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艺术家李继忠：如何探讨历史中的人性？｜围炉·Joint U

李继忠

LEE KAI CHUNG

李继忠在2014年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完成硕士学位，并于2018年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2017艺术新秀奖（视觉艺术）”。 李氏最近开展的项目以泛亚洲脉络中的历史与社会意涵为基础，探索人口与物质流转，以至地缘政治论述。近年展览包括:  《Internationale Kurzfilmtage Winterthur》（2021）(温特图尔, 瑞士)、《离岸之歌》(2021) (时代美术馆：广州，中国）、《进退维谷》(2020) (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Landskrona Foto》(2020) (兰斯克鲁纳，瑞典)、《赤字团》(2019)（长征空间：北京，中国）、《Seoul Mediacity Biennale 2018》(2018) (Seoul Museum of Art：首尔，南韩)、《上海双年展2018：禹步——面向历史矛盾性的艺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中国）(2018)、《造动: 2015 亚洲艺术双年展》(2015) (国立台湾美术馆：台中，台湾)。 李氏的研究式创作主要关于历史及其论述，系统和意识形态，尝试透过一系列行为、研究、影像和装置来回应固有的历史论述，并建构一种由下而上的体系。

李继忠曾在日本街头捡到一位日本医学教授的大塑像，他用透明胶布封住了这一废弃物，使它成为一件作品。展览结束后，由于运费成本高昂等原因，他们决定敲碎塑像再送至垃圾场进行处理，过程中意外发现雕塑里有一卷佛经。在日本，把佛经放入佛像体内是常见的情况，而罕有放置在名人雕塑中的。李继忠因此很后悔敲碎了塑像，他认为这位教授的家人以藏入佛经的行为来寄托思念，使得这尊塑像不仅仅只是一件死物。

这是艺术家李继忠做研究七、八年以来，研究过程中时常会发生这样类似的经历：物质的流转或者因调查而产生了一些意外的发现。他认为，这种发现无法通过文献或者普通的学术研究获得，而是通过一些人和事、一系列的偶然才能产生的结果。本篇采访我们带着对研究型艺术家的好奇，也带着对继忠含有人类学研究色彩的工作方法的好奇，探究他的作品、想法和他本身。

LEE = 李继忠

D&R = Drawing& Rachael 李卓颖&陈可沂

文中带*内容于文末备注

1

真相与真实之辩

艺术创作思路与目的

“

讨论的重点不是说它是不是一个伪政权，而是我们以什么角度去界定我们无法再回到以前的历史史？而不同机构的界定又来自于什么原因？我们为什么说“满洲国”是一个“伪满洲国”？因为它不是一个以民族立国的国家？不是一个透过某种程序而产生的国家，而是一个傀儡政权？我们以什么准则去界定它为一个未被合法化的政权？又是什么样的政体让我们觉得它是否合法呢？我自己也尚未有定论。 ”   

D&R｜继忠你好，去年7-8月你在北京的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第一次内地个展，也是目前最大规模的一次。展览中呈现了你的录像作品《迁移》五部曲中的前两部：第一部《复还、修缮与进退维谷》和第二部《通向深海的狭道》。
我们注意到在第二部的*《佐治与游泳池》中，你重叠了90年代美术写生课的记忆和学校曾被日军征用为第四路军医院的往事；在*《吸烟的女人》中，你也将自己往返香港和内陆期间隔离的经历和一位女子离港的经历重叠。将几十年的历史糅合在一起，你期待这种处理方式会唤起观众与演员什么样的情绪？除此之外，你希望他们获得怎样的观感？

LEE | 上世纪30年代的“碎玻璃之夜”，犹太人被迫逃离德国和其盟国时，他们只能携带极其有限的物质。在疫情期间，虽然我个人没有被逼迫，但我迁移、被隔离的经历在某些程度上和犹太人相似。我被迫进入了这样一种思考，去理解犹太人迁移中的状态。以前我在香港有自己的工作室，而现在我可能每个月都在不同的城市，这一种实际的迁移会影响到实际的考虑。我不仅在做研究，同时也需要创作、生活、适应当地的情况，我必须要适应这种身体的迁移。

