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在臉書和油管管理"運動公社"。

是但幾句:支聯會、現實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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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讀《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一書,晚年的司徒華在接受訪問中直截了當說:「香港實際上沒有甚麼空間,香港假如有空間,就是發展公民力量,讓公民力量不斷壯大,令香港不要倒退。這最重要。然後等中國慢慢進步,和香港一起進步。我從來都說中國無民主,香港不會有民主。」

支聯會要解散了。不幸地對這樣的消息已有些麻木。不過,也記起兩件事。

還記得二十年前,中大學生會(對,它也要解散了)請了司徒華來校園分享。出席的學生,寥寥可數。當日我問了華叔一些問題。具體用語當然早已記不起。但大意是支聯會的工作是否太儀式化,還有「平反八九民運」的訴求,是否有肯定現政權認受性之嫌。華叔的回應,我已忘了九成多。只記得他說「儀式」的重要性和威力。當時年少氣盛,未必太認同。但還是尊重的。之後學術旅程中因為研究社會運動,發現儀式確有其價值,但這和我後來對平反的理解之轉變一樣,是後話了。總之,多年來,我是批判地參加支聯會的活動的。

另一件事,是二零零九年的十一國慶遊行。那天遊行由支聯會牽頭,後來我和其他站在行人路的群眾被警方無預警地用人鏈陣撞翻。今天回看那時的場景,警方沒有用武器,我們連路也沒有堵,當然不是甚麼一回事。但事後我寫了一篇文章(當日的事發詳情,該文也有記載),一方面斥責警察,同時也批判支聯會領導遊行無方。這篇文章當時在社運圈子內是廣為流傳的(或者我自以為是廣流傳)。

我不是香港人中的主流,也不是社運圈子中的主流。我本人的言行當然沒有太大代表性。然而,我這兩件事,或多或少說明了,那時對社會運動有熱誠的年青人,無疑對支聯會/老泛民有質疑,但沒有鬥倒他們的意思。就像社民連那樣,他們的其中一個年度指定項目,就是在支聯會六四晚會後帶領群眾遊行到中聯辦。另起爐灶、鬥垮老泛民,不是選項之一。

後來,「本土派」冒起;華叔在二零一一年離世。二零一三年,支聯會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為當年紀念活動主題。此舉引來本土派強烈反彈,支聯會後來更決定在六四當晚不喊此口號。這次事件是否一個轉捩點,可再爭辯。但它象徵著的,是老泛民放棄與本土派爭奪論述的主導權。非建制版塊中,有心有力去對抗本土派鼓動「仇中」意識的力量,愈見邊緣化了。

再經歷了二零一四和二零一九兩件事,老泛民已徹底喪失了對反對力量的領導權。本土派鬥垮老泛民的目標,絕對是成功了。只不過,這座城市沒有走向更民主更自由的一方。

現在想回來,本土派輿論的一項高明之處,是將左傾的進步社運力量和老泛民都標籤為「左膠」。老泛民不少是右派,香港那份唯一「民主大報」曾經是右到不行。更重要的是,「左膠」一詞也隱含著對高舉理想主義旗幟的鄙視。本土派說他們自己搞的是「現實政治」,會帶來真正的改變。

改變果然到來,而且是徹底的改變。但當然這種改變不是如昔日本土派公開的宣傳那樣演化。

幾年前讀《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一書,晚年的司徒華在接受訪問中直截了當說:「香港實際上沒有甚麼空間,香港假如有空間,就是發展公民力量,讓公民力量不斷壯大,令香港不要倒退。這最重要。然後等中國慢慢進步,和香港一起進步。我從來都說中國無民主,香港不會有民主。」這大概是老泛民行動上「保守」(包括了實際上將陸港兩地民主運動區隔起來)的根據。


曾經,我和本土派一樣,對老泛民的「保守」有很大怨言,嫌他們不夠進取。但這是我跟本土派僅有的「共識」。他們覺得民主的阻力在老泛民、主張跟中國大陸切割、視進步價值如垃圾、覺得主流泛民/「左膠」空談價值,不理現實。我反對運動跟中國大陸切割、堅持國際主義主場,覺得主流泛民太務實,價值不夠進步。

最後,那場實際上有仇心仇警情緒主導的運動,是否真的如這篇文章所言,是促成大陸年青人以「愛黨愛國反資本主義」為主流的關鍵之一?


在支聯會要解散之際回望一下,到底真的搞了現實政治的,是本土派?還是司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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