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封城的主要挑戰不是管理是「人性」

看完 @Yifan 針對武漢封城的文章有感而發，想寫些關於自己思考的觀點。

2003 年 SARS 事件的時候，我還是一個高中要準備上大學的年紀，對事件的印象很模糊，主要是為我一直都沒有太多關於年幼的時候的回憶，或者我就是一個記憶不好的人。

但心中一直都有一個印象就是「和平醫院封院」這一個事件，我不太記得事件如何發展，但每次想到這一件事情，就莫名的產生了「恐懼」的感覺。這樣的感覺帶領著心臟做了跟平常時候不一樣的動作，覺得被吞噬、莫名的不在正常的韻律上跳動。

我很誠實地說，這就是我對 SARS 最大的記憶以及心中最直接的聯想，如果不翻閱報導我不會知道台灣有 35 個人在和平醫院封院的過程中，因罹病不幸逝世，也不會憶起有人因為封院事件，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

最近剛好看到一篇文章講述大腦怎麼處理記憶：

大腦經常以自我保護的方式來組織我們自身歷史的片段。如果無意識的大腦是個新聞頻道，那麼它肯定是個偏見很深的頻道。正如同民主黨人往往偏好傾向自由主義的節目，而共和黨人則偏好傾向保守主義的節目，我們的無意識系統也比較偏好吸收符合我們自我感知與世界觀的經驗。大腦會協助維持這樣的觀點，創造出與我們自己或我們關心事物有關的故事；有時候它會稍微改動一下事情發生的時間軸，或是為了省事，而刻意忽略掉一些跟我們想要相信的那個故事沒那麼符合的細節。

這並不是壞事，這是一種非常健康的適應機制，可以保護我們的意識思維和決策能力。記憶壓抑是極端的例子，顯示大腦可以如何用扭曲或忽略部分事實來保護我們自己。

如同在台灣的九二一大地震、美國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乃至於 SARS，如果不是在出現類似事情，或許大腦會選擇塵封著，或許最後會變成 Wiki 百科上的一個條目。

但歷史的無情就在於，總會在不經意的時候，選擇一個你沒有想過的時機，重新上演。

昨天，寫了篇文章去整理的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時間軸，現在的時間序就停在了「封城」這個議題之上，我不在城牆之內，但站在牆外，看著中國政府宣佈要高度管制這個高達一千一百萬人口的城市進出，心中湧上了當年「封院」的感覺。

我們知道一院當然不能跟一城或者好多城相類比，畢竟活動範圍、擴散的可能以及濃度都是不同的，但有一個絕對雷同甚或可以是根本一樣的，就是每一個活生生的人。

長期以來，人已經習慣活在很多不同的假設之中，而且我們預設這些假設都會成立。

例如，我會看到明天的太陽。
例如，明天電還是會如常供應，地鐵還是會開，公車還是會運行，飛機還是會飛。
例如，生活周遭的事情將如往常，甚或許多朋友也將持續他們的生命，以後還是會有機會見到的。

但一個新型病毒，打破了這一切的相信，原本那麼確信的事情，一步步的被瓦解。

我們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陽，政府政策宣布明天開始沒有了長途客運、飛機停駛，遠方的朋友已經不再是隨時可以見到面的，因為他在城外我在城內，或者我在城外他卻在城內。

見面變成了一種奢侈，健康成為了一種想望，明天的太陽成就了一次次醒著的幸福。

如果我是在被封住的城市的那些人，我會如何呢？怎麼面對每天的生活，怎麼去看到未來的不確定性。

一次次的訊息通報，一道道的政策出台，都在挑戰人性，而且挑戰的是多數人不願意面對的議題「死亡」。

如果明天將不復存在，今天的我們會想要做什麼呢？如果我們知道今天是最後一天，我們將如何生活，又如何看待身邊的每個人？會不會，我會想盡辦法去創造活下去的機會，抑或是在不確定之中任人宰割。

我想這才是這次武漢肺炎事件面對最大難題，因為每一個活生生的人，在死亡這個議題來臨的時候，呈現出了最大的人性考驗。政策的不確定、資訊的不透明，更深化了這一次考驗的難度。

對已經確診的人來說，有可能康復，有可能死亡，但都只是在有可能的範圍之中，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我們已經習慣被訓練得想要答案的確定，所以在面對不確定性的時候，會自然而然的恐慌。

對未染病的健康者，同樣面對了高度的不確定性，因為他不知道身邊到底有誰可能有病原體，也不知道該如何才能確保自己不會被這次的病毒影響著。

在這樣氛圍下，人的舉措無度，創造了不信任的氛圍，在這個氛圍之下，人跟人的交流變得更困難的，只能學習豁達、學習貼心、學習換位思考，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拚命」。這時候的命已經不是一個類比詞，而是真實的關於自己呼吸的開關，不知道哪一天會被疾病的影響，而關起。

能理解，在春節春運的高峰期，終止公眾交通的必要性，但其實這個政策是否能夠成功，必然會有漏洞，因為這已經凌駕了政治與管理的議題，這是一場心理戰，挑戰的是「人性」，籌碼是每個人只有一次的「生死」。

在不得不之中，中國當局選擇了一個最有可能處理好的政策，人民也在不得不之中，選擇讓自己安生立命的方式。

大年初一，希望這個世界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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