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非

一个写作者。关注女性权益、审查制度和各类社会议题。Creative writing in fiction track.

永远的异乡人

    从去年底到今年全年,我的计划都是写一本思考母亲身份的非虚构作品。第五章的标题叫“The Outsider,”我从三四月的时候开始写,想要写我在异国成为母亲后感受到的孤立和割裂感,结果写了五千多字英文还是迟迟没有理清思路,反而越写越觉得混乱破碎。直到六月初看了很多关于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和香港的报道,目睹了很多网上的争论,我才意识到“成为母亲”虽然的确在近年给我的生活和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我的孤立和撕扯感的根源却并不是因为这一身份的变化。让我感受到最深刻痛苦的,依旧是我的母国。

    六四纪念也好,香港反修例也好,我在墙外看到了太多深入的专题报道和针对当事人的采访,想到那时的诸多可能性和人们彼此真挚的联结,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而在墙内,微博不允许海外IP发言,B站不可以发弹幕,其他很多社交网站都不允许改昵称和头像,一片风平浪静。在那些报道里,我又一次被提醒当年的工人群体被严重地打压了,而后续的政策让他们彻底消失在政治语境里。现在我们提起30年前,立时想到的都是学生。当我第一次读到六四的时候,明明我是知道他们的参与的啊,可是才十几年,因为长久鲜被提起,我也险些遗忘了他们的付出。人的记忆是多么地脆弱啊。就如同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时,全网追责,仅仅八年,现在已经是团团的天下了。

    随后法律条文的修改轰动全港,130万人和后续200万人的声音,竟然在墙内可以如此安静。警察施暴的照片视频被删去,而群众的反抗被频频转出,以说明他们是怎样的一群暴民,他们的诉求如何地可笑。可是墙内不会告诉你,他们如何彼此扶持帮助,如何维持秩序,如何在被攻击后,折返回原地清理垃圾。民众不需要带着完美的理由质询政府,也不需要为了纯粹的理想主义才有权利提出反对;陷入对民众行动的苛责,是对自己公民权的遗忘。那岸人头涌动,为一个目标而奔走,夜晚明如白昼;而此岸,他们所争的那件事情甚至不存在。这真是太荒谬了,难道不值得为之一哭吗?

    看到我曾经欣赏的朋友表达了对港人的嘲讽,包括很多网友因此产生的愤恨“他们就是蠢/收钱了/那些图是P的”,而香港也有人提议用举报非法翻墙的方式来回击在fb上骂人的大陆网友,我感到很痛苦。墙已经把我们彻底分隔开了,信息不对称和交流屏障只会让两边的人们都恨着那个彼此虚构出的敌人,同胞之爱也越来越难成为现实。

    那些天我能做的,也只是翻阅新闻,把最新动态发送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然而发送总是要努力绕过审查机制,要给关键词打码、调转图片、写错别字,要反复询问朋友能不能看到我发的图。唯一的慰藉是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谢谢你,我终于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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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HK的新闻,只有两位朋友主动私下与我聊起,我的群里也有朋友们谈及。然而当第一位朋友在微信里跟我坦率谈起此事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不想说太多,因为我知道微信聊天基本是透明的,毫无隐私可言。随后我感到了一种自厌和羞愧。给教授的邮件里,我说我为自己的逃避和软弱感到羞耻,我看到了审查制度如何嵌入了我的思维,让恐惧的阴影笼罩在我的头顶。即使我读过德国人如何让屠杀犹太人成为可能,威权如何通过制造恐惧让人们噤声,我也或多或少地被那种压力所影响了。

    审查制度已经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我再也无法放松地阅读任何一篇中文网络上的文章。以前我看完文章就收藏一下然后分享出来,现在看到标题或第一段就会判断这文章会不会被删,接着马上疯狂手机截图,或者打开电脑粘贴进文档,然后再转发。像一个人看见沙滩里躺着很多要干死的鱼,一边跑一边把鱼扔回海里,结果一个浪打回来,刚扔回去的鱼又翻着肚子被冲回来了。

    我学会了用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对敏感事件的看法,可以熟练使用各种手段绕过墙。然而当人们不能坦诚直白地说出具体事件和看法,那样的讨论也不过是隔靴搔痒罢了,既无法广泛传播也没有实现公共性。当HK的事情刚出来时,很多隐晦提到此事的博主下面总会看到几个人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说明了这种传播只能在已经知道事件的人中间小范围传播,无法达成令人知晓和交流的目的。

    我厌恶一条朋友圈发完后无法判断是不是被拦截,要反复询问朋友看到了没有,再修改发出,如此重复。我厌恶当我想要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却要花精力去想怎么才能让文章发出来、活得久。审查制度的存在可能就是为了让人产生恐惧、自我怀疑、自我审查,检查每一个可能导致过不了的原因,在不断的重复修改里丧失耐心和精力,仿佛犯人一遍遍对着牢房的墙壁吼叫,企图让声音穿透石墙,最后消耗完了愤怒与热情,失去爱也恨不动,于是就放弃了发声。

