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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应与人生必然:没有那些偶然选择,我不会成为现在的罗冠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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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巫川

(本文最初发表于歪脑官网/歪脑读/他者之镜,敬请浏览:www.wainao.me;请关注歪脑IG: @whynot_wainao)

香港网络日前流行一个游戏,发帖者列10项自己曾受薪、赚过钱的工作,当中混一个假选项,让朋友猜。我让罗冠聪试玩一下这个游戏。

当时是6月中,港区国安法尚未实施,26岁的香港社运人士罗冠聪还未流亡海外,正在准备他的议员竞选。

他觉得有点困难,怕凑不够10个。他做过补习,做过办公室帮忙的文职,暑假在酒店打过杂,最像职业规划的,是在香港本地第一间电子竞技公司,做电子竞技主播。

接着列的,是立法会议员,议员助理,和些写作、演讲的稿费。这便进入另一条轨道了。

罗冠聪也曾想,自己也是个普通的年轻人,是怎样一步步走到如今的人生?他觉得,这只能是个疑问或哀叹。

决定人生轨迹的,有些必然,有些偶然,还有些蝴蝶效应。


如果没有高考失利

1999年6岁的罗冠聪随母从深圳来港,成为香港的儿子。他的童年就是香港男孩的模样,读书,玩耍,踢球,打游戏,步入大学前都看上去很平常。

他也同意高考那年是人生转折点。2012年罗冠聪19岁,想读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与行政学系,填志愿时为理想放手一搏,却发挥失常,与大学也失之交臂。

“堪比自我认同的摧毁。”五年后他在自传《青春无悔过书》中写,自己觉得亏欠家人,还断绝了与朋友的联络。那时他已经历雨伞运动,当选议员,再被取消资格,仍在每年夏天想起考试失利的痛苦。

“中大政政”,香港一大热门学系,老师们是周保松、沉旭晖这样知名的政治学者,学生也不乏政界、社运界人士。所以为什么想读这个?

“我中学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读大学,是应该去学习思考的,而不是一个职业训练所。”也不记得为什么有这样的冲动,可能中学最后两年社会动荡,读书也多。“回头看,这是不是一个好决定,没人知道。”

印象深刻的书,是刘瑜《民主的细节》,龙应台一些读本,那是他的政治启蒙。刘晓波获诺贝尔奖,17岁的他印象深刻,但次日,中学校长就谴责刘是搞破坏的外国势力。这让罗冠聪受到刺激。

回想起来,刘晓波的事或许激发了他去关心政治。但他觉得,若不是这件事,也迟早有别的事,让他好奇世界在发生什么。

既然启蒙终将来临,那其实都殊途同归?

他觉得也未必。事实上高考失利真的可能是平行宇宙的起点。

他要读一年“副学士”,才能再进大学。一年后在岭南大学,他成为学生会代表会主席,也自然加入各校学生会组成的“香港学联”。

而2014雨伞运动的开端,正是学联发动的罢课。

“如果我早一年读大学,参加完学生会(一年),可能未必会继续留在学联或学生会,就不会是这个身份参加雨伞运动。”早一年读大学,雨运将与他的学生会生涯擦肩而过。

“延迟了一年入学,以学生会、学联常委身份参与运动,变相令我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了。”


如果没有选学生会

如今回望,很多影响人生的抉择,当时都细微随机,“并不是深思熟虑的”。比如参选学生会。凑了很久人数,都不够组成参选内阁。报名最后一天,前辈说,不如你加入学生会代表会吧。他犹豫,组不成内阁已很疲倦,也有点想把精力留在学业,想未来去外国交换。“但最后就很随机地决定,还是选吧。”

“真的是一念之差。”他说。

于是2014年,他成了“学联五子”之一。“到了历史时刻,你觉得有那个责任,又在那个位置,你就去会承担了它。”罗冠聪说。

雨伞运动,大梦一场。三个月占领最终凋零,罗冠聪称之为“黯然落幕”,他嫌自己做得不够好。伞运旧魂如影随形,他与一些核心人员无法放下,定期聚会,反思,复盘。那年他21岁。

“当时雨伞的‘遗产’消失得很快,自己也会想,要有一些所谓‘血脉’留在香港政界、政治机关中。当时社会也有很强的气氛,要求更新议会,至少找些年轻人进去。”罗冠聪说。

“思考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也适合,于是就参选了。”

雨伞运动两年后,罗冠聪与党友成立政党“香港众志”,同年当选为香港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那年他23岁。也在那年,他在伞运中“煽动他人参与非法集会”罪名成立,被判社会服务令。

