疫情,促成了北京的支援。在當下香港的政治氣氛下,特區政府要感謝中央,黃營的反應則當然是另一回事。

中共以馬列主義作立國之本,香港形象非常西化。但中港關係的論述,卻可以充滿儒家倫理色彩。對中共來說,收回香港需要一套講法。一種祖國關愛、支持香港人民的說法就廣為流傳。由供水、出售糧食、東亞金融危機和2003年疫症之後的種種措施,都被歸納為祖國對香港的恩惠或者是大禮。天朝既向你小小的香港施以這樣的恩德,香港就算不能人心全面回歸,禮節性地尊重祖國就是理所當然。當出現噓國歌和配合西方反華勢力的跡象,那不但是忘本,更是忘恩負義了。

這邊廂香港很多人當然不吃這一套。購買東江水的費用、政策背後的政治計算、政策帶來的利益分佈,都是抗衡官方恩主論的有力回應。近年更出現了一種逆向的恩主論。即是說其實是香港人對大陸有恩,例子是大陸精食不足時香港居民寄糧食回鄕,改革開放成功要靠香港資本。如果是香港救了大陸,那麼依這種逆向恩主論的邏輯,是大陸官民要感謝香港才是。現在官方對港政策愈趨強硬,網絡上的仇港言論,就是他們過橋抽板的表現。港方的恩主論又與那種香港優越感有關。於是對大陸的幸災樂禍論是香港Facebook的主流。大陸有負面新聞,報以哈哈笑。新聞報道大陸的成就,都是換來哈哈笑。不過那哈哈笑代表的,很可能是不認為那成就是真的意思。

當大陸出現了災難時,卻似乎不太流行這種恩主論。「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才是能見度最高的說法。在網絡查了這八個字的出處,據說是源於1960年的平陸事件。當年在山西平陸,有六十一名工人中毒。由於當地沒有能對症下藥的藥物,最後要由北京運藥到當地,救了六十一條生命。後來《中國青年報》就此事刊出了一篇社論,題為〈又一曲共產主義的凱歌〉。該文有以下的一句:「一人有事,萬人相助;一處困難,八方支援」。後來這句就被調整成「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了。

如果我們願將人看成人,真的尊重生命的價值,六十年代大陸所鼓勵的互助精神,應該也是我們去主張和實踐的。然而,在這個幾乎無法逃得過政治鬥爭的時代,這種想法或很天真。而且香港沒有社會主義式修辭的傳統,恩主論、陰謀論、幸災樂禍論比起互助論就更易令人接受。互助論未必可解決任何問題,但其它論調卻只會加深問題,更無法令人真去正視眼前的危機。

香港檢測能力不如大陸,這似乎是難以否定的事實。到底香港檢測力不夠高的主因,是哪些環節出了問題?一直以來我都未見到有具說服力的答案,就好像香港各派輿論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一樣。「國家隊」在大陸疫情基本上已控制下來港支援,就是有能力的為處於危難的社群提供協助。但中央與特區之間是君臣關係、祖國與香港是父母子女的關係。在互助論下值得做的支援,就會變成恩主論的攻勢,然後激起陰謀論。兩種論調代表不同的政治力量,但兩者夾擊下就變相要令一個香港市民是否去參加自願檢測演變成了一種政治立場,而不是建基於民眾自己對於公共健康的判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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