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

這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街頭之外的抗爭(2):新工會浪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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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頭抗爭沉寂的2020年,政府在各行各業進行「整頓」、清算和控制,新工會則持續就疫情下的職場生計問題和社會上的不公義發聲。在這一篇連載,我們也概述新工會的實踐、意義和挑戰。

疫情下的新工會

2020年1月22日,首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透過高鐵輸入香港,港府卻未有在邊境實施控管和檢疫政策,引發民間社會的擔憂和憤怒,新成立的醫護工會率先用罷工挑戰邊境控管政策。在街頭抗爭沉寂的2020年,政府在各行各業進行「整頓」、清算和控制,新工會則持續就疫情下的職場生計問題和社會上的不公義發聲。


1.   罷工封關救港

香港發現首宗確診的翌日,新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1]」要求醫管局[2]要求政府禁止旅客經由中國入境、並確保醫護人員的工作安全,否則發動工業行動。隨後,逾十個新工會舉行「工會防疫聯合新聞發佈會」並提出「禁止旅客經中國大陸入境香港」的共同訴求。

在醫護工會宣佈發起工業行動的動議後,會員人數在短時間內呈海嘯式增長(由300人增加至18,000人),佔員工總人數的22.5%。2月1日,醫護工會在會員大會大比數(以 3123 票贊成,10 票反對)通過五日的兩階段罷工計劃,9000位來自各職系的工會會員簽署《罷工宣言》。在工會和醫管局、政府談判不果後[3],工會在2月3日發起非緊急服務員工的罷工,當晚和醫管局的公開談判破裂後,工會再啟動第二階段持續四日、包含緊急服務員工的全面罷工。

(圖片取自:職工盟團結報)

抗爭者陣營積極向市民解說醫護罷工以爭取市民的支持,在罷工投票當晚,「工會陣線」聯同各區的文宣網絡、區議員在全港將近30處自發組織「醫護罷工點票直播和集氣街站」,數百名市民直播見證工會大比數通過罷工議案的歷史性一刻。在罷工期間,各界別的新工會、黃店、社區抗爭網絡、區議會積極投入動員和宣傳聲援、向市民解說醫護罷工的原因,並鼓勵和醫護同罷。在社會的支持下,醫護罷工對政府產生一定程度的壓力。雖然特首屢屢批評罷工,強調「任何人如果認為用極端手段可以威迫政府,都不會得逞」。然而,在醫護工會要求「封關」並動議罷工後,政府修改入境政策,關閉跨境高速鐵路、多個口岸、實行14日強制檢疫,雖然無法完全堵塞漏洞,但使由內地入境人數顯著下降。

醫護罷工是2019年所成立的新工會所發起的首場罷工,在實際入境政策上的推進之外,在運動中也有劃時代的開創性意義。正如職工盟幹事鄧建華所總結,「『醫管局員工陣線』提出的『抗疫五大訴求 』將罷工中的政策要求和員工的實際需要扣在一起,罷工因此既是政治罷工,也是經濟罷工。」醫護的罷工打破香港過去的社會運動中經濟和政治鬥爭割裂的局面。工會在罷工的試煉下經歷海嘯式的會員增長,在短時間內成為組織基礎遍布各個職系,有行業代表性的大型工會,也成功發起首場以「工會」為集體行動主體、經民主程序決議發起的罷工。

醫護罷工也創造了兩個重要的連結:連結跨界別工會、連結社會。在醫護罷工期間,其他行業工會動員公眾聲援,並在工會內部發起罷工動議,雖然最終未能出現接力罷工,但也奠定未來跨工會的團結基礎。過往香港社會對罷工並不支持,但在2019年的運動的積累、市民對政府抗疫表現不滿、抗爭者陣營動員的大背景下,醫護罷工連結市民,罕見地在社會上得到廣大的支持。民意調查顯示「逾6成受訪者認為,若政府未能有效處理疫情,將支持前線醫護人員發動罷工,迫使政府回應訴求。」


2.  行業發聲、堅守專業、政治表態

在疫症下,因政府不作為、企業只顧搾取最大的利益,工人面對嚴峻的健康風險和經濟蕭條下的就業困境;與此同時,政府也在疫情下大力推進各種社會控制和打壓。各個行業的新工會既關注職場上的勞動問題,也關注政治問題,並且積極用行業的立場發聲。

