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在臉書和油管管理"運動公社"。

奧運與兩性平等:逾百年的變化

(另一版本載於2021年2月19日香港《明報》)

如果不是疫情,2020年的東京奧運早就結束。想不到延遲一年的奧運會,不但要持續面對疫情帶來的危機,曾任日本首相的組委會主席森喜朗更是自找醜聞。據報森喜朗對其他組委會的成員說抱怨女性在開會時往住發言過長。面對輿論壓力、國際奧委會(IOC)的批評,森喜朗本打算留任。但百名奧運義工辭任或令森喜朗不得不辭任。到農曆大年初一,森喜朗終於宣布辭職。

為何森喜朗覺得女性發言時間過長?原來他認為女性崇尚競爭,要靠長時間發言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奧運會本就是世界各地精英競爭的舞台。如果現代奧運之父顧拜坦(Pierre de Coubertin)得悉森喜朗對女性的觀感,應該無法同意。但這不是因為顧拜坦尊重女性,而是因為他並不認為女性有資格參與競爭的遊戲。

對顧拜坦來說,女性的角色應是「為勝利者加冕」、女性參賽是「不實際、沒有趣味、沒有美感和不正確的」。說本身出身自法國貴族家庭的顧拜坦為厭女主義者,實不為過。了解到顧拜坦對女性的偏見,1896年首屆現代奧運會於雅典舉行時沒有女子運動員參加,就不令人意外。即使1900年的巴黎奧運開始容許女性運動員參賽,但過去逾百年的奧運會歷史,與性別平權相關的爭議從未平息。


1921年,與顧拜坦一樣來自法國的Alice Milliat成立了國際女性運動聯會(FSFI;Fédération Sportive Féminine Internationale)。促使Alice Milliat成立這個組織的原因,是世界田徑聯會拒絕在1924年奧運引入女性田徑項目。換言之,FSFI的成立目的就是要與奧運會打對台。FSFI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辦過多項賽事。1922年在巴黎舉行的賽事曾以「女子奧運會」為名。為了換取FSFI不再以「奧林匹克」的名義舉辦賽事,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奧運會田徑賽事就引入了女子項目。而之後FSFI所舉辦的大賽,就叫女子世界運動會(Women's World Games)。最後一屆女子世界運動會在1934年於倫敦舉行,參賽的二百名運動員來自歐、亞、非、北美等十九國。不過,幾年後FSFI就沒有運作下去。另一邊廂,夏季奧運會因二戰而停辦前的最後一屆賽事是1936年的柏林奧運。當年的女子運動員人數連男子運動員的十分之一也不到。FSFI爭取奧運競技場上的性別平權顯然沒有成功,但也無疑有一定成果。


社交媒體年代,假新聞氾濫到可以改寫政局。1928年奧運會也有假新聞。話說參加女子八百公尺跑的九名運動員全部完成賽事。但同時卻流傳出十一人參賽,五人中途退出的消息。這則假新聞令人以為女性無能力應付較長距離的跑步賽事。於是自1932年洛杉磯奧運起,連續五屆奧運會的女子競跑項目,最長的距離僅得二百公尺。一直到1960年羅馬奧運,大會才復設女子八百公尺跑。


上世紀六十年代亦是所謂「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興起的時期。大概是反映著女權抬頭的潮流,女性運動員參加奧運的機會顯然有所增加。但這種進步始終是緩慢和有爭議的。要到2012年倫敦奧運會,隨著拳擊引入女子項目,女子運動員才有權參加夏季奧運會的所有項目。而在冬季奧運會項目方面,不久之前仍出現過女子運動員為參賽權而發動的抗爭。高台滑雪(ski jumping)項目,早在1924年已出現在冬季奧運會。但直到2010年溫哥華冬奧,該項目仍只得男子組的比賽。十多位女性高台滑雪選手因此入稟法院,指控不設女子組的規定違反《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IOC一方強調高台滑雪沒有女子項目,是因為該運動的女子比賽未夠普及,而且水平未夠。最後加拿大卑詩省最高法院判運動員敗訴,理由是該法院無權管轄IOC。女子運動員是輸了一仗。但無論是法院的決定還是IOC的說辭,都無法再以對女性的公然偏見為根據。到2014年的索契冬奧,女子運動員終於可以站在高台滑雪場的跳台上。

如果當初IOC實是公然排斥、歧視女性,現在的IOC則早已選擇改造自身形象,嘗試成為性別平等的推動者。早在1995年,IOC就成立了一個專責推動兩性平等的工作小組。2012年奧運會,汶萊、沙地阿拉伯和卡塔爾三國的代表團均首度派出女性運動員參賽,使這屆奧運會的所有代表團中都有女將的身影。而這三國之所以派出女性參賽,與IOC施壓有關。近年IOC更積極在奧運會和青年運動會引入男女共同參加的項目。例如東京奧運會就將有十八項男女共同參加的項目(包括香港有機會得獎的乒乓球混雙),比起五年前的里約熱內盧奧運多出九項。

IOC要推動性別平等,其領域不獨在競技場上。2018年IOC通過了二十五項與性別平等相關的建議,就包括了針對裁判人數、教練人數的建議。而該文件亦提出了要在2024年或之前使IOC的執委會和副會長職位中都實現男女比例的平等。由此可見,IOC也關心在行政人員上體現兩性平權。事實上,森喜朗之所以發表那番厭女言論,是因為東京奧組委也有女性成員佔四成的目標。森喜朗正是在討論該指標時,提出女性發言時間過多的偏見。

我們當然可以批評IOC有關兩性平權的工作不夠進取、作用有限。現時IOC的103名成員中,只有38人是女性。剛才提過有關裁判人數和教練人數的建議,IOC都沒有提出清晰的政策目標。但成立之初原本要排斥女性的IOC,無疑在廿一世紀已擁抱了兩性平權的說法。因為兩性平權在近年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為了顯示自己不落後於世界潮流,IOC經常拿出實質數字以顯示自己在提倡女權方面的成績,在森喜朗發表厭女言論後亦發聲明與他「割蓆」。

人類文明不一定總是邁向進步一方的。FSFI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沒落時,正是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冒起的時期。兩性平等的理念,當然與這套極右思想沾不上邊。諷刺的是,九十年代IOC開始擁護女權時,其會長卻是一位法西斯運動的支持者:薩馬蘭奇。早在西班牙內戰時期,薩馬蘭奇已是右派國民軍的支持者。後來他亦參加了佛朗哥治下西班牙唯一的合法政黨。他對法西斯西班牙的效忠,應出自真心而非為勢所逼。九十年代帶領IOC走向性別平等一方的竟是法西斯主義者。這正反映著上世紀末時,世界思潮似乎正將「不平等」掃向人類文明的垃圾堆。


當然,即使「平等」曾是那麼的主流、那麼的政治正確,這個概念的實際內涵和操作還是充滿缺陷。今天世界的局勢似乎說明了,「平等」的價值如排除了經濟平等的一環,反過來種下了敵視平等的土壤。用右翼的角度看,森喜朗下台就是「左膠」/「白左」/「woke left」的罪名。IOC不會觸碰資本和大國的利益。但東京奧運肯定會被IOC宣傳為歷來最體現兩性平權的奧運。此外,東京奧運還會有難民代表團。從來都是保守到不行的IOC,竟儼如在守護著文明的部分基本價值。這個世道,實在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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