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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专注于流动儿童教育的公益人｜讲座摘要

2021 年 2 月 1 日

伴随着城市逐渐放开、放宽落户限制，更多的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使得更多流动人口落户成为新市民，但中国的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特别是教育供给）仍然紧缺，流动儿童面临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此次讲座我们选择与公益组织“新公民计划”的负责人对谈，从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现状入手，了解公益组织在教育领域所做的实际工作和面临的难题，图书馆项目对于流动儿童阅读培养的意义，寻找我们自身能为流动儿童获得更好的教育所能提供的帮助。以下是本次讲座的摘录。

主讲人

魏佳羽

新公民计划总干事

左樵

新公民计划、微澜图书馆项目
发起人和执行长

主持人

朱雯卿

围炉CUHK成员
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学生

对谈大纲

— 流动儿童教育现状—

流动儿童的产生与户籍制度的变化
疫情下教育不平等的加剧

—新公民计划的工作内容—

看见——研究记录
发声——公众倡议
行动——微澜图书馆

—微澜图书馆—

真正的、活的图书馆
阅读的力量
志愿者、馆东计划和月捐计划

新公民计划负责人岳毅桦在一席上发表演讲

朱 | 朱雯卿

魏 | 魏佳羽

左 | 左樵

朱 | 欢迎大家来参加本场对谈。2019年以来，落户限制逐渐开放，一些大城市取消或者放宽了落户限制条件，更多的流动儿童可以被接纳为成为本地儿童。流动儿童的数量和规模在下降，但是下降速度还不够快，您认为原因主要是出于哪些方面？

魏 | 2014年之后持续在放宽落户的限制，但是总体来讲其实速度不够快。大概14年的时候，流动人口规模最大，达到约2.53个亿。最近这几年稍微有所下降，因为持续地有流动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但是城市的落户的速度其实比过去只有一点点增加，所以虽然落户的人数在增加，但是流动人口规模依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朱 | 除了政策上的改变，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能够让流动儿童能够和父母在一起留在城市里，接受本地的教育？近年比较松动的户籍壁垒政策，会不会带动一些在城里打工的父母带孩子进城，让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情况得到好转？

魏 |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得建学校。因为不管是一线城市也好，还是省会城市也好，一方面有各种入学和升学的限制，另一方面这种入学限制跟整个城市的教育供给规模相关联，它的教育供给不够，自然就会出台很多限制性政策。但如果流动人口流入地的城市每年的教育供给能够增加10％，那么教育供给问题就会得到缓解。这么多年的话来看，其实城市的教育供给增加的速度远远不够快。

那么教育供给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能够跟父母在一起呢，大概有三类的比较。

一个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入学门槛比较高，公办学校供给有限，民办学校特别少。还有一类的像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其公办学校的供给相对来讲并不高，但因为它们开放民办学校的办学机会，所以其实有大量民办学校的存在。还有一类是像福建泉州的晋江那边，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门槛已经降到了非常低，基本上都是公办学校为主。

这三类的城市体现在结果上的变化就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比如有100个流动人口，他们有100个孩子，但平均能带过来的孩子大概是30％左右，有20%左右在公办学校，还有少量的在民办学校。在广州、深圳，能带过来的孩子接近50％，大概也有20％在公办学校，跟北京上海差不多。仍有20％左右的家长愿意自己掏钱付学费进入民办学校，这样也给了家长更多的选择。像晋江这样的地方，公办学校完全没有什么门槛，100个孩子大概能带过来70个左右，大概还有30％的孩子出于各种家庭的原因或各种考虑，没有被带在家长身边。中国流动儿童跟随父母在城市上学的平均比例在40%-50%左右，依然还有非常多的孩子没有办法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朱 | 现有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还面临着被清退或者被拆迁的问题，有数据显示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在2008年有接近500所，现在可能只有不到100所，他们的各种教学资源、硬件软件水平都没有办法达到公办学校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新公民计划在内的很多公益组织去做这类项目，整个过程中遇到过怎么样的困难？

