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

這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反修例」運動的發展軌跡(2):「五大訴求」的確立及街頭抗爭的激進化

7月1日的「立法會衝擊行動」是重要的時刻,示威者確立「五大訴求」,也揭開激進化抗爭的序幕。在7至11月間,警暴和爭取「政制改革」的目標令運動未有止息,造就群眾的大規模和高度動員。「街頭」是主要的抗爭戰線,以激進化、如水、遍地開花為特性。同時,抗爭者也在日常生活中探索罷工阻礙生產的嘗試、黃色經濟圈、呼籲國際聲援等方式向政府施壓。在11月的大學戰役中,在強硬鎮壓下激進化的街頭行動面對難以升級的瓶頸。

在爭取普選無望、對「一國兩制」的不信任與日俱增的大背景下,由香港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爆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但運動的目標很快超越撤回修例草案,演變為反抗政府及警隊、爭取政治制度改革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至今仍未完結。

在這一章,我們從導火線「修訂草案」開始介紹,再整理從2019年2月(保良局提出修例草案)到2020年6月30日(《國安法》刊憲)的運動發展。為方便讀者掌握和理解變遷的軌跡,我們將運動粗略分作三個階段,羅列關鍵的事件,講解運動目標和抗爭策略的變遷。最後,我們透過簡單的問答,回應官方敘事中經常出現的運動指控。


2、第二階段:「五大訴求」的確立及街頭抗爭的激進化
(2019年7月1日- 11月18日)

7月1日的「立法會衝擊行動」是重要的時刻,示威者確立「五大訴求」,也揭開激進化抗爭的序幕。在2019年的7月至11月,警暴和爭取「政制改革」的目標令運動未有止息,造就群眾的大規模和高度動員。「街頭」是主要的抗爭戰線,以激進化、如水、遍地開花為特性。同時,抗爭者也在日常生活中探索罷工阻礙生產的嘗試、「黃色經濟圈」、呼籲國際聲援等方式向政府施壓。在11月的幾場大學戰役中,示威者面對前所未有的鎮壓和大規模逮捕,激進化的街頭行動達至高峰,卻也面對難以持續升級的瓶頸。


2.1 「五大訴求」的確立

由特首林鄭月娥在 6 月 15 日宣布「暫緩」條例修訂,到9月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原本引發示威行動的主要原因看來是逐步得以解決,但為何在這數個月之間,示威活動的規模及激烈程度卻是與日俱增?

在 7 月 1 日的「香港『回歸』紀念日」,50 萬人上街遊行,數百名示威者擊碎立法會的玻璃幕牆並佔領議事廳、宣讀由網民起草的《香港人抗爭宣言》,奠定「五大訴求」的內涵。當香港政府數個月漠視「撤回修例」民意、強硬打壓運動,「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已成示威者的共同運動目標,當港府在 9 月撤回修例,這個讓步對示威者來說來得太遲也太少。在五大訴求中,爭取民主普選的「政制改革」和對「警暴」的咎責特別突出,驅使運動繼續發展,我們在下面分別進一步介紹。

政改成為主流訴求

在《七一宣言》中,示威者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立即實行雙真普選」取代「林鄭問責下台」的訴求,確立爭取政改的目標,奠定最多示威者所認同的「五大訴求」。2019年的民調顯示,大多數示威者認同「爭取香港民主發展 / 雙普選」是參加遊行重要目的,且比例隨運動的發展上升。當多年來未能推進的政改成為「反修例運動」的主流訴求,運動難以在短時間內告終,變作長期的抗爭。另一方面,高比例的示威者認為運動若在沒有獲得實質成果的情況下完結,北京會積極介入香港事務、將出現大規模政治清算、公民社會被打壓[1],這些擔憂也驅使示威者在取得成果前繼續抗爭。

警暴成運動新動力

在「反修例」運動中,警隊以武力鎮壓示威者、對被捕人士施以性暴力和酷刑,「警暴」成為運動的驅動力。調查[2]指出,極高比例(84.6%-98.3%)的示威者認為「表達對警方處理示威手法的不滿」是參加遊行非常重要的目的;高比例(72.6%-80.4%)的示威者認為警方的大規模拘捕增加其參與抗爭的意欲。

在 7 月到 11 月之間,警隊所使用的武力強度和逮捕人數也不斷飆升,5 個月內共計使用29,568 發彈藥;共逮捕 5,901人。每隔幾日都有示威者頭破血流的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其中,最受矚目的包括7月21日「元朗無差別襲擊事件」、8月11日「急救員爆眼事件」、8月31日「太子地鐵站防暴警無差別襲擊事件」、10月1日「荃灣警長開槍事件」和11月1日「西灣河開槍事件」、11月4日「周梓樂墮樓事件」等。期間政府召開大量記者會,嘗試用政治宣傳指控示威者為「暴徒」以正當化警隊的暴力,但並不奏效。不斷出現的警暴事件成為運動的「助燃劑」,持續引爆民憤和大規模的示威。