罗冠聪的议员当了八个月。2017急转直下,7月,议员资格被剥夺;8月,判决被要求加刑,他被即时囚禁。

从被要求加刑到维持原判,他坐了两多个月牢。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上下卷共一千多页,读完了上卷。除了些政治哲学的大部头,他也读了杨绛的《我们仨》,一些金庸小说;还有村上春树《1Q84》,但不大喜欢。

“刚进去时很不安。”他说,“不知道有没有人买凶打你,或因政治立场不喜欢你。”后来生活稳定下来,他又不觉得很难熬,“人生很少那么奢侈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打发。”

去年运动后,他不时探监,看示威者。2个月当年看来很长,与如今动辄数年的判决相比,又不可同日而语。

他早期参与社运,未想过有这样重的刑罚。“(早年)有人被控告,被判社会服务令,已经是很大牺牲,完全不会想到,今日控罪轻易是以年计算。没想过在香港参与社会运动,从2014年的时空,会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罗冠聪说。


如果没有从政

几年前的访问中,罗冠聪提过,自己已没法换跑道。“一个正常后生仔,可能会有好多机会去试不同的职业和兴趣。而自己就像一棵树,成长到一个阶段,有包袱和社会身份……可以试的机会已经不多。”

中学暑假那份写字楼工,现在想来“闷到痴线”(无聊到疯)。从政以外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电子游戏,雨伞前,他是2013年香港首届电子竞技比赛、2014年电子竞技嘉年华的评论员,以前报导形容他的主持是“罗氏搞笑风格”。

但他认为自己的评述“没有风格”。“我就是一个很没有‘点’的人。”

香港媒体多以“内敛”形容他。和黄之锋一起接受访问,后者如鱼得水,而他惜字如金,每讲一句都要思考。众志年底聚会,黄之锋拉小提琴,周庭跳日本舞蹈,而他,年年表演唱歌。

“证明我这个人真的没有什么技能。”

但他也真的幻想过。“我觉得这个产业(电竞)很有趣,可以接触很多年轻人。我本身也喜欢打游戏。……做创科那些也挺刺激。”他笑说。“我也幻想过,假如没有参与社会运动、‘从政’,那方面的发展对我来说是没问题的。不一定一直留在那家(本地)公司,去哪家大公司做更国际的东西,也没有问题。”

这自然只是想像。“普通商业机构很难‘接纳’这样一个敏感人士,”罗冠聪说,“我自己也不会习惯。进入了这个生活模式,会时刻都想回应社会发生的事。”

但他也不认为做社运、从政有趣。他觉得自己不是有野心的人,自小也没有从政志向。“从政有很多压力,很焦虑,尤其如果你不是为了利益,更无法用理性衡量得失。”他说。

“但我觉得会有成就感。比如让大家认知你的想法时,比如你做议员,代表民众讲话,而他们觉得你做好了自己的工作时。我无法用有趣无趣来定义(这份工作),但这是我一直在做、也一直有人认可的事情,我觉得可以继续去做。”

这条路的另一个副作用,是牺牲一些日常。

罗冠聪希望有一部分生活,和他政治化的生活切割开,但那时已几乎不可能。与朋友吃饭,他要担心跟踪。2018年,他发现自己被国泰航空列入黑名单。出国旅游,他先考虑政治背景,避免去军政府、政治动荡、或与中方亲近的国家。

“再不在自有的空间抽离一下,就真的太消耗了。”他有自己的调节方法,会有意维系非政圈朋友,聚会闲话家常。疫情前,他每周踢球。黄猫“14”和英短“papa”,从巴掌大养到今年三岁,性格活泼,主人一回家就喵喵叫,要他陪玩。他上一次旅行,是去年上半年,与家人去日本京都一个礼拜。

所以他又说:“我也不觉得现在生活有很多局限,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和朋友聚会,吃来吃去也都是那些……”

而聊完这些的两周后,他在香港建构的一切生活,就戛然而止了。


如果没有去美国读书

港区国安法打击重点之一,是“勾结外国势力”。一直各国游说的罗冠聪、黄之锋,被认为首当其冲。

这次运动前,罗冠聪的社运位置,主要在本地街头、议会,受关注度也不如黄之锋等;我问罗冠聪,如没去美国读书,还会不会是“国际线”角色。

“我相信可能是不同的角色……但也不知道。也视乎有什么角色。”