魏 | 整个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其实非常多。首先，跟普通公众讲述这个事情都是困难的。在这个议题下被更大范围传播的是留守儿童话题，因为留守儿童问题更惨。流动儿童问题是局部的、以城市为主，像北上广被关注得稍微多一点，但是也特别有限。所以就造成我们在跟别人讲的时候，别人以为自己听过，其实他知道的是另一个群体的事情。

其次，流动儿童问题仍是很边缘的一个社会议题。因为涉及到跟本地人口的资源博弈和政策上的不明确，不像大家在留守儿童问题上更易达成的共识。虽然中央政策在逻辑上来讲，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但地方政府实际在落地的时候，政策非常不一样。

公益机构真正到这些学校里开展工作的时候，其复杂性就在于，因为这些学校都是民办学校，大部分都是举办者创建的，带着盈利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创办的。对于公益机构来讲，其实是跟一个有盈利目的机构进行合作，比如以前我们资助学校的时候，其实很难解释清楚钱资助给了学校后用来干什么了，有可能资助了学校50万后，校长可能把钱就用来发员工工资，他原来自己要出的工资支出最好就变成了利润，这些事情都是存在的。

另一种困难是，由于学校最核心的还是执行的校长，即谁来管理这个学校，而校长多是有成熟社会经验的人，这个问题并不是通过外力可以改变的。因此我们会放低对这类学校的原本期待，我们的定位就是跟学校合作，通过我们的支持直接给流动儿童提供服务，这样在沟通中就会更容易理解其中的困难。

朱 | 在学校中，公益组织日常的工作是什么样的，需要做什么事？

魏 | 我们培训过校长、老师，有社工在学校里开展活动，资助老师等。在2015-2018年，我们主要支持了一批专门做教育产品的机构，来跟这些打工子女学校合作。在2017年，我们看到很多的图书馆都没有开放，于是我们就从这个事情做起。所以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招募志愿者进入学校，把学校原来的图书馆开放起来，就是微澜图书馆项目。

当我们对学校没有那么多期待的时候，那就一件事一件事地做，我们回看发现每个学校应该有一个开发的图书馆，就老老实实把这件小事做好，而这件小事也是需要非常多投入，包括需要很多志愿者的参与。

朱 | 流动儿童的数量特别多，但是学校里能上学的学位名额就很少了，再加之因为父母陪伴等原因，还存在着很大的课外服务的需求量。面对这种巨大的缺口，公益组织该怎么去帮助或者提供这种公共教育的服务，其中的成本又怎么划分、谁来承担？有哪些可以动员起来的资源？新公民计划的资金成本的来源或者结构是什么样的？

魏 | 我们会跟合作伙伴撰写研究报告，把这个事情呈现出来。但从一个公益机构的角度来讲，这一块工作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都不会直接做。我们扮演的角色是跟行业的两类伙伴机构合作，一类是资助型基金会，一类是社区里的一线服务机构，用一体网络的方式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我们更多扮演的是协调和知识输出的角色。

新公民计划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社会的公众筹款，基金会占一小部分，机构层面有三种类型筹款的入口。首先有月捐平台，还有另一部分围绕着微澜图书馆项目，在腾讯乐捐平台进行众筹。

朱 | 其中的成本主要靠基金会和社会上的捐助来承担的吗？

魏 | 要做到持续服务的话，资金主要来自于几个层面。基金会主要做早期的投资，把服务模型以及业务类型梳理出来。从政府角度上，在上一轮儿童发展纲要（2020-2021）中就有一个目标，即90%的城乡儿童社区都应该有一个儿童之家，这两条线其实是合在一起的。在社区里，政府提供场地和硬件支持，社会组织负责运营。

运营提供服务的收入分为两种，其一是跟服务对象收费，因为流动人口群体跟所谓的农村贫困人口群体是显著不同的，他们不论在一线城市还是省会城市都不是绝对贫困人口，都有一定收入能力，可以在能力范围内承担一些孩子的基础课外服务。但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跟服务成本之间会有一点差距，这个部分才会跟公众做社会募款。更适合的形式是在社区范围内募款而不是向外，因为这样的社区非常多，每个社区都有可以挖掘的资源，这样的模型才是比较可持续的模型。