因而，我认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展演历史事件很重要。*南石头的意义来自于细菌战，展出时间又在疫情中，细菌战时期许多难民被迫遣返、迁移，与疫情中的隔离有所呼应。当时策展人也质疑如此比较的合理性，但我觉得它们必然可以分享某些共同的特质：情绪、限制个人自由等。

在我延伸了超过一年的研究和创作过程中，往往累积了一定数量的素材，慢慢摸索处理的方式。在《佐治与游泳池》里面，我采用了大量讲述（narrative）。之前有相当多的作品采用大量的独白，呈现了很多我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有价值的素材。相反，我想表现一些情绪强烈的作品时，我就会采用一些抽象的表达，比如抽烟。出演《吸烟的女人中》这件作品的演员是我的朋友，作品情绪的表达很依赖我如何向她阐明，每次合作我都会给合作者90%的自由度来理解。我会给出一些指引（guidelines），但不会让他们依循所有的细节，余下由他们自己发挥。演出独白的演员也是如此，他们须依照我写的台词，但可以自由调整台词的顺序和讲述方法。我书写的时候使用的是书面语，演员们常常更改，在拍摄现场有自己独特的表达。

D&R｜之前你提到过*《海与毒药》这本书，后来我在查相关日本战争的书的时候也见到一本书*《漫长的战败》。曾有人评论你“将文献历史小说化，动摇以民族主义的框架理解历史的大论述，瓦解二元。” 在你的作品中主要是通过渲染怎样的情绪，或其他角度的方法来消解这种敌我的二元关系？

LEE | 这两本书主要是讲人性中的细节。我的方法可能与书有些相似，但其实有很多内容是抽离历史背景的。假设两个人的对话不是在难民营里，而是一对恋人被囚禁在一个地方，他们面对某些事件时的细腻情绪就会比较具有普遍性（universal）。这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历史——将很多个人（Individual）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历史年代背景的模糊概念。

这个概念可能与我们平时看到的概念不一样，它像一个万花筒，通过不同的个人反射出当时的情况，通过他们的情绪让观众反思当时的情景。

用讲述的方法是因为当时现实中平行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件。当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对每个个人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会有影响。《佐治与游泳池》有一句就说军人在刑讯期里，摸摸胸前的陶瓷纽扣，而不是金属纽扣。那是因为30年代中后期所有金属都熔了做武器。我们不应把“历史”与“故事”、“小说”放置在对立面，我们有没有假定“历史”就是“真实”，而“故事”就是虚构？古希腊时，“historia”指“透过研究或询问各论述得到知识”，另一解释是“故事”。而“历史”在当时的语境中并没有跟所谓的“真实”绑在一下，反而包括了记忆、传言、对世事的理解、发现等等。

就历史学而言，究竟是关于历史真相还是编纂方法（historiography）？历史是通过怎样的系统产生出来的？这两方面都是同样重要的：如何讲述历史以及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

D&R｜在创作中找不到完整的事件的时候，你也会用虚构的故事试图构建不完整的历史，是否有一种真实与虚假的对抗性和矛盾性？一方面试图还原最真实的历史，一方面用虚构的故事试图构成更完整的历史叙述，以补全缺失的部分？

LEE | 每次的议题都会充满不确定性，很多东西其实找不到是真是假。历史学家的处理方法并非如此，而我的处理方法就是用很多想象来填补这些空白。当观众看到这些想象的时候，他是否能产生另外一种想象？

我觉得石黑一雄的*《淡山远影》对我的启发较多——主角为了掩盖心里的愧疚，努力说服自己从前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过。我自己认为记忆、历史、谣言，以及如何去讲述这些都很重要。我早期更关注事件的真实性，但后来当我和更多人沟通时，我发现很多记忆不一定是准确的，但其中会有很多珍贵的地方。其珍贵之处不在于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是让我们思考处于历史动荡时期的个体如何生存下去？

D&R｜意识形态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不可改变，而是对现实的表达，经过主观构建以符合当前的状况。对记忆与知识控制权的争夺，植根于当下特定情况中的社会、政治、文化利益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影响。你成长与受教育于香港，处理的对象和方法可能具备历史敏感性，你是否会在研究和创作过程中浮现“自我审查”的意识？又如何对待个人的身份认同对于创作的影响？