在2020年疫情爆發期間,多個密切接觸潛在病患的行業工會揭露企業為節省成本,沒有為前線員工提供足夠的防疫裝備和有薪隔離假。更有企業隱瞞工作場所的確診個案,令員工曝露於感染的風險中。2020年4月,港府推出高達810億元的「保就業」計劃,向僱主提供財政支援以支付員工薪金。但新工會和職工盟搜集前線員工的求助和爆料踢爆在政策的漏洞下踢爆有公司領取保就業補貼卻解僱員工、放無薪假、零散化用工,計劃未能保障前線員工的生計。

在疫情和運動的低潮中,政府以「防疫」之名推行監控措施,並且在各行各業推進政治打壓和社會控制。工會則擔當重要的角色來捍衛專業自主、直斥政府政策的不合理。例如:醫護工會帶頭杯葛恐增加社區傳播的「全民檢測」、對抗侵害個人隱私的「安行出行」監控系統;當政府就《電訊條例》訂立電話卡實名登記制度展開公眾諮詢,資訊科技界工會則要求撤回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

與此同時,各工會也持續在抗爭者間推動工會戰線、招募會員、解答疫情下的勞資問題。當《國安法》在2020年5月壓境,「三罷陣線」聯同「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就《國安法》舉行罷工罷課公投,絕大多數的會員反對《國安法》,惟參與人數未達門檻而未能發起工業行動。


新工會浪潮的意義和挑戰

新工會浪潮是在2019年的政治運動中煉成的。在2019年的示威浪潮中,各行各業的工人為推進運動、支援前線示威者而發起罷工;示威者遍地開花的堵路、以「不合作運動」拉開罷工封鎖線以「支援罷工」,以共同達至癱瘓生產的目標。民間的「大三罷」作為未竟的嘗試,將經濟抗爭大規模帶入政治民主運動的實踐中,是過去三十年的民主運動中前所未見的。

2019年,在長達數個月的直接行動中,抗爭者創造了職場同路人的連結、跨界別行業網絡的連結、和經濟抗爭的想像和主流民運範式的連結。這些「連結」是一個開端,也是新工會浪潮煉成的重要背景。在2019年年底,部分抗爭者為發起更有力量的罷工而組建工會,「工會抗爭」的路線也在新工會的共同動員下引起討論。

在2020年初,疫情在香港爆發,政府未能及時推出適切的邊境檢疫政策,但示威者又難以大規模聚集,而數個行業的新工會網絡則是公民社會中積極發聲的主體之一。醫護工會不僅在短時間內成為組織基礎遍布各個職系的工會,更發起新工會浪潮以來首場以「工會」為行動主體、經民主程序決議發起的罷工。醫護的罷工將「罷工救港」的政治要求和員工的職場需要結合在一起,在當時支持運動、恐懼疫情、對政府充滿不信任的社會上產生不少迴響,也令新工會在運動中的參與在普羅市民眼中變得更加可見。

在「反修例」運動中,工人網絡在嚴峻的政治打壓、急遽收縮的公民社會空間中發展起來。在2019年,工人在職場表態或罷工後被解僱的例子不勝其數,也出現職場的白色恐怖。例如:「國泰航空」向員工發出內部電郵,要求員工不得支持或參與在機場舉行的未經批准示威活動,公司內部也出現同事間的大規模舉報;「港龍空勤人員協會」主席施安娜更因社交媒體的言論被解僱。在2020年上半年,政府開始在各個行業推進控制、清算參與運動的行動者。新工會不僅站在職場的最前線連結同路人一起抵抗職場上的打壓,也和其他的公民社會網絡(區議會、社區)一起,以行業的專業角度,就政府的政治打壓、社會不公義、勞工健康和生計問題發聲。

和所有的運動網絡一樣,新工會的發展也面對嚴峻的挑戰。在強硬的打壓下,當初為參與政治罷工而入會的會員是否會續會?工會理事作為核心的積極份子,如何和其他職場的同路人建立緊密的聯繫,成為群眾基礎更加堅實的網絡?不同行業的工人網絡如何扣連其他的公民社會網絡,回應大時代的變化?



註:

[1] 「醫管局員工陣線」是在「反修例」的大三罷浪潮中成立的新工會,2019年10月中在Telegram群組形成核心的籌組工會小組,11月遞交申請,12月初正式成立,選出首屆共8人的理事會。

[2] 「醫管局」是香港的法定機構,負責管理香港的公立醫院,並透過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向香港政府負責。根據2018-2019的年報,醫管局逾九成的收入來自政府撥款,聘用的全職僱員總數近八萬人。

[3] 2月2日,工會和醫管局及政府的談判因「抗疫督導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不出席而取消。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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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之外的抗爭(1):區議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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