朱 | 有这样一种已经运营起来的比较成熟的社区吗？

魏 | 每个环节都很成熟的模型我没还看到，但一些机构在做的可能正接近这样的模型。比如上海有一家机构叫太阳花，他们在上海有三个社区，每个学期可能收一个孩子100块钱，包括了钢琴、合唱等兴趣活动课，这个费用跟商业机构相比是非常便宜的。目前他们的收费大概占到支出的30%左右，还有约70%的缺口。

从我的角度看，他们的收费确实太便宜了，一节课可能收20块钱，其实还存在一定的收费增长的空间，而且涨了之后并不一定会给家庭会带来太大压力，但其自身收入会得到明显的改善。他们公共筹款的一部分是来自于其服务对象的家长捐赠，也有一部分是来自合唱、义卖等公开活动的募捐。我认为未来的一段时间，如果他们能把服务收费占到机构收入的50％以上时，这个模型就会更完善一点。

朱 | 公益组织提供的社区课外服务跟市场的定价差距这么大，如何把成本进行压缩的？

魏 | 这种社区教育服务主要是由志愿者来上课，不同于市场上培训机构由专业老师来上课，需要付工资，价格的空间就在这里，即提供这种基础的入门课外服务时，对于细分领域的专业性要求并不会那么高。志愿者的不稳定性也是一个事实，但从社会互动的角度讲，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好对接就行了。

朱 | 疫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微澜开馆遭遇停滞，你们遇到了哪些因为疫情面临失去教育机会的学校或者儿童？又做出了什么行动？

魏 | 疫情带来的最大冲击，首先还是流动人口的家庭生计问题。特别是三四月份的时候，不管孩子能不能继续在城市里读书，对家庭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

疫情对于教育行业来说，反而是到疫情已经基本控制住、社区陆续恢复、学校陆续开学时，第二轮的冲击才显现出来。比如北京的很多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到9月份没有办法正常开学就关闭了，这个时候有些孩子就只能回老家，或者去找其他的学校继续上学。对我们来说就是在8、9月份的时候对很多图书馆进行搬家。

前期有一些公益机构会给特别困难的家庭提供经济补贴，但相对于受影响的这个群体的整体规模以及公益机构目前的能力状况，能帮到的的确是杯水车薪。所以在整个这种社会结构里，我们的公共服务有很大的、很重要的一块缺失。我们能做的更多还是保持关注，把它记录下来，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把这些事情呈现出来，让更多人意识到现在的变化。由于我们掌握相对较多的信息，所以对于我们能接触到的很多孩子，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咨询意见，比如帮他们找学校，帮一些学校解决需求或者联系媒体。

朱 | 现在有数据可以看到因为疫情导致的返乡的流动儿童的数量吗？

魏 | 有一些数字，但没有办法完全归因于疫情。全国情况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公布，数据是我们自己统计的。数据显示，大概2020年初的时候，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大概还有92所，当时的在校生大概有42000多人；到2020年10月份，学校还有74个，也就是减少了18所，在校生大概是不到3万，2.9万左右，减少了20％-30％。但这个数字肯定不是非常精确的，主要是我们的估算。

