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在臉書和油管管理"運動公社"。

是但幾句:有關工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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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最低工資由無到有,在香港這個極右城市,是很不容易的事。工盟應記一功。


香港職工會聯盟(工盟)似乎走到盡頭了。聽到這個消息,有點意外,但更是無奈。就工盟遇到的壓力和內部的討論,我沒有甚麼內幕。老實說,只是一個香港重要的勞權組織(繼教協後)要消失了,我作為有一段時間算是跟工盟(中人)時有合作/來往,也有寫字想打出來。

昨日有記者就工盟的事訪問我,我談到了工盟的貢獻。我主要提了兩點:法定最低工資和公眾對外判制度的認識。跟記者談完後,想起了我五年前曾寫過一篇文(我將這篇文全文放在本文結尾)。那時,「本土派」要攻擊主流泛民和泛左翼社運,於是由本土派控制的大專學生會和一些本土派組織,特發聲明指責香港的勞工權益「毫無寸進」,所以不會參加工盟所辦的五一遊行。當時還是左翼21成員的我就撰文反駁。

到二零一八年,發生過一宗九巴解僱車長事件。後來葉蔚琳等幾名車長爭得復職,但這無阻著名評論員撰文指「工人的權益,還是日日退步。」當時身為工黨執委的我又寫了一篇短文反駁。

重提這兩件小事,是因為這正反應出香港自主工運要面對眾多難題中的其中一個。作為勞工組織,工盟要為包括職場民主在內的勞工權益發聲出力。作為民主派的中堅之一,工盟也要為普選運動盡力。理論上,前者的其中一個做法,是靠勝利(就算只是小小的勝利)來累積更大的力量。而後者呢?香港普選運動的主流論述,是民主抗共。當能凝造到中共/大陸對香港的威脅愈大,動員到的群眾就應該更多。在這邏輯下,宣傳上就要強調政府又做了甚麼壞事,而不是自己的陣營為民眾帶來了甚麼。

沒有人知道,如果工盟從來沒有存在,今天香港打工仔女的處境會如何。但無可否認的是,法定最低工資由無到有,在香港這個極右城市,是很不容易的事。工盟應記一功。我們當然可以繼續批判現時最低工資法例有怎樣的瑕疵,但不少基層工友受惠於法定最低工資,是難以否定的事實。

工盟的貢獻當然不只這些。我無法能將它們一一羅列,但我覺得工盟對少數族裔工友(例如在紮鐵工人罷工時)以至是外勞/外傭權益的支持,亦是很值的記下的。

當然,工盟反對輸入外勞的立場,還有工盟自身的員工待遇,曾經在香港那個小小的左翼圈子引來過一些異議。但在大原則上,反歧視、堅持國際團結確是工盟的方向。

或者,工盟的結局在兩年前已有定數。在新的遊戲規則下,工盟不存在了,還可以怎樣為勞權奮鬥?

這一刻,無奈和疑問比起答案多得多。我認識過不少人,因為覺得要組織工人,所以到工盟當職員。工盟消失了,那麼想推動工人權益的人,還可以找到實踐志向的工作麼?這類人可以在不脫產下做到組織者嗎?缺少了工盟的支援,原屬會能維持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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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妄自菲薄 讓我們在過去的成功基礎上繼續鬥爭】

原文刊於

二零一六年五一勞動節,有一些香港的青年學生組織發表聲明,指由九七至今,「香港勞工權益……毫無寸進」。撰寫這聲明的人沒有忘記在2011年起實施的最低工資和近日才通過的3天侍產假,不過聲明強調「最低工資、侍產假等修訂僅是擠牙膏式推出」。


我們對今天香港的勞工狀況滿意嗎?當然是極度不滿意。但過去近二十年工人和工會的努力,卻絕對不能抹煞。儘管我們認為最低工資要一年一檢而不是兩年一檢,而且時薪$32.50的價錢實在是太低,但法定最低工資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場了不起的戰役。


在2000年5月,當李卓人在立法會動議設立法定最低工資時,六十名議員中僅得九人讚成。他們是李卓人、劉千石、梁耀忠、何秀蘭、劉慧卿(何劉二人當時是前線成員)、陳婉嫻和功能組別勞工界的三名議員。當年,民主黨因為對最低工資的立場而分裂,而該黨的主流派更是反對設立最低工資的。


不過,到2004年,民主黨和民建聯都由反對法定工資變成支持。當年在立法會就有關的議案辯論時,直選議員中僅得自由黨投下反對票,其他直選議員一致支持。不過,特區政府態度依然強硬。諷刺的是,反對特區政府一向不遺餘力的《蘋果日報》因為其右傾經濟立場,所以在最低工資這議題上是政府站在同一陣線。由此可見,支持法定最低工資的勞工組織面對的是多麼艱難的狀況。


幸好,工人和工會沒有氣餒。他們一直堅持爭取,總算在2011年見證了法定最低工資生效。如前所說,就《最低工資條例》的很多內容,我們無法同意。但我想難以否認的是,有了最低工資後,成千上萬的基層勞工確實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在一個沒有民主體制而且意識形態嚴重右傾的香港,能爭取到最低工資的落實,也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了。


其實除了法定最低工資外,2011年實施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交津)也是一個針對在職貧窮的新政策。交津初時只接受申請者以家庭為單位申請,這引來基層勞工組織極大不滿。在不同形式的施壓後,到2013年政府終於引入「雙軌制」,即申請者可以個人或者是家庭為單位申請交津。這安排令到更多人能受惠於交津計劃,使他們能改善生活質素。誰說傳統基層民間團體的抗爭必定無用?


工人運動的目標,應該就是要讓工人成為社會真正的主人。就算是西方民主國家,他們的工人運動距離這個目標還有很遠的路要走。香港在英殖時期就是資本家樂園,現在中共又跟香港的大資本家合作,勞工運動要做出成績又豈是易事?幸好總有人持續組織工友發動抗爭,否則香港打工仔女的狀況肯定比今天更加水深火熱。而這些工作,是一年365天都在做的,不是只有勞動節這一天。


同樣重要的是,工人要改善權益,不能單靠向政府施壓,還要靠職場的組織和鬥爭。除了紮鐵工和碼頭工人外,其實有成果的職場抗爭時有發生,只不過未必能吸引外界眼球而已。過去一年,就起碼有通利琴行的導師、港龍航空的空勤人員和威爾斯親王醫院的外判清潔工透過不同形式的抗爭取得了重要成果。


你還能認同九七年後的勞工運動是一無是處,無法改善工人權益嗎?我們雖然不會滿足於現況,但總不能妄自菲薄,忘記取得實質果的經驗。工運未來要做的,就是要在這些成功基礎上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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