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脈絡看香港運動（2）：中港政治變遷

2.    中港政治變遷

如果殖民體制是香港社會的宏觀脈絡，那「中港政治變遷」無疑是近年社會矛盾所根植的主要背景。在這一節，我們梳理中央在主權移交後對港治理思路的變化、香港政制改革和經濟交流政策的變遷，及其對普羅市民社會生活和政治認同的影響。

2.1 （1997 – 2003）：「廿三條立法」和中央經濟讓利

「八九民運」遭暴力鎮壓告終無疑觸發香港人對中共威權統治的恐懼，但在主權移交初期，中央對香港社會的介入不多，逐漸增強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然而，2003年前後的「廿三條立法」首次令香港社會對中央政府的統治產生不信任。《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有損該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及國家安全的行為，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的法律條文，當港府提出「落實立法」，則觸發回歸後首次巨型的群眾運動，最後使法例撤回。建制派在隨後的選舉中失利，社會上也出現一連串的集會、大型遊行要求「盡快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政治訴求，然而2004年的全國人大常委否決政治制度改革的提案，維持現有選舉制度^[1]。

在廿三條立法爭議的同年，香港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簡稱SARS）肆虐經濟陷入低潮，中央政府向香港採取懷柔管治的「讓利」策略。2003年，內地和香港政府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提供香港產品零關稅的優惠、向港商開放內地服務業市場，並開放「自由行」以刺激本港的零售、餐飲業。在當時，這些經濟措施迅速振興當時的經濟、增加就業機會、加強中港交流，但也對香港社會影響深遠，埋下了日後中港矛盾的伏筆。

2.2 （2003 – 2008）：中港交流增加，中國認同提高

2003的「七一遊行」使中央政府改變對港的治理思路，開始公開表達對特區政府的要求，更大程度和更全面的介入香港社會和政治。在政制改革上，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將特首與立法會產生方法的修改程序增加到五步，增加了行政長官在研擬政改方案前，需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並獲得人大常委會決定批准修改。在經濟政策上，中央的讓利持續協助香港渡過金融風暴的重創、也令香港社會對中央政府的信心逐漸復甦。

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令香港社會關注內地的發展，逾八成的市民滿意中央政府的救災表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因此增加，當年來自各界的捐款打破香港的歷史記錄。2008年8月的「北京奧運」令香港市民在中國正面的國際形象中為國家感到驕傲，將「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推至最高峰。然而，隨著普選的承諾遲遲不能兌現、中國國內的負面消息不斷出現[2]，2008年是各種民調數字的分水嶺，香港社會對中國政府的管治信心、「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在2008年達到高峰後也開始下滑。

2.3 （2008-2014）：中港矛盾惡化期

在這個時期，在政治上，中央政府在政制改革上寸步不讓、重申「全面管治權」、推進中港融合的基建和教育指引。在經濟上，香港逐步被納入中國全國發展的規劃藍圖中、政府積極推動中港融合的基礎建設、推行愛國主義國民教育、加強對香港社會的控制。與此同時，中港矛盾社會上持續積累、出現大量日常生活層面的摩擦。

2009年，香港政府和中央商議已久的「廣深港高速鐵路」和「港珠澳大橋」進入具體興建計劃、撥款的討論，前者連接深圳或廣東以及內地大多數樞紐城市；後者連結香港、珠海、澳門三地。在2012年，特首正式提出課程指引，要求「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為中小學的必修課。這兩個在中央授意下的政策影響深遠，中港融合的基建帶來「反對大白象工程」的「反高鐵運動」，而國民教育帶來青年的「反國教」運動，最終令課程指引被擱置。

在日常生活的交流層面，在2010年後中港矛盾以族群衝突的方式出現。過去建制論述普遍認為「自由行」和「CEPA 」帶來的中港交流為港人的經濟發展帶來機遇。可是，由於香港政府奉行「大市場，小政府」，薄弱的福利制度帶來政策性的資源短缺，當中港人口來往增加，便衍生出不少社會問題。如當訪港內地旅客的數量急增；大量「水貨客」在香港搶購奶粉及其他日用品^[3]，帶來交通擠湧、貨品短缺、價格提高等問題，也對部份社區造成生活不便[4]。政策允許父母皆非香港居民以生育旅行方式在香港所生子女（俗稱：「雙非」）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加劇醫院床位和學額短缺問題，被當年仍萌芽中的本土派用作宣揚排外的理念、觸發社會上將矛頭指向內地人。

在2008年至2014年間，中港融合政策、政制改革、社會問題的交織，讓社會上醞釀著對政府不滿的情緒。青年人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持續上升、「中國人」身份認同持續下跌[5]；參與大型示威的人數顯著增加。在2012年《十八大》報告，中央首次在治理港澳事務的原則上加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強調「一國兩制」的紅線。2014年，國務院提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香港的「自治權利」是中央授予、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並加強北京對香港事務用權的「機制化」[6]。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831決定[7]」。中央的連串政治推進令市民對香港落實普選感到絕望，在種種矛盾的積累下，終致「雨傘運動」在2014年的9月爆發。

2.4 （2014 – 2019）：中央加速收緊對港控制

相較於過去三個時期，在「反國民教育」和「雨傘運動」等社會運動爆發後，中央政府加速推行中港融合政策，並且大力收緊社會控制，一面高調打壓「本土思潮」，一面深化中港經濟融合政策。另一方面，中央對香港的政治干預步步進逼，2015年，大陸執法部門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跨境擄人、2016年「人大釋法」取消議員資格、2018年「人大決定」通過一地兩檢，一連串的事件令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滑落谷底。