朱 | 目前新公民计划的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大概是什么样的规模？

魏 | 我们全职的有10个同事，基本上没有兼职。微澜图书馆项目里有最多的志愿者参与，大概接近2000个。

朱 | 提到微澜图书馆项目，我们可以跟左老师详细了解一下，流动儿童面临的教育困境很多，怎么想到去从图书馆入手，对于微澜图书馆未来有怎样的构想和愿景？

左 | 微澜图书馆这个项目的偶然性中也有内在的一些必然性。偶然性在于我之前在做其他项目的时候，去看打工子女学校，发现很多学校基本上都曾经跟公益机构或者社会公众有过比较多互动，接受过很多帮助。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帮助就是捐书，我看到很多学校都有图书馆，都是一间屋子外面挂着“爱心图书馆”之类的牌子，由各种基金会或企业捐助。从门缝或窗户看进去，那里边有很多书，但我接触到的每一个这种图书馆都是关门上锁的。这就引起了我的思考，我问这些学校的孩子们，问他们图书馆开没开过，孩子们就说从来没有开过，有的孩子已经上六年级了，他说从他一年级入学时图书馆就是关着的，从来没有开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有这么多公益资源已经匹配到了学校，但是到了最后一步，书和孩子之间就中断了。这是一个需求，让公益资源能够有效地去发挥真正的作用，不至于造成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从我个人经验来讲，我在小时候非常喜欢看书，但我的成长时期也是一个匮乏的时代，七八十年代从学校条件比较差，公立学校教育质量也不高，我对书是非常渴求的，但那时候学校没有图书馆，到上中学以后有图书馆老师也不开放，我感到一个非常大的遗憾。过了30多年，我看到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遗憾，于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执念，不希望这样的遗憾继续在发生。

我们的团队也跟图书馆有很深的渊源。比如说刚才进行分享的魏佳羽，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立人图书馆做一个馆的馆长，做全职志愿者，一年的时间待在一个乡村图书馆里。还有我们的岳毅桦，她曾经在北京的城中村做过一个叫楚门书社的公益图书馆。我们新公民计划的团队跟图书馆、书籍、阅读冥冥中有一个很深的缘分。

这个项目2017年10月份在北京开始，做了两个分馆作为试点，发现孩子们对图书馆的热爱程度甚至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课间开放借阅的时候，孩子们全都涌入图书馆。孩子们借书也非常频繁，有的孩子可能今天借明天就还，他们看书也看得很快。我们观察到这种需求非常真切地存在，所以我们继续开馆，希望有打工子女学校的地方，就有一个微澜图书馆。

朱 | 其实微澜做的就是把没有人管理的图书馆重新运营、开放起来？

左 | 是的，本身打工子女学校实际上没有政府财政资助，运营费用就来自于学费，但他们本身的投资者建学校也是为了盈利，图书馆对于学校来说不是刚需，所以不会去聘请专职的图书管理员发来运营，好一点的情况才会有一名副科的老师或学校行政人员名义上做图书馆管理，但他们本身身兼数职，工作量很大，不太可能把图书馆运营起来，所以图书馆对于很多打工子女学校来说就是一个摆设。

我们去盘活这些闲置的资源，把大城市里关注流动儿童问题的爱心人士组织起来，对每个分馆打造一个相对稳定的运营团队，对他们进行一些培训，让图书馆能够稳定地开放。我们提供的主要是以志愿者为主的人力，由于图书馆都是开在学校里面，开馆时间比较固定，对志愿者的工作时间就有一定门槛，因此他们主要是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士和大学生，还有一部分就是那种上班三班倒而不是朝九晚五的普通人。目前统计来看，服务过图书馆的志愿者共有约1900多名，去年下半年在图书馆服务过的志愿者约有600多名，每个分馆有20-30名志愿者。对于绝大多数分馆，我们要求每周至少开三次，有的分馆由于位置太偏远、实在人手不够的，也可以每周开两次，从上午十点半开到下午放学。

朱 | 图书馆的人流量怎么样，小朋友进来看书借书的数量多吗？

左 | 人流量非常多，课间几乎没有闲的时候，对于馆员来说，他们只有在上课铃响了以后，才能稍微松口气，然后就去要整理书架下，因为孩子们进来借书翻书以后，由于课间时间紧张，书架基本上就是一片狼藉。另外由于课间孩子来得太多了，不能马上办理借阅，就需要让孩子们的借阅卡放在一起，等到上课以后，馆员再通过系统扫卡，完成借书登记，等下一节课间孩子们来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孩子们上课去后，馆员的任务也非常重。

朱 | 根据志愿者的观察，孩子们主要都爱借什么书，爱看什么书，图书馆选书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左 | 孩子们主要还是看看漫画、冒险故事还有笑话之类的，娱乐性的书爱看的比较多，《查理九世》、《植物大战僵尸》等都是在最受欢迎图书排行榜上最前面的一些书。我们选书是参考深圳的爱阅基金会每年出的童书推荐书目，按照年级和类别划分。