    然而我再也不想让那种恐惧支配我的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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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那些新闻后,一位互关了很久的网友写道:“可是离开也不是办法啊,父母都在这里。当年我在国外,他们让我回来,他们离不开我。我又可以走到哪里去呢?”看到她那条时,我正推着儿子走在街上,阴云密布,我想到《何以为家》是个多么贴切的译名,忍不住落下泪来。

   有了孩子后,逃避不过思考:我们要在哪里生活?孩子要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这个问题也适用在我自己身上,作为一个想要投身写作的人,我想要什么样的创作环境?另外,随着年龄增长,我也越来越害怕某天接到电话传来亲人的噩耗。

    从很小的时候到二十几岁时,我都想要背井离乡,走得越远越好。我以为自己可以毫不留恋过去,因为我看作是“家”的地方早已经消失了。可怀孕的时候,我从没如此清楚地意识到我长了一个中国胃,疯狂地想要吃到那些记忆里的食物,油条、豆腐脑、肠粉、烤鸭、四川本地娇嫩的小樱桃。生完孩子之后,我胃里接受西餐的那个部分似乎彻底坏了,我开始在家里复制那些中国的味道。当我看见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在对话中推进哲学思辨,我想到的是《论语》;看见The Republic里的洞穴隐喻,第一反应是鲁迅的铁屋。安徒生童话里有小美人鱼化作泡沫,《后汉书》里有盐水神女带着飞虫蔽日。前年回国,我背回了几本古诗;这次婆婆来探望我们,我请她带了家中的《红楼梦》给我。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乡愁/nostalgia了——它是nostos(归家)与algos(痛苦)的组合。

    在美国的第四年,我看到了自己身份的尴尬。回去意味着每天都要在各种没有后文的社会新闻里生活,一次次撞击审查制度和应对越来越紧缩的自由空间(而我在微信上下意识不想讨论政治,也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总会再回去);为了让孩子得到少一点思想约束的教育,要付出更多倍的精力和金钱,还不一定能争取到名额;没有安全感,要花很多精力对抗大环境。

    李翊云说自己放弃了中文写作,只用英文表达。很多人不能理解她,说她矫情,我现在却可以理解她的选择。当中文已经不能自由地表达思想、开拓知识、抒发情感,那么这门语言实际已经在衰败了。作为创作者,没有什么比失去自由和求真更可怕的事情。

    然而这两年,毕业之后,我也不像从前那么想留在美国了。以现在的情形来看,我很悲观地认为川普会连任,美国社会会面临进一步的撕裂,少数族裔也会遭遇很多排斥和敌意。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融入”美国,我在这里的目的也不是融入。我喜欢的是当我和朋友讨论政治、在课堂上提交作品时,不会被“审判”,但我也珍惜过去的经历、自己的文化和社会所带给我的东西。脱离了滋养我的故土,我写作的动力和根基也会渐渐凋零。我最在意的还是自己生长的地方,在那里的人们,我希望可以为同胞做出贡献,哪怕一点点也好。

    前几天和家人讲今年先暂时不回去,谈起目前的局面,父亲说:“大不了就回来。”公公却说:“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回来了。”我心情很复杂,又不知从何说起。

    有时候看到了我所处的世界在发生的事情,也会不断地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快乐的资格。生活不堪仔细审视,而我已经看到了那些不幸,无法再装作无辜了。在不幸的大环境里却成为了少数幸福的人,这样的快乐永远带着愧疚和忧虑,带着自欺欺人的阴影,因为那些给我幸运的因素也可能某天突然夺去一切,因为像我一样努力甚至更加努力的人还在受苦,因为我得到的并非源于超越他人的美德或优秀,只是侥幸。我越来越理解奥威尔做过殖民地官员后,终生所怀有的那种愧疚感。“我是压迫体制的一分子,这让我良心不安。”

    在给教授的另一封信里,我写:“我觉得抑郁可能是时代病。我很难相信一个有理智的人目睹正在发生的一切还可以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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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人活一生终归是要被终极问题所击中的:我是谁?我从何处来,要向何处去?我要如何度过这一生?

    我还在探索这些问题,却不再急于得到答案。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伦理学》里提出,人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获得幸福。我想可能我很久都没法获得长久的幸福感了,幸福只存在于我一次次无望又怀着希望的迎战风车之时。

    教授的回信又一次给了我很多慰藉和力量。他说:“当改变难以推进时,有时候你需要退后才能在未来打一场更漂亮的仗。过去与真相在强权下总能够被遮掩,但我不认为它们可以被彻底抹去。有很多人怀着反抗精神将它们留存,直到能够将它们讲出的那一天。不要羞愧,做那些可以改变的事而不是让自己陷入麻烦。你就是拥有反抗精神的人,那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妥善地使用它吧。”

    就祝我永不冻结,永得燃烧吧。


    201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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