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的这五年，“有点山河破碎的感觉”

撰文：郑彤

（本文是歪脑很特别企划《中国媒体观察》之一，最先发表于www.wainao.me)

回想起曾经发起的非虚构写作项目“破茧计划”，“中国第一个非虚构写作孵化平台”中国三明治的创始人李梓新，倍感唏嘘。

2015年9月，彼时互联网创业大潮正席卷各行各业。“非虚构写作”这一舶来的概念造就了内容创业的风口，资本的大量涌入给沉寂已久的媒体带来了新的活力，各大媒体或互联网内容平台相继打造自己的非虚构写作计划。

三明治发起的“破茧计划”组建了“可能是史上最豪华的写作导师天团”，囊括了当时几大热门非虚构写作平台的核心人物，如：网易“人间”负责人关军，界面“正午”创始人谢丁和郭玉洁，腾讯“谷雨”项目执行人魏传举、《时尚先生》主笔林珊珊和杜强、《人物》杂志副主编张卓、《智族GQ》主编何滔等。“破茧计划”为普通作者提供导师指导并联络发表平台，以“记录和表达当代中国生活中最真实，最动人的细节部分”。

五年后回看，这些平台和写作者已是另一番景象。正午团队于2020年3月底解散；何滔被团队成员举报捏造事实、性骚扰，以个人原因请辞；林姗姗和杜强亲历了“特稿梦之队”ONE实验室半年余的昙花一现，原班人马转而成立独立工作室“故事硬核”，保持低频率更新；“谷雨”和《人物》还在，但选题方向逐渐转向都市中产，“很多故事都看腻了，没意思”……

李梓新感叹，“有点山河破碎的感觉”，但他不愿意多谈这些改变背后的原因，政治和资本的压力已经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和很多非虚构平台的创作者一样，他只能选择接受现实，并在日渐紧张的氛围和荒芜的选题库中，小心翼翼地发掘新的空间。

不能直接赚钱是原罪

3月31日，“正午故事”的主编之一（共三位，每位轮值一个月）叶三发布了一条微博，“‘正午故事（NoonStory）’团队已被解散，全部社交账号移交界面公司。故在此与大家告别。感谢各位同事和读者朋友们。幸会了。”

十天后，创始人兼主编郭玉洁在微博发文披露了关于解散的更多细节：3月19日，她从《界面》管理层得到消息，“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属于非核心业务部门的正午要整体裁掉。十二天后，发完最后一篇稿子，全体员工离职，运营五年的团队正式解散。突如其来的句点，引发舆论极大关注，非虚构写作的困局再次引起从业者热议。

郭玉洁是2014年8月进入《界面》负责办一个特稿、深度报道的部门，次年4月，这个部门更名为“正午故事”，迎上彼时的非虚构写作热潮。相比于其他更具新闻属性的平台，正午很少追热点，但也频出爆款，郭玉洁认为这是因为“对人、尤其是对普通人的深切理解，触动了许许多多读者的内心”。正如她在正午第一期出版作品〈我穿墙而过〉的序言中所写的，“今天中国最主要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个变种），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但在资本面前，文字的生命力变得脆弱。“不能直接赚钱，早已是正午的原罪”，当管理层宣布撤裁团队时，郭玉洁感叹，“付出的种种努力在资本面前几乎要化为乌有了”。

上一次类似的地震，发生在 2017 年 10 月。韩寒创办的“亭东文化”（现易名“有树文化”）旗下、由知名特稿记者李海鹏负责的非虚构写作团队“ONE实验室”，宣告解散。团队一度汇聚了第一流的作者，包括跟着李海鹏从《时尚先生》转来的林珊珊（〈少年杀母事件〉）和杜强，后者以一篇《太平洋大逃杀》获得了超过3000万的阅读量，作品的影视改编权被乐视影业以百万级的高价买断，还有魏玲（〈东莞制造〉）、钱杨（〈霾困北京时〉）、王天挺（〈北京零点后〉）等等业内翘楚——他们被称作“特稿梦之队”。

然而荣光并未持续太久。1月5日正式上线的“ONE实验室”，最后一条更新停在了7月20日。这最后一条推送公布了团队成员杜强新作《生死巴丹吉林》也将改编为电影——这是实验室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售出影视改编权的作品。短短的半年里，团队只产出了十余篇原创非虚构作品。

非虚构写作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可能是背后的主要原因。特稿生产周期非常长，调查成本高，盈利转化难，另外，维持梦之队也需要可观的薪酬投入。这些特质决定了非虚构作品在商业化上的困境。腾讯网总编辑李方和副总编辑杨瑞春都曾公开表示过，非虚构作品是昂贵的奢侈品。李海鹏的老搭档、也加入了亭东文化的林天宏曾称，“非虚构写作的商业价值必须也只有进入影视开发环节”。但能够杀出重围的稿件，如凤毛麟角。

目前，2016年创立的非虚构平台“真实故事计划”还在进行影视改编方面的商业化探索，在两年之内，平台获得 300 多万粉丝，推出300多个故事，其中20-30部作品已出版或进入影视化环节。主张将非虚构写作拓宽到普通人之中的中国三明治，针对业余写作者开设非虚构创作课程，同时设计文创产品，试图为小规模平台找到新的盈利空间。但李梓新认为前景并不乐观，2019年，三明治出现亏损，全职团队缩减到六七人左右的规模，疫情之后，前路愈加扑朔迷离。