朱 | 图书的来源有哪些？

左 | 主要是购买的，也有企业直接给我们捐赠的。但给我们捐书的时候，我们会把书目提供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买，对于社会捐书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追求精准的捐赠，不会来者不拒。因为我们刚到学校的图书馆时发现他们接受的社会捐书存在各种问题，有的书质量很差，有的书根本不适合孩子阅读，还有的书副本量特别大，同一本书最多的时候碰到捐了200多册，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不会允许出现的。图书通过审核后，我们会对我们的馆藏进行匹配，把这些书都捐给那些真正需要的图书馆。因为每个馆的馆藏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从零开始自己买书的，有接受很多年社会捐赠的。我们把书放在系统里查询，看这些书哪些分馆没有、哪些分馆多了，然后进行资源匹配。

朱 | 图书馆除了借阅书籍以外，也是一个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文化、社区空间，微澜图书馆会不会除了提供一个孩子们看书的场所之外，也提供关于阅读的服务，比如读书沙龙等等，引导孩子们学会阅读。

左 | 图书馆确实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主要把精力放在图书的借阅上，这是因为微澜图书馆都是建在学校里边的，且都是在工作日开放，孩子在图书馆所停留的时间主要是利用课间以及午休时间，周末学校不允许学生来学校，所以微澜图书馆在基础条件上就不具备办各种活动的条件。

且从空间上来讲，各个分馆大部分的空间比较小，里边就放满了书架，中间留下来的空间也是非常小的，容纳不了特别多的人。但我们也有一些分馆有志愿者到孩子们的教室里做绘本活动，主要是针对低年级孩子，教他们识字。还有好多学校由于没有专业的美术课音乐课老师，我们的志愿者就会到教室里给一年级的孩子上这样的课。

微澜图书馆扮演的是服务对接平台的功能，有的志愿者具备某些特长，希望除了做图书馆馆员之外，还能够提供其他的服务。比如有在三馆有馆员本身在国外留学，英语非常好，就会给这个学校的小孩做英语辅导的课外小组。

朱 | 图书馆的工作对于志愿者本身有什么意义和影响，他们自身有怎样的感受？

左 | 很多志愿者在图书馆也有很明显的成长。有一个分馆的志愿者红姐，她刚来做志愿者的时候非常没有信心，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一个退休工人，学历不高，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弱，也不爱看书，不能胜任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但是随着她在微澜图书馆做志愿服务以后，图书馆的环境慢慢也让她变成了一个开始看书的人。她到图书馆需要坐很久的公交车，她就会在公交车上看《窗边的小豆豆》，因为她也希望了解孩子们看的书，希望了解图书，于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成长。她原来也不会用电脑，在图书馆里边其他馆员去教她怎么使用电脑，怎么使用借阅系统，现在她已经非常熟练地操作借阅系统。后来她接任上了馆长，做管理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其实志愿者本身通过服务别人，自身也获得了成长。

朱 | 微澜在筛选志愿者的时候有一定的标准，还专门编写了一份志愿者的工作手册，需要通过考试才能上岗。为什么设置这样的门槛？

左 | 我们对志愿者有一个培训的教材，大家看完以后来参加上岗测试，在系统里的100多道题里随机选出20多道题，通过考试才有上岗资格，工作时长积满了10个小时才能转正。我们这样做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是来做馆员的志愿者需要掌握一定技能，不只是借书、整理书架，也需要一定专业性，掌握服务的细节。所以我们希望馆员是经过培训的，事先对服务有所了解的，对流动儿童群体有所了解，对于工作流程、工作技能和各种注意事项比较了解，知道怎样跟儿童交往，怎样在做图书馆的管理中体现教育。我们希望馆员事先都对这些有所了解，在具备一定认知情况下再上岗。

第二是如果没有门槛，太容易获得东西不太被珍惜。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很多人来做志愿者就是体验一把，来个一轮游，然后就再也不出现了。所以我们希望把培训、考试等当作一个考验，经得起考验的人才是所需要的和能够留下来的。

朱 | 微澜图书馆目前已经现在有多少所分馆了，到现在为止开得最久的一个馆已经开了多久？

左 | 目前有44所分馆，历史上累计有58个分馆，有14个分馆已经关闭了。大部分是由于学校本身被关闭或拆迁了，要么因为疫情招不到学生，交不起房租就被扫地出门了。还有因为我们跟一些学校的合作不愉快，对方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就解约了。最长的一个分馆是北京二馆，从2017年10月开到现在。