2015年，中央正式在「一帶一路」政策文件上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將香港納入全國經濟發展的戰略藍圖，確立香港以其制度政策、集資便利等優勢幫助中國經濟發展的分工。在「雨傘運動」後，關於「香港獨立」的討論增加，觸碰中央政府最敏感的「國家安全」紅線，港大學生刊物《學苑》因此被梁振英和親北京媒體大力撻伐。2018年，港府以《社團條例》作出命令，正式將主張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列為非法組織並禁止其運作，數個中央駐港機構[8]高調對此表示支持，指出「對『港獨』必定是零容忍」。在打壓港獨的同時，政府積極推動《國歌法》和「普教中[9]」。

在第四個時期，中央政府屢次動用《基本法》中的制度決定權影響香港政治。在2016年立法會議員的宣誓風波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釋法[10]，令多位本土派及自決派的民選議員喪失議員資格、失去制度內的政治平台和資源。2018年，政府提出在高鐵西九龍站內劃出「內地口岸區」容許內地人員在香港境內執行職務，「一地兩檢」的安排引發社會輿論反彈，但最後由「人大常委會」確立符合《基本法》。

在政府高調限縮香港自治空間、加強控制的同時，民間社會陷入「雨傘運動」後的低潮期，雖有零星的遊行示威，但未能形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2016年，本土派發起「旺角騷亂[11]」，數名示威者被控「暴動罪」，其中盧建民被判囚7年，為香港開埠以來最重的暴動刑期。

在這數年間，「本土思潮」在社會上冒起，作為一種政治立場具有相當影響力。2016年，「本土派」首次被納入民調計算，雖然不及溫和民主派的支持人數多，但自稱本土派的市民佔社會8.4%，在18-29歲的青年人中，更佔近三成。在2016年的選舉中，所有提倡本土、自決或獨立的候選人，合共取得近39萬票，在35個立法會議席中取得 6席。同年的民調亦發現，「香港獨立」的支持者佔17.4%，反對者佔57.6%；在年輕一輩間，支持的比率近四成，多於反對的比率。然而在2016年政府針對獨立思潮的打壓後，支持獨立者在2017年明顯減少。

2.5 圖說：主權移交後的變遷

在這部份以「一國兩制信心」、「香港人身份認同」、「六四集會」和「七一遊行」的參加人數作為指標，呈現從1997年的回歸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前的香港社會變遷。這些變遷的趨勢和上述中港政治框架的轉變和重大社會事件大致吻合。

主權移交到2003年推行「廿三條立法」前，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心、「中國人」身份的認同逐漸上升。2003年的「廿三條立法」首次令香港社會對中央政府的統治產生不信任，「六四集會」和「七一遊行」的人數出現首個高峰。然而在2004年至2008年的北京奧運前後，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中國人」的認同皆穩定回升。

2008年至2014年是「中港矛盾惡化期」，中央政府在政制改革上寸步不讓，中港矛盾在社會層面爆發，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逐年下跌，「六四遊行」和「七一遊行」的參與人數逐年增加。與此同時，市民的「香港人」認同持續攀升，「中國人」的認同持續下跌。在2014年，18-25歲的市民的「香港人」認同高達75.8%；「中國人」認同低至6.5%[12]。

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後至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爆發前，中央加速收緊對港控制，市民整體對「香港人」的認同持續上升，對「中國人」的認同持續下降。但社會運動陷入低潮，社會上瀰漫著「遊行無用」的氛圍，大型集會參加人數顯著下降。

組圖一：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和中央政府的信心。（取自：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組圖二：香港市民的身份認同。（取自：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香港人」認同數據；「中國人」認同數據。）

組圖三：歷年「六四晚會」、「七一遊行」參加人數。（數據取自：歷年媒體報導遊行主辦機構公佈的數字和警方數字。）

[1] 2004年4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2007年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不實行普選，及2008年第四屆立法會選舉中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半的比例維持不變，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亦照舊。

[2] 例如：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汶川大地震揭發的「豆腐渣工程」、以及給予地震的捐款去向不明。

[3] 一些內地人對嬰兒奶粉等必需品的品質失去信心，在港售賣的產品成為搶手貨，跨境「水貨」市場興旺。水貨客就是在港購買產品，帶回深圳等地售賣以賺取差價的平行進口商。

[4] 靠近邊近地帶如粉嶺、上水等地尤為嚴重。

[5] 參考「圖說：回歸後的變遷」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人」認同和「中國人」認同數據。

[6] 例如：以「人大釋法」的形式，確立特首和立法會選舉的方式和政改的方向。

[7] 確立2017年的行政長官候選人由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產生；不實行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特首參選人須獲過半數提委會委員支持才能成為候選人；候選人限2至3名，而後先讓選民進行普選。另外，2016年立法會選舉全數保留一半的功能組別議席。

[8] 即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香港中聯辦、外交部駐香港特區特派員公署

[9] 即以「普通話」取代「廣東話」教授中小學的中文科

[10] 《基本法》第104條寫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11] 本土派稱為「魚蛋革命」

[12]參考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人」認同和「中國人」認同數據。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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