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

這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反修例」問答集:運動的參與者是誰?在社會上受支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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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分我們透過簡單的問答,拆解和回應政府的官方敘事中經常出現的指控、破除迷思。中央政府斷言運動由「一小撮極端暴力份子」所策劃,是真的嗎?究竟運動的參與者是誰?運動在社會上受到支持嗎?推薦有類似疑問的小夥伴進來閱讀和討論!

4、關於「反修例」,一些你可能也有的疑問⋯⋯

在這部分,我們透過簡單的問答,回應在政府的官方敘事中經常出現的運動指控。


Q1 - 「反修例」運動的參與者是誰?

中央政府斷言運動由「一小撮極端暴力份子」所策劃,然而事實上,「反修例」運動無疑是一場大型的群眾運動,背景多樣的示威者以各種形式參與其中。

根據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調查[1],共有52.6%的受訪市民曾參與至少一項「反修例」活動,梁啟智按香港人口推算,即約345萬人曾以各種形式參與其中。「反修例」運動的參與率較「雨傘運動」(18%-20%)、「阿拉伯之春」(35%)[2]都要高。在參與的形式上,逾八成的抗爭者參加過遊行集會;逾六成曾以各種形式援助示威者;近六成曾張貼「連儂牆」;31%及8%的抗爭者曾參與包圍佔領以及與警察發生衝突。

「反修例」運動參與者來自各個年齡層和職業類別,其中,學生和21-30歲青年人的參與度最高。高達八成的學生和青年人曾參與「反修例」,他們也是激進示威的主力:三分之一曾參與包圍佔領、每八位中有一位曾和警察發生衝突。青年人在運動中的高度參與也反映在被捕人士的年齡分佈,30歲以下的青年人佔被捕人士總數的八成。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學生在前線的激進示威備受矚目,但「反修例」運動並不是「學生運動」。剛出社會的青年人(21-30歲)的運動參與率和學生不相伯仲,佔總被捕人數的比例最高;各類在職人士和30-50歲的市民的參與率都超過一半。

在人口特性上,高比例的示威者有大專或以上學歷;在階級分佈上,自認是「中層或中產階級」和「下層或基層階級」的示威者是運動參與的主力,前者的比例較後者高。值得一提的是,超過半數的示威者曾參與2014 年的「雨傘運動」,但也有10%至30%的示威者是在「反修例」第一次參加社會運動。

另一方面,雖然大部分的運動參與者都認同「五大訴求」,但他們在政治立場、抗爭手法等問題上並不是鐵板一塊。在政治光譜上,自認「溫和民主派」的示威者是2019年的運動的中堅力量(佔三至四成),自認「本土派」的示威者則是第二主力(佔二至四成)。當部分示威者以激烈的手法抗爭,示威者間的接受程度也存在差異。簡而言之,在2019年,存在已久的政治派系並沒有消失,只是相較「雨傘運動」的張力和衝突,「反修例」示威者有共識要盡量包容不同的立場和策略,並令跨政治光譜的合作變得可能。


Q2 -「反修例」運動在社會上受支持嗎?

一如過往所有曾在香港爆發的群眾運動,部分媒體和政治人物屢屢聲稱「反修例」運動違背「沉默大多數」的市民意願;他們宣稱,社會上大部分的市民並不支持運動,只是尚未表態。然而這個說法顯然經不起統計數據的推敲。

事實上「反修例」運動穩定受到超過半數的市民支持。示威爆發一個月後的民調顯示,近七成市民反對修例;近六成市民認同「重啟政改」、「撤回暴動定性」等訴求。在2019年9月,當大規模和平示威無法令政府讓步,卻遭受嚴峻打壓,市民對政權和警隊的信任跌至谷底,四成至五成的市民對中央政府、特區政府、警隊信任度打「零分」。(如下圖所示:在「雨傘運動」中,市民對三者的信任度沒有顯著變化;但在「反修例」中,信任零分的情況卻是非常明顯。)在街頭衝突最激烈的9至11月,當市民被問及誰應為暴力衝突負最大責任,過半數市民認為是「特區政府」;僅一成市民認為是「示威者」[3],足以見到示威者在社會上獲得一定程度的同情。在2020年6月的民調指出,仍有近六成的市民支持運動,其中,年紀較輕、香港人身份認同較強、學歷較高的市民更傾向支持運動[4],此外,儘管香港民主運動常被稱為「中產」的運動,自認是上中下社會階層的市民的運動取態分佈的差異並不大[5]

