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

這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街頭抗爭背後的後勤網絡(2):開源平台和家長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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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者因應不同示威群體的需要,發展出大規模集散資源的「開源平台」和緊密同行的「家長網絡」,這些後勤支援網絡持續回應示威者的需求,令他們在打壓下也不致孤立無援,可以支撐得久一些。

隨著「反修例」示威演變為持續數月的長期抗爭、打壓日趨嚴峻,示威者所需的後勤支援持續時間越長、類型也更多樣化,包括防禦裝備和物資、經濟支援、避難之所、離開的交通接駁等。親政府媒體時常用示威者所獲得的經濟支援、裝備作為運動背後有「金主」指使的證據,事實上,示威者背後的確有很多的「金主」和義工,然而他們不是什麼境外勢力資助的機構,只是一個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普通市民。在運動中大規模湧現的後勤支援,不論是物資或是義載車流,也反映出廣大的市民對示威高程度的支持(不只是嘴上支持,而是親身參與進來)。

在數個月的運動中,抗爭者因應不同示威群體的需要,發展出大規模集散資源的「開源平台」和緊密同行的「家長網絡」,這些後勤支援網絡持續回應示威者的需求,令他們在打壓下也不致孤立無援,可以支撐得久一些。

1、  「開源平台」:集散資源和配對服務

電報頻道作為「開源平台」在游擊式的遊行中,高效且大規模地調配和集散資源和服務,將防禦裝備、經濟支援送到有需要的抗爭者手上;讓義載司機可以有效率地觸及撤離的示威者。但「開源平台」的開放性也帶來一定的風險。

物資

運動之初,示威者在現場架起多個定點的物資站。「即時資訊台」發佈徵求物資的資訊,並在地圖上標註物資站的位置,鼓勵群眾捐贈和拿取物資;遊行結束後,則動員示威者整理、搬運現場遺留的大量物資,並調動貨車協助運輸和倉儲,避免辛苦籌措的物資被警方或者食環署清走。

但在運動發展一段時間後,示威者不斷轉移,定點的「物資站」大量減少。另一方面,隨著警方的鎮壓強度增加,前線示威者所需的物資(防毒面罩、盾牌、眼罩)涉及一定風險,難以公開籌措和發放。因應集散物資的需要,示威者架設數個「電報頻道」公開向市民徵求物資、或者籌款以購買物資,再供有需要的示威者匿名聯繫平台交收。在持續數個月的示威中,這些由匿名的示威者營運的平台、累積一定的公信力,替示威者統整資源和過濾風險。

儘管這些電報平台在集散特定物資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大量的簡易物資仍然倚賴每位示威者在遊行時多帶幾包索帶、手套、礦泉水,即場分給有需要的人。「螞蟻搬家」的作法在處理敏感物資時尤其重要,例如:砂糖、布料、油等製造燃燒彈的原料若由單個示威者集中攜帶,截查時則面對很大的風險。但若大量市民分散攜帶少量物資,再透過人鏈傳遞至前線,則可分攤風險。

「義載」

由於香港的公共運輸系統堪稱完善、同時空間成本非常高昂,基層市民難以負擔擁有私人汽車的花費並靠公共交通出行。然而自2019年7月中開始,政府多次在遊行前後暫停港鐵服務,再在主要幹道,包括紅隧、東隧外設置路障和搜查市民,以及登上巴士和電車搜查;港鐵若維持營運,亦會由警隊駐守出入口,甚至衝入港鐵站內以警棍擊打、施用催淚彈以及濫捕。

為了讓示威者可以安全離開現場,在有示威行動的夜晚,大量義載司機在示威現場來回穿梭接送示威者離開,為了令「義載司機」和「示威者」的媒合更順利,數個電報頻道成立。然而,平台難以核實大量義載司機的真實身份,任何人(包括臥底警察、政府的支持者)都可以透過平台登記義載;任何人也可能聲稱有義載需要卻濫用資源。儘管示威者間有共識不向義載司機透露個人信息和在運動中的參與,也透過「校巴安全檢查及匯報BOT[1]」供示威者檢驗義載車輛是否是警察用車,但仍無法完全阻隔風險。