LEE | 我很在意自己是否有“自我审查”，甚至在研究中思考那意识的来由和因果，但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这种意识超越了核心价值，那就容易忽略很多细节，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也慢慢学习如何平衡不同的意识形态。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复杂性，我最近在做的研究是罗列其中所提到的素材，我发现当中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能仅从素材中直接获得。历史中有很多时候是个人很即时的情绪反应，历史人物做出某件事的前因后果是很简单的，但那一刻可能是一个铺排了很久的很剧烈的反应。

我不立刻下判断我处理的题材“敏感”与否。我现在除了要看冷冰冰的历史文献处理历史脉络，还要发现当中是否有一些人性化的表现在里面，其实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人的存在？关注人性的时候我也经常反省不要带太多个人对于事情的主观感情，无论是喜恶还是同情，很多时候我们只不过是通过这一刻个人的感受灌输到以前所发生的事情的因果。

对于我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香港人。香港人不一定是要身在香港才叫香港人。我们界定一个人是否属于一个地方，看护照、身份证是一个绝对的国籍。而视一个人是否属于一个地方或者族群，其实有很多方式：比如我拥有某一种价值观，所以我视自己为那个地方的人。对于我来说，叫自己是香港人意味着更大的流动性。现在的香港与我成长过程中的那个香港已经有很大不同，所以我倾向于不仅来自于这个地方这么简单，而且拥有某些共有的价值观。我们很多时候研究是被历史资料所蒙蔽的。有时候进入了那个题材里面，去到某一个时刻就要抽身。但是这种理智的举动与艺术家是很冲突的，艺术家做创作必须对那个议题、对人、对事、对地点很有感受，艺术家一定会放很多个人情绪在里面，所以定期进行心态调整很重要。

2

“摸着石头过河”

艺术研究与工作方法

“

研究的时候时常会有这样类似的经历，物质的流转或者因调查而产生了一些意外的发现。这种发现无法通过文献或者普通的学术研究获得，而是通过一些的人和事、一系列的偶然才能产生的结果。  ”

D&R |  目前你现在研究和创作所关注的主要围绕历史事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三个主题。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在你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LEE | 一开始我经常介绍自己为处理文献或者档案的艺术家，现在我处理得比较多的是历史事件或者是事件背后的人流、物流、战争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在香港这个后殖民的地区，档案固然也是后殖民的。自从回归之后，香港处理档案的方法产生了剧烈的转变，这个转变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寻找档案的过程中，我身为一个香港人，意识到内地的档案管理体系及使用者的意识有所差异，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身体经验。比如，我曾去哈尔滨的档案馆寻找有关*731部队的档案，发现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是很难通过公开途径获知档案库存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是查阅档案往往需要一种行政“授权”。虽然研究731部队不是新鲜的题材，中国也有完善的档案系统和管理方法，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直接、便捷地查档仍然不太容易。

D&R | 作为一名研究型艺术家，你是如何在创作和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你的研究方法路径的？或者说艺术创作中，是否具有一套较为特定的研究方法？你又是如何定义自己的性格与工作方法的关系呢？

LEE | 实际上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本科三年的时间并不足以教我们做研究，或老师也不熟悉如何做研究。硕士毕业后，我留在大学里帮教授做研究，真正全心用研究式方法去创作艺术是从2013、14年开始的，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一直在摸索什么才是好的研究方法。

早期我做了些接近于表演性的作品，通过录像来记录过程，虽缺乏系统性，但期间我学会了比较有条理地处理一些历史事件与素材。近年由于研究题材的复杂性，少了些早期即时反应式的作品；未来做的项目我可能会大幅改变工作方法，因为目前我在反思——回归到直接简单的身体反应和情绪感受可能更真实。

在这几年的研究和创作中，我也见证了很多转变——很多人对于档案的重视或忽视。面对着一堆后殖民时期的档案，我会觉得若当下不花时间做研究，将来可能就找不到相关的档案了——这涉及到紧急性（urgency）的问题，对于艺术从业者而言有些困难，因为我们不是研究员，很难快速地面对一些转变，无法迅速回应一个将要消失或将被损毁的档案或档案库。因此我不得不去思考通过什么样的工作方法，或做一些什么作品可以稍微快速地去回应濒临消失的档案。

其次，在一些难以提供档案和文献的地方，我必须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田野调查，比如访问居民或直接在当地观察。我觉得自己亲身经历的观察，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一个结论，而且是能通过当下的身体、气味或声音来展现某种现象的。