另一方面,雖然稱不上是「大多數」,但社會上也確實存在支持政府和警隊、譴責示威的聲音。運動期間,建制派的政治人物、企業家、商會高調反對示威: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創立「803基金」,用百萬獎金懸賞「暴徒」資料、並搜集「專業失當」的教師舉報;富商何超瓊、伍淑清代表「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在聯合國發表演說,抨擊示威是「有組織、有預謀的暴力行動」;代表商界喉舌的四大商會也數次譴責示威者破壞設施和商鋪,支持警方「止暴制亂」。在社會層面,建制勢力用大量資源動員「反對運動」的集會、聯署、街站。

在2019年7月和8月,「守護香港大聯盟」分別發起「守護香港集會」「反暴力、救香港」集會,數萬名市民到場支持。在建制勢力的社團、同鄉會、甚至跨境的網絡動員外,也有市民因認同大會的政治理念而參加,集會的參加者半數是「51歲以上」或「中/小學或以下學歷」的市民,和「反修例」運動參與者年紀輕、高學歷的特性形成明顯對比,從訪問可見,他們特別強調示威對日常生活、經濟的負面影響。

2019年8月17日,「守護香港大聯盟」在金鐘政府總部旁的添馬公園舉辦「反暴力、救香港」集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值得留意的是,民調一直是了解市民對運動取態的重要媒介,但運動期間絕大多數的電話和問卷調查以操廣東話、能閱讀繁體中文的使用者為調查的對象,僅能呈現在港操廣東話的華人的聲音。事實上,香港有近 40 萬的外籍家務移工、60 萬的少數族裔,還有大量和內地維持各種關係的人(新移民群體、在港就讀的「內地生」、及在港就業的「港漂」群體)。早在運動以前,這些群體在社會的主流討論中,經常不被視為「香港人」的一份子;運動期間,我們能見到這些群體的身影,但在各種隔閡和障礙下,他們的參與和聲音在主流討論中並不多見。2019 年年底,曾報導和聲援香港運動的移工Yuli被拘留和遣返,「反修例」抗爭者起而聲援;有南亞裔人士向示威者派水、組織導賞團鼓勵市民了解少數族裔社群。有出身內地的學者主動發起聯署並組織港漂群體參與集會;「內地生撐香港」的臉書專頁搜集大量內地同學對於運動的觀察、支持和困惑;有內地生在校園破壞連儂牆和示威者引起爭執。內地背景的市民對「反修例」運動支持和反對的聲音並存。內地生的自發調研指出,34.7% 的受訪者支持運動、36.2% 的受訪者不支持運動。

在「反修例」運動中,隨著運動的規模擴大,影響力擴及日常生活中的各個層面,不表態或「沒有政治立場」的人減少,「黃絲」和「藍絲」[6]更加壁壘分明。「藍絲」和「黃絲」發展出截然不同的信息獲取渠道、形成各自的網絡、光顧的餐廳。政治立場不同的市民在示威現場、日常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出現衝突,例如:有「藍絲」清走示威者架設的路障、襲擊示威者、騷擾街站;有「黃絲」起底並公佈「藍絲」的個人資料,然而,政府的支持者往往獲得政權的背書和支持;運動的支持者則面對嚴厲的後果。在《國安法》通過之後,支持運動的聲音更是被嚴厲打壓,在職場上和日常生活中建制勢力積極地動員舉報抗爭者。在白色恐怖下,支持運動的市民的公開政治表態大幅減少。


註:

[1] 香港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的民意狀況研究報告》,2020年5月。

[2] 如:美國反越戰運動(14%,1964-73)、烏克蘭橙色革命(22%,2004)、阿拉伯之春(也門:35%,2010-12)的參與率(資料來源:李立峯,「台灣以及國際觀點,反送中一年後」研討會 )

[3] 「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第86頁

[4] 2020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鄭煒等人,對超過1500名香港市民進行了涵蓋116題的民意調查

[5] 2020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鄭煒等人,對超過1500名香港市民進行了涵蓋116題的民意調查

[6] 從「雨傘運動」中,佔領者以「黃色絲帶」作記號,支持警隊、反對佔領者以「藍色絲帶」作記號。後來,市民以「黃絲」泛指民主運動的支持者;「藍絲」泛指建制派的支持者。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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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運動的發展軌跡(1):反修例示威和第一發催淚彈

「反修例」運動的發展軌跡:修例草案作為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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