2、 「家長網絡」:以人為中心的安全網

在「反修例」運動中,學生和青年人(15-29歲)的整體運動參與率高達八成,他們和警察衝突的比例最高[2]。換言之,大量參與激進抗爭的「勇武」示威者非常年輕,當尚未財政獨立的他們若因參與運動遭原生家庭經濟封鎖,生活頓時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他們在持續參與運動一段時間後,自然透過共同朋友、示威現場的偶遇,和其他較有資源和網絡的抗爭者建立關係,形成一些由熟人關係發展出來的支援網絡。在運動中,年輕示威者被匿稱為「仔女」,支援他們的人被稱作「家長」,這種由年輕示威者與有較多資源的成年人組成的關係網絡,就被統稱為「家長網絡」。

不同於透過開放的匿名通訊軟件隨機建立的連結,「家長網絡」以抗爭者既有的社會網絡為基礎發展而成,不但能夠減少接觸生人所帶來的風險、也容易建立更深厚的信任。相較開源平台無法照顧到曝露於高風險的前線示威者的需要、所提供的支援較單一,家長網絡是前線示威者很重要的安全網,以每個「仔女」的需要為中心,提供更多不同面向的深層支援。在運動初期,許多「家長」從籌錢買飯券、訂購防禦裝備開始接觸「仔女」,再慢慢建立信任形成長期的網絡。「家長網絡」因為親身接觸高風險的前線示威者,是警察監控和追查的重點,難以公開招募義工或在線上匿名協作,大部分的家長從既有的社會網絡尋覓隊友和搜羅資源。

「家長網絡」的型態有很多種,有家長以個人身份參與,有的由幾個家長組成鬆散網絡,一些則發展出較系統性的制度和分工。為控制風險,單個家長網絡的規模並不大,但彼此間發展出有機的聯繫,宛若匯聚和分享資源的小水塘。家長網絡時有共用庇護空間、義載司機、訂購物資的渠道;而當一個家長網絡收到大量物資,也會分享給其他的網絡。

「家長網絡」所提供的不僅是經濟和物資上的支援,而是由眾人織成一個「社會安全網」接住「仔女」,令他們不至孤立無援。當彼此建立信任後,「仔女」會在示威行動中報平安,「家長」視情況安排義載和避難所;當仔女因參與運動導致學習跟不上進度,則幫忙招募義務補習老師追趕課業進度;當「仔女」飽受情緒困擾,「家長」試過找心理輔導的資源幫助舒緩;若「仔女」在行動中受傷,會陪同看醫生;若不幸被捕,則會跟進法律支援、以及後續的探訪。很多年輕的示威者來自基層家庭、擁有的資源並不多、當因運動參與和原生家庭關係破裂、學校的師長又隨時可能報警。這些沒有血緣關係的「家長」卻在運動中和「仔女」一路同行,成為信任的朋友和陪伴者。


為什麼做「家長」?

家長A:

最主要是我好不喜歡大部分的媒體將這個運動標籤為「年輕人」的運動,將這個責任擺在年輕一代那裡。我覺得這件事是全香港人的事,我覺得好不公平,那些年輕人真的會這樣想啊。我相處過後覺得,他們真的覺得原來是他們的責任,是因為我爸爸媽媽沒有做好,我現在要替他們補救,令我更加心痛這些小朋友,或者讓我現在更加想和他們同行。

家長B:

曾經有個手足在群組裡面說想要自殺,我私訊他聊完好像有好一點,我意識到情緒支援好重要,但我又不是社工,我就想……最終是想陪他們走這一段路,因為這段路對我們成年人來說都已經這麼艱難,對他們來說簡直影響生命太多,所以會好想陪他們安全,完整的走出來。你派飯卷、家長車、宿舍,陪他們看醫生,或者什麼都好,都是一些means讓他們知道有人支持他們,關心他們,讓他們知道如果遇到什麼困難是有人可以溝通的。


註:

[1] 即因應使用者指令而自動提供資料的機器人。

[2] 「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第189頁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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