而通过视觉化或论述的方法，可以将艺术家内化的东西展现出来。现在很流行lecture performance，即很多艺术家通过演讲的方法来做一个展演。因为一些相对复杂的现象研究是有许多层次的，需要循序渐进，无法仅仅依靠视觉语言去表达；同时讲述的语言（verbal language）也很重要。

最近我有一个项目叫《彳亍以行（stepbackforward）》，是和艺术家们在讨论什么是工作方法，通过什么方式去讨论、发布。或许大家会认为学术中是有一套标准的工作方法，但艺术家觉得一种研究式的方法更加重要。这套工作方法引领着我以一个全职艺术家的身份生存下去，以研究计划推动我的创作。我对于研究一直处于“摸石头过河”的状态，因为我并非是一位经过训练的研究员，只是我的工作范畴、接触的题材逼我去接触大量的文件，如果我无法好好管理自己，或者无法很好地和我的同侪互相学习，工作方法就会显得粗疏。

国内有很多出色的研究型艺术家，不同的人有不同性格。有些比较依靠田野调查，他们直接到一个地方做一些身体练习，比如捡拾物件或是利用当地一些物质作为素材，做作品遗留在当地。

由于我很难快速掌握事情的重心，做一件新作品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而且经常会分心，同时做三、四件事，所以我常以18个月为完成一个项目的最低期限。

《通向深海的狭道——第一部：佐治与游泳池》（2019）

单频录像｜10’26” ｜彩色｜16:9 

广东话、日语及英语对话｜中英文字幕｜双声道

D&R | 项目的调研地点包括了广州、香港和日本，这三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在三地获取信息或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你如何处理与政府官员、当地居民和社会话语体系的关系，以获取真实、全面的资料？

LEE | 当我在这三地之间来回的时候，在日本驻留的经历是比较特别的。我感受到了日本战后出于愧疚或淡化战争记忆的企图，一直有历史修正主义的倾向。这从40年代以来的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反复删改、修订中可以看出，比如他们将“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处理成比较中性的历史事件，这反应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方针，我在处理素材的时候往往能察觉到：很多时候，一个政权透过公共教育也可以让一个人如何重新看待历史事件，当一个政权不断重复又重复告诉你去怎么做，有时候你就会改变看一件事情的方法。过了两代人之后，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件事情的人，只会知道教科书或媒体是怎么讲的，年轻这一代应该都深深感受到了。

《通向深海的狭道——第一部：佐治与游泳池》（2019）

单频录像｜10’26” ｜彩色｜16:9 

广东话、日语及英语对话｜中英文字幕｜双声道

3

“提供想象的空间”

公众的距离 与 后疫情时代

“我在做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有时没有兼顾到日本朋友，最后伤害了他们的情感，而我从始至终都不知道原来我这样做是会伤害到别人。如果我为了完成一件作品而罔顾别人的感受的话，这是我自己也无法接受的。这仅是很个人的看法，很多时候艺术家会将个人的精神情绪放进作品里，因此只会关注到自己。其实如果我这样做而因此伤害到其他人的话，做不做这件艺术品其实也不太重要。因为最终还是想让更多人往善性的方向发展。”

《通向深海的狭道——第五部：长夜将尽》（2020）

双频录像｜21'05"｜ 彩色｜16:9

双声道｜广东话、中英文字幕

D&R｜与很多艺术家不同的是，你会在展览旁观察不同的观众对作品的反应；认为在南石头放映电影、与村民交流的过程，比作品本身更为重要。你是否觉得你的作品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想要引起大众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关注和共鸣？

LEE | 于我而言尤为珍贵的景象是，村民们在电影放映现场大肆讨论日军占领期间的事情。一开始和村民合作的时候，我很担心他们不理解什么叫艺术；后来我发现他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会讲述自己祖父母的经历，从而展开口述历史的叙述。我希望和观众产生更多一对一、一对多的交流，了解对方的想法，这也是我实践的一部分。历史事件有其意义，而增加对它的讨论能容纳更多不同的声音，所以我更想要面对非艺术场域的观众。