警隊的鎮壓非但沒有「止暴制亂」,反令政權和警隊失去治理的正當性。在 2019 年 6 月,示威者提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咎責警暴;10月,更激進的「解散/重組警隊」訴求獲得超過七成的示威者認同[3];11月,在示威者周梓樂墜樓身亡、及在大學的鎮壓和大規模拘捕後,示威者的口號更變為「香港人,報仇」、「殺人填命,血債血償」。當被捕和受傷的人數在示威浪潮中不斷攀升、抗爭者付出高昂的代價,倖存的抗爭者則更不願放棄運動,盼望成功向政府和警隊討回公道和咎責,這也是條例撤回後運動也不見止息的的重要原因。(關於警暴的詳情,我們在〈抗爭在街頭〉一章會有更詳細的介紹。)


2.2 「街頭」作為抗爭的主戰場

第二階段(2019年的7月至11月)是群眾大規模且高度動員的階段,而「街頭行動」是運動的主要戰線,也是群眾直接反抗、試煉團結共作的場域。數以萬計的群眾高度參與在各種形態的示威當中,遊行集會的次數持續增加。警方就示威遊行展開大規模的鎮壓和拘捕,使用的武力強度和逮捕人數也不斷飆升。政權的嚴厲鎮壓非但無法平息示威,反使更多人前仆後繼地投入抗爭,街頭抗爭出現「激進化」、如水(Be Water)、遍地開花的特性。

激進化

示威者在2019 年 6月的數個大規模遊行未能促使政府讓步,更被強硬鎮壓。在僵局下,數百名示威者在 7 月 1 日的大遊行後衝擊立法會、佔領議事廳,並留下「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沒有用的」的塗鴉。該行動獲得大部分示威者的支持,揭開抗爭手法升級的序幕。在隨後的數個月,面對政權的強硬鎮壓、建制支持者的暴力襲擊,示威行動開始出現激進化,主要體現在參與「非經批准」的示威、和警方對峙、縱火破壞設施、以武力還擊和制服施襲者等;激進的抗爭手法普遍被社會大眾所接受,認同度節節 上升。

在 2019 年下半年,「和理非」示威和「勇武」的衝擊行動以互補及交替的型態出現,「和理非」 和「勇武」示威者各自發起行動,卻又共同進退。 「民陣」等團體持續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搭建相對安全的平台讓市民參與大規模合法示威;部分示威者則用游擊堵路、衝擊、「裝修」增加 政府的管治成本和經濟損失。在 11月幾場大學的佔領中,激進化的抗爭手法達至高峰。

如水、遍地開花

在「反修例」運動中,街頭行動以「如水(Be Water)」和「遍地開花」的形式湧現。 由2019 年 7 月初的連續幾個週末開始,示威由香港島的政經中心擴張至九龍和新界,各個地區出現自發號召的遊行。8月中,警方接連向示威發出「反對通知書」並加大鎮壓力度,抗爭者則發展出「城市游擊戰」—— 事先不向警方申請、無固定路線、同時在多區集會、隨時轉移和撤退。在9至11 月間,示威者發展出分佈廣泛、方便居民就近參與的社區快閃行動。總括而言,「反修例」示威不再長時間駐紮特定地點,變作「游擊」和「快閃」;同時,大部分示威由匿名網友發起、分散在全城不同角落,令政權打壓的難度增加並且得以持續數個月。

從「催淚彈地圖」可以見到「反修例」示威遍及全港各區,遠較「雨傘運動」的佔領區廣泛。隨著示威持續數個月並遍及全港各區,警暴也進入日常的社區空間、商場和民居, 更多居民目睹警隊的濫暴和濫捕,認識到政權的打壓。同時,各區街頭行動的抗爭經驗,也帶動各個社區的「連儂牆」、街站、「黃店」、 和區議會的凝聚和參與,成為往後社區組織發展的基礎。(關於街頭抗爭的具體策略,我們在〈抗爭在街頭〉一章會有更詳細的介紹。)

動搖城市運作的嘗試

7月至11月是街頭行動的高峰期,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不同規模的集會遊行或「快閃行動」。在這些頻密的行動中,示威者很快意識到假日上街「表態」對政府帶來的壓力有限,轉而以香港的「經濟繁榮穩定」為籌碼向政府進行施壓,迫使其作出讓步。

在這個脈絡下,示威者展開各種阻礙經濟生產的「不合作運動」,包括在上班日發起大罷工,同時癱瘓地鐵和公路交通要道,令市民無法上班,店舖無法營業;透過頻繁的示威遊行和商場示威,令遊客大幅減少;號召大量市民同時湧入機場、或者堵塞機場交通,令機場被迫取消航班。示威者也用「不合作運動」反擊親政府的企業,例如示威者透過名為「裝修」的快閃行動破壞商舖設施和貨品、令其無法做生意、造成虧損。