经历伞运、当选、坐牢,罗冠聪2018年底才本科毕业。他想去读书,觉得掌握更多知识对政治工作有帮助。他开始参加语言考试,准备各种申请。2019年3月,他从众多Offer中选了耶鲁大学,准备留学。

3个月后,运动爆发。

“就这么巧。就承担了部分国际线的职责。”

如何平衡读书和政治工作?答曰,无法平衡。你只能选择要投身什么。“我在那基本没有社交。要么读书,要么就去演讲,这两件事已经占据我在美国的所有时间。”

留学也带来另一个蝴蝶效应。“港独头子煽动民众,自己跑路美国”是个天然的故事,去年8月罗冠聪宣布留学后,迅速登上央视等官媒,一夜家喻户晓,与其他“港独头子”齐名;机缘巧合走上“国际线”,也使他在面孔众多的运动中,最终成了“勾结外国势力”的知名目标。

“运动6月开始,我8月才去读书,是带着责任去美国的。……要讲香港的声音,对我来说也是回馈运动。”

耶鲁的东亚研究系硕士,他只读了第一个学期。


如果没有这场运动

自己也是普通的年轻人,怎样一步步走到了如今的人生?

探监时他发现,很多人都有相似拷问。“只不过对社会稍微关心了一点,愿意有一些付出,去为社会争取一些东西,就会被标签,被妖魔化,会面对很多波折。”

他看到很多人的人生在瞬间被打乱。参与一次游行,就被捕、告暴动,“对人生是毁灭性的打击。对有些人来说,可能跑快两步,人生已完全不同”。

“很多被标签为激进分子、暴徒的人,都不是大家想像中,偏激、愤世嫉俗的人。他们都是些很普通的人,如果去探监就会看得很清楚。”罗冠聪说,“很多‘乖仔’,想法成熟,说话有条理,待人接物很温婉,人很单纯。”

倘若没有这场运动,一切现在会怎样?

“可能(大家)现在会在想怎么准备选举,可能还是死气沉沉吧。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很不一样。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没有逃犯条例,这些抗争还是会发生。”罗冠聪说,“结构性的东西,最终是会发生的。”

运动也许终会出现,但对浪潮中的个体来说,影响可能完全不同。“你是不是被捕那个?是不是面对刑责那个?是不是受伤那个?有很多偶然。”罗冠聪说,“他们可能就做着他们在做的事情,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

如果没有那一切,罗冠聪又会在哪?

“我可能就这样读完大学,中间去交换,学多一门语言,然后就毕业了。不知道,可能也会参与运动,但一定不是现在这个位置。”他说,“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也可以关心社会,游行示威。但你不会投入你的人生。”

“我走到现在这个岗位,成为公众人物,当中有很多偶然的选择。如果我做了另一个决定,我绝对不会成为现在的罗冠聪。”


尾声:一语成谶与平行时空

当时我从图书馆借了他的自传,作为采访参考。“图书馆竟然有这个?”他开玩笑,“以后就成禁书了。”我没多想,只是笑笑。几周后7月5日,社运人士黄之锋、陈淑庄、陈云的著作被公共图书馆下架。政府表示,为免触犯国安法,复检书籍。

自传中,罗冠聪曾写道,独自在外租住时,很喜欢铜锣湾的生活,享受拥有个人空间。而他从耶鲁回港后,就搬回与家人同住。因此我问,所以未来也很难说会不会再搬出来,自己住?

“嗯,是,很难说。还有没有未来也很难说。”罗冠聪笑答。

当时只道是寻常。


访问后几天,香港国安法突然宣布即将通过。形势急转直下,舆论相信“国际线”社运人士是首要目标。很快,罗冠聪等人宣布退出香港众志。他的公告最后,引用摇滚歌手许巍《蓝莲花》中的歌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两天后,罗宣布已离开家乡香港,会继续国际战线工作,暂不能透露下落。从那以后,他在不知名的地方,继续国际游说,与政要对谈,接受採访,投稿外媒。

正式成为一名流亡者。

“今此一别,尚未知归途何期。从飞机望下香港的繁华璀璨,是我心目中难以忘怀的一帧剪影。愿他朝有幸,半生归来,仍是那位无忘初衷的少年。”在离开公告中,他写道。

“我又何尝唔係好捻钟意香港(我又何尝不是很他妈喜欢香港)。”

与此同时,在某个平行宇宙的香港,可能有一个西装革履的罗冠聪,正从中环某个跨国游戏公司的办公楼走出来,于夕阳下走进地铁,融入了下班回家的拥挤人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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