朱 | 开了这些年的图书馆，学校、家长的反馈如何？

左 | 学校都对我们有很高的评价。我们也遇到家长为孩子找学校的时候，点名说想找一个有开放图书馆的学校。我们前几天的年会上就有那么一个家长，他的孩子原来在唐山的一个学校，想转到朝阳区来，他带着要有图书馆的标准找到我们的11馆，看到图书馆以后就被深深吸引，特别想来上学。

朱 | 一个分馆的运营需要投入多大规模的成本资源？馆东计划如何运作的？

左 | 我们现在在做的馆东计划就是给每个分馆做月捐，例如苏州一馆的月捐预算是33480元，每个分馆预算不同，要根据这个学校的书籍、书架和学生数量来计算，少则一两万，多则五六万。这些都是分馆本身的运营成本，不包括总馆投入在分馆上的人力成本。“馆东”顾名思义就是图书馆的东家，给图书馆做月捐就可以成为分馆的馆东，月捐一元起步、上不封顶。在分馆做志愿者在一个学期内服务满5次也可以成为馆东。因此图书馆属于为它出钱和出力的人，再从馆东中选出理事会来行使对图书馆治理的权利，由馆长负责管理和运营。

在馆东计划实行之前，很多分馆馆长实际上不能够完全按照总馆的要求来履行职责，大部分工作还是由专职人员，也就是新公民计划的同事来管理。这样严重制约了图书馆规模的扩大，每个专职员工能分管图书馆的精力有限，于是我们设计了馆东计划，用一个团队来代替一个人管理一间图书馆。理事会成立以来确实达到原来设计的效果，每个理事会运营得非常平稳，馆东会对自己的分馆有更强的归属感，这样比一个单独的馆长更有责任感。

朱 | 未来微澜图书馆会不会开到社会中去，进入儿童之家这样的领域？

左 | 我们的44个分馆大部分都在学校里，但北京有4个在社区里，广州有2个，但我们的长期规划中并不把开到社区作为我们的目标。这六个社区中的分馆都是基于本身有社区机构，有人员和空间，只是缺书籍，我们把书的资源提供给他们后，他们本身的专职人员就可以把图书馆开起来了。对于社区来说，他们核心功能并不是图书馆，而是社区活动的公共空间，主要用来周末举办各种讲座、活动、游戏等等，借书的孩子是很少的，馆员本身的价值感也就没有那么高。我们更像做的还是专注于图书馆本身，在功能比较聚焦的情况下，把服务能覆盖的人群范围继续扩展。

朱 | 对于我们大学生和年轻朋友来说，能参与微澜图书馆的方式主要有哪些？跟我同龄的大学生的朋友，其实还有挺多向往做公益组织的工作，您觉得对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左 | 馆员和馆东这两个角色应该是最直接的。一个是分馆的官员，就是投入到图书馆中给孩子们借阅图书，直接为孩子们提供服务。另一个是分馆的馆东，通过月捐计划可以参与。还有一个是总馆馆员，总馆下面有很多志愿者团队，比如有传播组，有线下推广组，有图书组，有技术开发组，有空间改造组，还有微澜编辑部，有影像记录组。大学生可以找到自己对口的方向，报名参加这样的志愿组。

特别是我们目前很欢迎也很需要空间改造组，这个组主要在现有条件下，对空间进行设计和改造，改善图书馆的环境，让图书馆发挥更好的效用，让馆员也有更好的工作体验，让读者有更好的获得服务的体验。

对于教育公益行业而言，无论是在公益机构工作，还是在商业、政府系统工作，首先它还是一个工作，不要太理想化，事情都是一点点做起来的。在做事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会问题的整体。提供服务是一部分的工作，更多需要去理解社会问题背后的原因，如何根本地解决问题。我们对专业能力没有特殊的要求，公益组织中有管理、财务、传播、筹款等很多不同的分工，跟企业不会有很大不同。但在另一个角度而言，更重要的是认同其价值观，认同其更大的愿景，这样才能更好地互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