過去香港社會對干擾城市日常運作的抗爭接受度較低,令人無法上班謀生的行動往往被市民撻伐。然而在「反修例」運動中,抗爭由週末的示威遊行轉化成以動搖經濟運作為目標的行動,一方面開拓了新戰線,另一方面也象徵運動已滲進抗爭者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過往民運人士間有一句話是「如果燭光沒點燃生活每一面,我們每年就只能在維園見」,意指假若平反六四的精神不能體現在生活中,那麼就只剩下每年一度的悼念活動,更廣義來說,就是民主運動的精神必須在生活的各方面表現出來。在「反修例」運動中,有更多的燭光在生活中被點燃,示威的「例外狀況」和日常生活的界線被模糊,抗爭者在示威以後,仍然在日常生活中想辦法抗爭,這個轉化也帶來之後在工會、社區、消費等各個戰線的發展。


2.3 其他抗爭戰線的開拓

在過去,激進的示威手法遭到其他示威者「割席」並導致輿論反彈。然而,在「反修例運動」中,激進示威者受到大部份示威者和市民的支持,示威者的受傷和被捕引起市民廣泛的同情和憤怒,甚至驅使那些沒辦法走上前線的抗爭者開始在日常生活中探索其他的抗爭路線,望能用各種方式對政府施壓和延續運動,其中,新工會、黃色經濟圈、國際線都在這個脈絡下開展,並在抗爭者的實踐中成型。

在這個階段,不少以行業從業員為主體的集會遊行湧現,示威者交替發起週末示威和上班日的「大罷工」以癱瘓城市運作和向政府施壓。這些罷工動員主要透過社交媒體平台、「電報」群組和各區街站進行號召,儘管未達到癱瘓經濟的效果,卻在過程中累積各行業工人的網絡和行動的經驗,成為日後「新工會」組建浪潮的基礎。在「反修例」運動爆發後不久,抗爭者迎來區議會選舉,過去不受重視的區議會在運動中變作寸土必爭的戰線之一。在 2019 年 6 月,網民整合 18 區區議會的「積極考慮」參選名單,並動員示威者參選以挑戰建制派。抗爭者通過連登、電報等網絡平台連結、在各區開展地區工作、共享資源、組成選舉聯盟推出共同政綱。

此外,一些商鋪因公開支持運動、響應「罷市」呼聲而被示威者稱作「黃店」;也有商鋪因打壓抗爭者、支持警方而被稱作「藍店」。示威者開始蒐集整理「黃店」和「藍店」的資料,用消費作為日常生活中表態的工具,罷買藍店、支持黃店,形成「黃色經濟圈」的雛型。運動期間,示威者透過登報、集會、連署、分享訊息等方式爭取國際社會對於香港抗爭的關注、支持,並且盼望透過這些關注對中國政府施壓。9 月初高達 25 萬人參加示威支持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反映示威者對於國際社會介入的期盼以及「國際線」的上升。


2.4 「理大突圍」:街頭抗爭升級的極限

在 11 月的幾場大學戰役中,持續激進化的街頭行動達至高峰。示威者周梓樂在11月初墜樓不治,激起示威者在11月中佔據位於交通要塞的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癱瘓主要幹道及海底隧道,以促成「三罷」。警方在和中大的示威者激烈對峙數日後撤離,卻封鎖理大不允許示威者離開,後保安局局長更宣佈會以「暴動罪」拘捕所有留守理大內的人士。上萬名市民曾連續數日發起「入Poly,救手足」的行動,不畏嚴密的警力部署和武力清場向理工大學推進,盼能「裡應外合、殺出重圍」,救出被圍困在理大的示威者,卻沒有成功。

街頭的勇武抗爭在「理大突圍行動」達至高峰,亦面對前所未有的武力鎮壓和大規模逮捕,在理大的鎮壓中單日使用彈藥共7647枚,三日之內在理工大學及附近區域被拘捕的示威者超過1000名。而後,示威者普遍意識到在國家的絕對武力當前,大量的示威者被捕、所付出的代價沈重,街頭抗爭難以升級或持續下去,「新工會」、「黃色經濟圈」、「國際聲援」成為延續運動的重要陣地。

中大示威者在12日的衝突中用圓桌和雨傘作防備,在火光中與警方對峙。(歐嘉鴻攝)



註:

[1]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第57頁,受訪者認為若運動沒有進一步實質成果,將來很有可能面臨以下後果:72.4%至 91.6%相信「政府會進行大規模政治清算」;75.4%至 93.7%認為「香港政治與公民自由大幅倒退」;70.9%至 84.4%相信「北京會積極介入香港事務」。

[2]「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的民意狀況研究報告

[3] 在「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調查中,10月14日;10月20日;12月8日,分別有76.9%、73.4%、84.5%的示威者認為「要求解散/重組警隊」是參加遊行「非常重要」的原因。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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