艺术家李继忠与观众、村民互动现场｜图源：黄边站

因为实际上艺术场域本身就在挑选观众（从地理位置、展览宣传、门票到策展方向等）。所以无论是展览场域还是网络平台，我都会根据面对的不同观众来调整自己。这样做不是为了满足观众，而是当我自己在做重要历史事件研究时，必须具有公众的论述（social discourse）。我会叩问自己，我用自己的角度将这个题材重造（represent ）和展现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一直在讲个人情感和我关注的历史事件，观众就会疑惑我为什么要关心呢？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某些议题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切身关系，但实际上政治、历史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有其重要性。政治不仅仅是新闻联播，它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政策如何落实，过年期间我们不能去某些地方…这些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的。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改变也来自于政策的调整，个人是一定会被整个社会的架构或政策所改变的，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在其中有自己批判性的思考，我如何通过不同的方法——不论是适应、反对、心理调整，来适应这种改变给我所带来的影响。

我其实最希望人们反思的是，面对政治、历史时，你是否会因其晦涩难懂，或认为自己并不博学，就不尝试理解它、接触它？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接触、或能用自己的角度讲述历史本身。

艺术家李继忠在黄边站的个展现场｜图源：黄边站

D&R｜你是否会觉得本土观众可能因为备受民族主义和爱国情绪的熏陶，尚缺乏成熟的批判性思考习惯，甚至会简单地对背离主流价值观的批判性思考产生道德反感？

LEE | 个人与政权是两个极端，但个人的力量不能被忽视。政权宣传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每个人都对国家说的所有事情深信不疑。但当一些抽象的概念或意识形态出现得太多的时候，就会失去它本身的字面意义。

我其实这段时间也不停在对自己说，不要将太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反过来也不要将太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很多政策都必然会有好与不好之处，我们不能只着眼于它的好，而忽视它的不好，或反之，也不能只着眼弊端而不去看它的好处。有些人会很直接地去回应一些事情，不论是文章还是社会运动。但有些民众可能接受不了一些很强烈的声音，反而一些渐进的方法可能更加适合。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所在，以更加柔和的方式，将更多的解释权交还给看的观众，不是硬要说服他们，而把空间留给大家去呼吸、去思考。我们对艺术依然抱有希望就是因为艺术的宽度很广，有很大的空间为我们提供想象。

比如你展现了对某种系统的批判，或你希望观众反思在某种情况你需要面对的身体禁锢（confinement ）——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流动的自由，你会如何面对？这样或许更多人会有更深的感受。

《通向深海的狭道——第五部：长夜将尽》（2020）

双频录像｜21'05"｜ 彩色｜16:9

双声道｜广东话、中英文字幕

D&R｜疫情是否让你重新思考与人、与物件的关系？会不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脆弱？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艺术其实是全球化的产物，在经历了疫情的长时间隔离后，你是否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在地性？

LEE | 一定有，尤其是与人。我们现在与朋友相见的成本大大增加，本以为很快可以见到，但现在隔几年也未必能见面。人与人的关系有时会变得很脆弱，但也因为很多时候得来不易，所以会更加珍惜能见面的那些时刻。如果是以前需要做一个项目就会飞到一个地方，现在这不仅涉及到钱和时间这两个问题。

这些时候大家都觉得特殊情况所以理所当然去接受，而那种牵挂、孤寂的情绪其实是无法消解的，是为了以后的生活制造了一种创伤。社会其实并不会帮助你去消解这一种创伤，所以人就需要找到一些方式去消解。

去年我们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失去了到外国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如何重新思考在地性？这个情况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于我们从前所说的全球化，我们将国际间的交流看作理所当然。不动性（Immobility）如何影响你的生活，这也是相对的概念。

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如果太具有当地特色，没有很大的普及性，观众其实会普遍较难理解。国际性的双年展其实在驱使艺术家在全球的普遍性与在地的本土性之间游走。

《通向深海的狭道——第五部：长夜将尽》（2020）

双频录像｜21'05"｜ 彩色｜16:9

双声道｜广东话、中英文字幕

D&R｜你怎么看待作为一种职业状态的“艺术家”？谈论一个艺术家是否成功，你觉得有意义吗？

LEE | 当我们把艺术家作为一种职业的时候，就会有点危险，因为艺术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职业化可能会去除艺术家的创造力。可能有的艺术家他每天工作两个小时就能把事情做完。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的性格。