公共性和个人性的结合越来越难

对于大多数非虚构平台而言，依附于大门户或大公司仍是主要的生存方式，比如“谷雨实验室”和“故事硬核”（由“ONE实验室”原班人马重组）背靠腾讯新闻，“人间”工作室隶属于网易新闻，“极昼工作室”是搜狐新闻的原创部门之一，《GQ智族》和《Esquire时尚先生》的特稿团队也有时尚杂志及其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出于安全性的考量或流量的压力，这类平台必然会在选题方向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位曾供职于某家非虚构平台的记者表示，2019年响水爆炸事故报道之后，他所在的平台遭到封号处理，换个名字转世重生之后，团队在选题上的自我阉割日趋严重，记者们常常感叹“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编辑们整日思考“怎么做才是最安全的”。作为腾讯新闻旗下的子栏目、目前发展较好的非虚构平台“谷雨实验室”，在疫情期间也因“违规自采、传播不实信息”等问题，遭到国家网信办的处理。

重压之下，非虚构平台纷纷调整定位和选题方向，“中产”、“都市”、“情感”等既安全又有流量的议题成为平台们为数不多的选择。这对内容市场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同质化内容越来越多，读者的阅读兴趣越来越低。

为了挖掘更丰富的素材，中国三明治坚持一以贯之的定位，将目光投向更广阔多样的个体故事。疫情期间，三明治依托遍布全球的写作者网络，发布了在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各地的感染者、留学生、滞留者的自述。故事虽然细碎，却真实地展现了不同的生活切面。

与之类似，正午对自身的定位也是一个讲述普通人故事的小作坊。郭玉洁在2019年的第二期“澎湃·复旦”非虚构工作坊上说道，在文化领域，应该有很多小作坊，各不相同，精益求精，才是多元、有创造力的生态。

但她也意识到，这类报道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仍需加强，这成了她在团队解散之时的遗憾。在郭玉洁看来，理想的状态应是孔子所说的“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随着媒体环境的恶化，保证公共性和个人性的结合，变得越来越困难。

李梓新坦言，目前的很多非虚构报道让他感到乏味。在选题空间有限而写作者的任务量恒定时，很多人会选择一个稍具公共性和传播性的议题，采访一两个样本人物，模式化地将这些故事呈现出来。“一看标题就知道大概讲了什么，没有点开的欲望”。但他紧接又肯定了这类报道的价值，“这样也不错，不然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

从公共转向文学挖掘空间

当媒体经营者探寻新的商业模式、编辑在缝隙里发掘操作空间时，非虚构写作者也在进行新的探索——文学性的尝试。

从《时尚先生》、“ONE实验室”、“硬核故事”一路走来的杜强，其个人轨迹颇具行业代表性，描绘了近年记者出走的道路：从时政记者转为特稿记者，随后在更具故事性和文学性的非虚构写作中浮沉、漂流。新闻审查的高压与传媒行业自身转型形成合力，关于传统媒体式微的声音不绝于耳。李海鹏在《端传媒》的采访中称，“在传统传媒，大船在沉……只有桅杆还立在上面。少数船员还在抱着那个桅杆……他们在做非虚构”。

杜强在接受《全媒派》采访时指出了特稿与非虚构的差别，前者的出发点是报道，后者的出发点则是文学。他强调了个人表达在非虚构作品中的重要性，也不忌讳在文字中袒露自己的感受。“不要遮遮掩掩，有判断，有情感，那就说明白。在一种貌似客观的叙述当中遮掩你的主观判断，这是更糟糕的”。

在非虚构写作领域，类似的尝试越来越多——体验式报道、浸入式写作，在文稿中加入“我”的视角。李梓新对这一趋势表示理解，“国内新闻业的发展已经不足以为从业者提供足够的荣誉和探索的空间，一直跟文字打交道的人会很自然地进入更文学化的领域。”他认为，这一转变既有主动也有被动的因素。一方面，是非虚构报道很难在深度和事实层面深挖，于是退而求其次，追求更具文学性的文本；另一方面，大量有才华的写作者也有文学上的野心和抱负，愿意做更多的尝试。

“这也呼应了当下越来越重视个体感受的趋势”，李梓新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一个人写的东西很难做到绝对客观。杜强也在《全媒派》的采访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上帝视角的客观不存在于人类的纪实性写作当中”。在他的观察中，现在的非虚构写作者会认知到有限性，不特别夸大自己的能力，从而更老实地展现信息的来源和自己的感受。

“不存在绝对的绝对客观，只存在绝对的规范。”杜强认为客观性就是作者的一种表达，但需要通过规范，保证事实本身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继承“ONE实验室”的传统，“故事硬核”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设立事实核查员岗位的非虚构平台，文章的每一个信息点都会通过录音和材料进行核查。

在文学性和故事性增强的趋势下，新人或许缺少足够理想的成长环境。《冰点周刊》负责人从玉华在2019年的谷雨非虚构论坛上指出，当下，不少写作者对技法的关注超过了本身故事的力量，对故事的尊重不够，“大家都走得太快了，太年轻了。”《人物》杂志兼《每日人物》主编张寒也认为，90后记者普遍缺少更有力度的东西。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李梓新。他认为人才缺失跟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教育、愈加娱乐化和私人化的社会氛围，都导致年轻人感受力、思考能力和公共意识的减弱。对李梓新来说，这个问题和舆论空间收窄、商业模式陷入困境一样无解。他只能继续发掘业余写作者，鼓励更多人参与到非虚构写作中，“为未来留存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