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在臉書和油管管理"運動公社"。

「歐超聯」對「反逐利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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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版本見2021年4月25日香港《明報》)

十二支歐洲富豪球隊自組「歐洲超級聯賽」(歐超聯)的消息傳出不到七十二小時,歐超聯計劃就在各方表態反對下拉倒。這一場鬥爭的意義,要從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和現代足球的獨有體制,才能了解得到。

和北美的職業運動不一樣,歐洲職業足球的誕生,不是一個純粹的商業項目。現代足球由英國的中產精英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推廣出去後,逐漸演變成工人階級都喜歡的娛樂。掌握著足總權力的中產精英向來認為參與競技運動只應為純粹的樂趣。如果為了物質回報而踢足球,那就是玷污了足球運動。這種表面上「高尚」的情操,卻是對工人階級不利的。需要打工維持生計的工人階級豈能請無薪假比賽和練習?於是,當英格蘭北部的工業地區球隊在十九世紀末開始暗地裏為球技出眾的球員提供物質回報時,就引來由中產精英組成的南部球隊不滿。1884年,當來自北部的普林斯頓(Preston North End)在足總盃擊敗了倫敦球隊Upton Park後,後者就以普林斯頓違反業餘原則為由提出抗議。普林斯頓因此退出比賽,繼而有多達三十支球隊(大部分為北部球隊)準備要自立門戶,另組足總。英格蘭足總在1885年妥協,同意容許職業球員參賽,始避過了足球大分裂的危機。換言之,英格蘭職業足球的枱面化,實是中產精英向工人階級的讓步,而不是商業利益的全面勝利。

既然職業足球的出現不代表資本逐利的邏輯取得壓倒性勝利,之後足球運動的發展,抗衡資本的力量一直存在。對於掌握足球管理機關(指各國足總、國際足協、歐美足協等)的中產精英而言,他們仍然長期以足球運動的「本質」/「整體利益」的「守護者」自居。今天全球大部分球迷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還是極具爭議,甚至不被允許的。例如球衣上的廣告,要到1977至1978年球季才正式被英格蘭足總接納。容許英格蘭球會老闆自由地享有球會利潤的股息,更是到八十年代才有的事。在此之前,英格蘭足總有條例限制球會股東獲派股息的上限。這些轉變反映著的是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冒起。簡單來說,新自由主義的要旨,就是市場邏輯理應主宰社會各個領域。在這套思想的影響下,再加上資本對足球以至整個體育運動「產業」虎視眈眈,八、九十年代就見證了市場邏輯在世界足球的全面擴張。然而,當足球管理機關決定接受資本時,他們亦不可能百分百放棄原有的堅持。因為如果自己也不再高舉足球「守護者」的大旗,他們自身的權位就再沒有合理基礎。足球運動的模式甚至是賽例,就會由資本(轉播商、贊助商、豪門球隊的大股東)來決定。各國的足總、歐洲足協以至國際足協到時都只能靠邊站。國家隊的球衣仍不能有廣告、歐洲賽的參賽資格仍要同本國賽事的戰績掛勾,都可被理解為國際足協、歐洲足協「捍衛」足球的舉動。

除了足球管理機關的當權者外,球迷也是抵制資本邏輯的重要力量。到球場觀戰之所以比起在電視機上看直播有更大的魅力,主因之一是在看台上吶喊、打氣和喝倒采,可以予人一種「參與感」。球迷喜歡以「我們」稱呼自己的球隊,就是因為球迷自視為球隊所屬社區的一員。沒錯,在絕大部分的職業球隊中,球隊的政策都不是民主決定的。但透過在看台上發聲,以至是在場外抗議請願,就算球迷的訴求不能變成事實,他們也是球隊故事的組成部分。而當不少球隊大股東仍然是在地的富商或社會賢達時,他們就算不一定要尊重民意,也有壓力要去回應民意。隨著市場邏輯佔領足球,球賽的開賽時間變成由轉播商決定、球隊的大老闆可以是全球任何一個地方的資本家。對在主場附近居住的球迷來說,如此的轉變使其參與感下降。即使大部分有消費力的球迷未必介意透過購買更多的球會產品以顯示自己的忠誠和讓老闆有更多利潤,資本帶來的變化也令不少球迷感受到跟球會的關係愈見疏離。廿多年前曼聯球迷成功阻止媒體大亨梅鐸的天空電視台收購球隊,可謂英格蘭球迷抵制資本邏輯進一步在足球領域擴張的重要一頁。不過當時沒有人預料得到的是,梅鐸收購收敗後數年,曼聯還是被美國的Glazer家族據為己有。

