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在臉書和油管管理"運動公社"。

四十才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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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一九八一年的我已滿四十歲。四十雖是「不惑之年」,但事實上現在的內心所有的疑惑比之前多得多。

首先,是對錯的問題。

以前我自覺是有點嫉惡如仇的傾向。既然是非黑白如此分別,那麼有強烈的立場,就很正常了。但到底是非黑白是否那麼分別?今天的我,實在無法回答。

我想起碼有兩個原因令我在是非對錯的議題上愈來愈覺得困惑。首先,是這個無時無刻都有新資料的時代。一個議題爆出來,當代輿論的運動邏輯,就是要表明立場嘛。但我們到底有沒有那麼多時間去了解事情呢?很多時發佈者或者留言者的態度、用語其實早已經限制了我們思考的空間。如果我想找多些資料,理解一下事情的來龍去脈始做判斷……感謝互聯網,做這事的成本比往日少得多。但你花時間去理解、消化、分析後,議題可能早已不再是公眾關心的了。就算議題仍在公眾視野,大家早已有定見。既然別人早已有強烈的立場,你自己找到答案,也只是能滿足自己的求知慾而已。換言之,於公眾、社會而言,我自己花時間心機去判斷對錯其實是毫無意義的。那麼我又何必去追問事情的對錯呢?

第二個原因,在疫情是表露無遺的。這是道德的兩難。想減少病毒傳播,就不得不限制個人的自由。更不幸的是,防疫不能依靠無病推定的,而且有些人必然比其他人損失更多的自由。在香港生活的我覺得有很多措施都是太嚴厲、嚴格了。然而,一旦放寬了後出現大爆發,誰負擔得起?可能我本身就不是主張個人自由至上的人吧,所以這兩年來,那些(我自以為)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措施,我都不覺得要反對的。於是對不少社會上的熱門話題,我反而是沒有強烈立場的了。

連帶下來,在政策層面能令我毫不猶豫有強烈立場的,可能就只有對弱勢顯然不利、對既得利益者又有利的政策。但有這種判斷又如何呢?這又牽涉到另一種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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