在艺术行业难免会有名声和金钱的问题，有时两者会成正比，但不是任何时候。我觉得心理调整是很重要的。对我来讲，怎样能被使命感驱使胜于被金钱和名利驱使？只有热爱的事情才可以继续做下去、做得更长久。不仅是艺术家，对于各行各业来说，能做到享受自己的工作已经很好了。

《通向深海的狭道——第五部：长夜将尽》（2020）

双频录像｜21'05"｜ 彩色｜16:9

双声道｜广东话、中英文字幕

后记

本次人物特稿我们主要从三方面了解艺术家李继忠和他的作品。继忠作为一位研究型艺术家，创作主要关注历史事件、意识形态和政治系统，并采取了档案研究以及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方法进行实地研究。

第一部分，我们关注了他的艺术创作思路和目的。创作的时候，艺术家有意将个人记忆纳入创作，或是请朋友重新扮演历史人物角色，尝试唤起观众的情绪并引发思考。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关于战争记忆与文化创伤的，他尝试改变思考主流历史的方式，来突破历史论述二元对立的框架。

在第二部分，我们了解了他特殊的工作方法以及艺术家个体与文献的权力体系。最后一部分，我们聚焦在他的当下，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改变之中。他希望在研究过程中加入更多公众的论述的同时，也不忘思考在后疫情时代下在地的本土研究与国际化的关联与自己的流动身份等问题，尝试用他特有的视角来连接人群之间可以分享的共同特质与情绪。

继忠曾在广州南石头做了作品户外放映的活动，村民们受之吸引，对有关内容议论纷纷，开始讲述祖辈在历史中所经历的事情。这让继忠和我们都大受感动。艺术家用想象和灵感填补空白，汲取当下差异性的同时回归历史事件本身。历史与个人的连结突破了主流叙述的空间和时间，切切实实地发生在当下与身边。他的镜头语言虽然克制，但却能唤起观众普遍的细腻情绪。这正回应了继忠做作品的初衷——于他而言，更重要的并非做这个作品，而是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自己是否有变成更好的人，这个作品是否引起了观众对当下的反思。

*文中注释

《佐治与游泳池》

这部电影始于艺术家对90年代中学时期接受美术教育的记忆。在第一节绘画课中，美术老师从储藏室中取出了一块头骨，是80年代学校扩建时挖出的材料，同时也发掘了两把武器。它揭示了一段被清除的日占时期历史，连结到南石头事件。

《吸烟的女人》

1941年香港沦陷，年轻妇女的人身安全高度受到威胁。女主人公被迫迁移到广东，面临着成为难民的不幸命运。在1942年的早春，她在乘船逃往广东前，剪短了头发，假扮成男生，燃点最后一根烟。

广州南石头事件

1941年底，香港沦陷，大批香港难民涌向广州。南石头惩戒场遂成为粤港难民所。面对人满为患的南石头，驻扎于此的日本波字8604部队，在此使用细菌武器，杀害难民。

731部队

全名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对外称石井部队或加茂部队。是侵华日军假借研究内容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实则使用活体中国人、朝鲜人、联军战俘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

《海与毒药》

远藤周作著小说。二战末期，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在军方的授意下，对八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实验。远藤周作揭秘了这一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并探寻事件的本质，道出日本人的罪与罚。

《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

【美】桥本明子,李鹏程 著。致力于探究日本战败创伤记忆的建构与形塑的过程，围绕“记忆的叙述”，力图揭示出日本战败后创伤记忆的生产和再生产。作者以比较的视角，综合运用了访谈、教科书、影像分析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和模型，分析政治权力、媒体、个体叙述等在战败文化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对日本在战后数十年间处理创伤记忆的方式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同情心的分析。

《淡山远影》

石黑一雄著。小说通过一个移居英国的日本寡妇对故土、故人的回忆，讲述了战后长崎一对饱受磨难的母女渴望安定与新生，却始终走不出战乱带来的阴影与心魔，最终以母女成功移民，而女儿自尽作为悲情结局。

（注释源自百度百科&豆瓣）

统稿 | 李卓颖 陈可沂

审稿｜王舒怡

图 |黄边站 雅昌艺术 感谢艺术家李继忠惠允

编辑 | 李卓颖

感谢学术指导 姚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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