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峻嶸

球迷。責任是教研、興趣在競技運動。不想講政治,但偶然還是要說幾句。近作有《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和《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

八九工人诉求是今天危机药方?

(原文刊於2020年6月5日香港《明報》)


因为爱踢足球,小时候的周末常在维多利亚公园流连。有一次,应该是六四1 周年左右的时间,足球场变成了展览场地,而展品是声援民运的横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唯一记得的一张横额是写上:「今日东欧 明日中国」的。八九民运以血腥镇压结束,但惨剧发生在中国后,东欧诸国却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柏林围墙倒下震撼人心,后来连苏联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也解体。如果「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真理,那么「今日东欧 明日中国」是必会成为事实的。



今天,六四惨案已过了31年。大家都知道,中国没有走上九十年代初东欧各国的道路。而冷战虽然随着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垮台而结束,但自由民主终究也没有真的成为世界潮流。东欧当然有部分国家算是变成了稳固的民主国家,但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部分还是摆脱不了强人的专制统治。早已加入欧盟的匈牙利近年则出了个奥班(Orbán),一个公然否定自由主义的领袖。同样是欧盟成员国的波兰,司法独立也备受执政党侵蚀中。10年前左右的阿拉伯之春,也只有突尼西亚算是修成正果。民主制度在西方世界有较深厚的根基,但也备受挑战。普选制度依然在各西方国家运行,但漠视人权的极右领袖和极右政党却得到愈来愈多支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要坚持美国是自由民主灯塔,实不容易。

资本称霸 国际危机

冷战结束后确有「世界潮流」,但这潮流不是民主化,不是自由化,而是资本主义。东欧多国在九十年代一夜之间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造就了大量财阀,小市民的物质生活亦不见得一定比起社会主义时代好。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主因之一是美国政府大幅减少了对金融业的规管。资本主义危机下,普罗大众往往是率先被牺牲的一群。这造就了各式各样质疑既有制度的力量崛起,当中包括了敌视人权的极右势力。多个不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每天在提醒我们:资本主义和民主普选可以毫无关系。民主制度能否渡过这一危机?

六四清场后,改革开放道路曾一度停摆。到邓小平南巡后,改革开放重启。与东欧一夜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震荡疗法」相比,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模式」确是有所不同。我无意在此讨论今天中国体制是姓「资」还是姓「社」,但中国的国力提升,正是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果。如果中美「新冷战」即将开打甚至其实已经开打,这场「冷战」实际上也是过去30 年资本主义全球化种下的结果。资本主义全球化不但让中国担起世界工厂的角色来累积财富,同时,不受规管的金融业和跨国资本流动,在2008年重创了美国和西方世界,令中国更觉自己有力向美国叫板。

不少人或觉得,当下的世界格局是自由世界与中共所代表的专制之战,但如果留意到西方世界自身的民主危机是如何由资本主义促成(先撇下生态危机不说),那么追求和捍卫民主的人类,这刻要追随的显然不是特朗普,也非习近平。或者,1989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民主呼声,才更有我们学习、参考的意义。八九民运的主角,理所当然是率先罢课、游行、绝食的大学生。但到运动后期,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各界声援行动、北京市民阻止戒严部队清场,正说明了认同争取民主的中国人,不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内。

学生工人 主张有别

当年的学生、知识分子仰慕着西方的体制,所以追求民主的同时难免也在主张更快速的市场改革。然而,对同样走上街头的工人阶级来说,他们所追求的却未必完全与学生所追求的是同一回事。主攻中国现代史的历史学家迈斯(MauriceMeisner)在其经典着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是这样说的:「对旧政治制度的压制和市场改革造成的不公正社会结果的不满,使城市工人阶级成为民主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换言之,工人阶级所主张的,不是政制民主化加市场改革。相反,改革开放市场不但令到国企工人失去了安全感,他们在厂房内又因为国企开始追求盈利而面对来自领导更大的压迫。伴随着工人阶级对民主运动的支持,是对市场化改革的质疑。曾因为悼念六四而下狱的经济学家李民骐,曾在The Rise of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World Economy 的序言中回忆1989年的状况。李民骐后来成为了毛派,但在1989 年他相信的是自由市场。当年他见到工人阶级声援学生时,他感到讽刺,因为自由派学生本就是鼓吹会令国企工人下岗失业的市场化改革。

去年六四前夕,「端传媒」刊出了一篇由吉汉所着的文章,该文题为「边缘化的六四论述:八九春夏,其实发生的是『两场运动』」。所谓「两种运动」,正是直截了当指出当年学生和工人阶级的两种不同民主观。对学生来说,民主化和市场化理应同步进行。对工人而言,民主和市场化则是对立的,因为「市场化改革让本就掌握巨大权力的官僚们更加肆无忌惮,市场化改革和官僚独裁两者相辅相成,因此必须同时推翻」。

不患贫寡 只患不均

如果当年中国工人所追求的民主确是如此,那么他们的诉求可能才是当今人类要寻找的药方。因为就算是有真普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资源的掌控权和职场上的安排,大致上都是由少数人依利润逻辑决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在面对的民主危机,正与财富高度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有关。在这制度下,穷人有投票权和参选权,但作为市场竞争下的输家,他们的生活却很可能极不安稳,甚至连基本的民生权利和尊严也享受不到。他们对现有制度的愤恨绝非无的放矢。

如果要避免这种愤恨被强人政治或者是针对少数族群权利的主张利用,我们需要一套激进左翼的民主观念。31年前的中国工人反对官僚专政,又反对市场化,就是为这种民主观念播下种子。「民主」对他们来说,不是要走资本主义市场化的道路,而是要让工人的权益、民众的利益体现在政治经济安排之中。资本主义下的民主制度,无法有效地约制资本力量,令贫富差距愈见严重,经济危机频频出现。在没有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中国,制度仍为官僚特权服务。数以亿计的工人则成为了为跨国资本制造利润的螺丝钉。

要解决这些中外的压迫,我们不但要继承31年前学生的勇气和理想主义精神,也应该继承和完善当年工人阶级的民主诉求。随着激进左翼郝尔彬领导的英国工党在去年底大选惨败,美国的桑德斯又退出了民主党总统初选,这条左翼民主路似乎愈见艰难。但起码大家在今年喊「建设民主中国」时,会认同「民主」二字不应与资本主义挂钩。


它可能死不足惜,但不應該這樣死掉:悼「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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