Glazer家族收購曼聯,象徵了歐洲職業足球隊的股權,正式成為全球資本逐利的平台。我不是指本地老闆必然比外國老闆好,但如果昔日的班主還有可能是為了發財立品或者累績社會聲望而擁有球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歐洲職業足球,逐利才是主旋律。而在地球迷的力量和足球管理機關就是逐利的障礙。

隨著轉播費和贊助費佔超級球會收入的比重愈來愈多,而且不少歐洲豪門球隊的球迷市場已遍佈全球,在地球迷的影響力已不如前。況且球迷文化強調忠誠,忠貞球迷抗議容易,要他們真的放棄購買球票和商品來支持球隊,卻困難得多。因此,對富豪球隊的大股東和高層而言,逐利的更大障礙,來自於各國足總、歐洲足協和國際足協。其實近年來,這些足球管理機關已向大球會多番讓步。例如現在徵召球員參加國際賽,球會會收到金錢補償。歐洲足協旗下的歐洲冠軍聯賽(歐聯),歷年來多次改革的主要考慮,就是要避免大球會出走自組賽事,故要向它們讓利。但歐洲足協還要顧及各國足總、中小型球隊的利益,再加上要維持自己「捍衛」足球整體利益的形象,所以每次改革都必然是各持份者利益之間的妥協。十二支富豪球隊突然宣告出走,顯然就是不滿歐洲足協最新的歐聯改革方案的反應。

國際足協、歐洲足協、各地足總和各球隊的球迷齊齊聲討歐超聯,一個「反逐利聯盟」急速成形。歐超聯計劃公諸於世不到七十二小時,十二支球隊中大部分球隊已打了退堂鼓。反逐利聯盟擊倒了逐利的歐超聯。這令人想起學者波蘭尼(Karl Polanyi)提出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理論。簡化一點來說,波蘭尼的洞見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有主張市場化的力量(歐超聯)企圖令我們生活各領域都要受到市場邏輯宰制。但這種主張市場化的力量,又會引起抵抗的力量(反逐利聯盟)來約制市場化。值得留意的是,今次贏了一仗的反逐利聯盟,其實內部也有資本在內。沒打算參加歐超聯的十四支英超球隊就立場一致反對新賽事。這種立場不難理解。因為如果富豪球隊都參加了歐超聯而不再參加本地賽事,又或者只派遣二、三線球員參加本地賽事,英超/意甲/西甲等賽事的商業價值肯定會大不如前。在這場足球界大分裂的危機下,球迷們所強調的「傳統」和情感,跟二、三線球會股東的經濟利益是結合在一起的。

但歸根究底,足球之所以可能是牟取利潤的平台,箇中關鍵還是球員的勞動。在歐超聯的三天風暴期間,確有個別球員表態反對。但如果說球員群體的態度鮮明,卻似乎不是這回事。可堪玩味的是世界足球員工會(代表六十四個國家、六萬名職業球員)針對此事發出的聲明。該聲明沒有清清楚楚反對歐超聯,而只是指歐超聯方案「可能會引致不可彌補的損害」。世界足球員工會沒有強烈聲討歐超聯,是因為現狀也不是真的那麼美好。該聲明提到,球員和球迷在足球治理中一直被受忽視,而球員只是各方勢力談判時的資產和籌碼。

據報有英格蘭球迷在得悉歐超聯計劃拉倒時,高呼「我們拯救了足球」。但球員群體在反逐利聯盟中的缺席,也正好說明了這聯盟的局限。如前所說,資本力量、市場邏輯早已在足球運作中有極大影響力。這次的鬥爭成功,大致上也只是兩害取其輕而已。頂尖球員繼續要參與過多比賽、一般的職業球員將繼續過沒有太大保障的生活、球迷繼續要靠消費以顯示自己的情感、球隊之間的貧富差距還是沒有改善。

今次反逐利聯盟出現,是由「歐超聯」這主張市場化的力量而激發出來。換言之,抵抗的內容仍然是被資本主義的邏輯牽引著。如果足球發展的議程中無法突破「現狀或更壞的未來」這框架,也就不能為理想的足球生態創造條件。「理想」的足球生態是怎麼的?我不知道。但它肯定不在當下,也不在過去。希望在於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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