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才惑（三）

想改變社會、令社會變得好一點，要靠什麼呢？做精英然後上而下改變社會嗎？還是應該走群眾路線，依靠人民的力量？

年少氣盛時，對前者是直截了當地否定。現在回想起來，年少氣盛未必是因，漢語世界中對「革命」的歌頌才可能是那種態度的根源。後來接觸了左翼思想，更是要擁護後者了。

問題是，我就算不是有權有錢有勢的人，我真的不是底層民眾。我能享受到的物質生活，比起世界大部分人都要好。而如果學歷是文化資本的主要指標，我也是比世界上大部分人都要高。那麼，我與「群眾」到底是怎樣的關係呢？

以往「群眾」比我保守時，這種疑惑似乎比較容易處理。我當然無權（亦無力）去拯救眾生、指點他們。但既然我所擁有的資本比大部分人要多，我就要做一些東西「回饋」一下社會。「群眾」的想法跟我的有很大差異，當然不是他們的問題。他們被制度限制了。反而我幸運地能累積到多些資本，進而「選擇」我自己的信念。「群眾」不需要我來「領導」，但我的工作就是要做類似「有機知識分子」的工作吧。一來為被壓迫者發聲；二來也要想辦法去啟發群眾。

到此時此刻，我與「群眾」的關係截然不同了。我的行動力不如「群眾」，我的判斷跟「群眾」不同，而且在具體策略上「群眾」比我進取得多。昔日緩解疑惑的方式，就不管用了。客觀形勢變了，自己當然也不能一成不變。全情投入擁護「群眾」的立場和做法嗎？我做不到，也不認為這樣做是應該的。同時我又經常因此質疑這是否精英心態作祟。

改變「群眾」的想法嗎？我做不到。我一個人做不到。我身邊也沒有足夠的人數和我一起去做。況且，我又憑什麼可以有底氣說我是對的呢？那不是自視過高嗎？

換言之，我跟群眾路線的距離已愈來愈遠。

為此，我是苦惱和失落的。到底為何會這樣？之前讀Elizabeth J. Perry著的《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書上提到當年劉少奇、毛澤東選擇去安源發動工人群眾，就是看中那兒有適當的社會條件。只要暫時借用這一說法，拿到香港來用，就可以自我安慰：今天的香港不是一世紀前的安源嘛，非戰之罪吧。

但這樣的自我安慰不會有多少作用。因為我既然已自絕於「群眾」，群眾路線就不是我可以參加的東西了。上而下的路線，就算撇除這和我理念的潛在衝突不談，我也無力實踐。

那還可以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