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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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刘和平君

中华人民盛世七月十三日,就是刘和平君因肝癌不治逝世的那一天,我独自一人在微信上徘徊,遇见读者,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平先生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我说“没有”。他就正告我,“你还是写一点罢,莫非就是真的要钻进象牙塔里咬文嚼字了吗;刘和平君生前就很希望,后生晚辈能继续以杂文为投枪匕首与恶势力战斗的。”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写的文章,大约是因为往往尖酸刻薄阴阳怪气指桑骂槐之故吧,腾讯一向是比较刁难因而常遭封杀的。


然而就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能够给于我们精神之力的人,也就是先生了。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但在苟活者的我,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


倘使我真能够相信有人将刘和平君当做“所有异议者的整合剂”之类的幻梦,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成千上万游荡在赛博格空间的呐喊声,幽灵般迥异与残酷现实世界,使我分裂。使我艰难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而此后坏球时报关于“西方牺牲品”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苟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先哲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害怕冲突的中庸观,廉价的理想,虚幻的乐观,软弱的服从,对假借民意污蔑先贤,更敢于抡起板斧向他们的头上砍去。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一片瓦釜雷鸣的虚假繁荣。在这片瓦釜雷鸣的虚假繁荣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似人非人的世界里,整个社会的语言方式改变了,尼采、卢梭、孤独、抗争,这些词汇过时了,青年人要听乔布斯、核心竞争力、天使投资、PC机、商务舱。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阿Q的子孙们早已很“不高兴”地撅起了他们的屁股了吧?我 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刘和平君是我的偶像。偶像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他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


我是在照片上的认识刘和平君的,他留着短短的寸头,神态平静而疲倦,脸上流露着抽烟过度的痕迹。这是过去几年中,西方媒体经常使用的标准照。


你很难想象,他曾经身体极好,走在二十年前的校园里,别人说他像是健壮的火车司机或搬道岔的铁路工人。经过十余年的牢狱折磨,如今只剩“形销骨立”。


在一个楼房越来越高、马路越来越宽、空气越来越污浊、声音越来越嘈杂、情绪越来越狂躁的国家,他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人”。

我们亦如此。除了某些统计报表小数点后的一个小数字。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二十年前,刘和平君已经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道统,因为它吞噬了一代又一代自由的灵魂,他希望人们通过美学来获救。


而现在,中国不断强大,中国人不再生活在信息的黑洞里,不再会被大都会博物馆所震惊,但在这表现出的开放与自由之下,是一种或许更惊人的禁锢。


高压带来的恐惧、消费带来的诱惑与逃避、信息泛滥造就的无知、道德缺席之后的麻木,纠缠在一起。人们被它们俘虏,却仍自以为主宰了命运。


与二十年前相比,刘和平君的敌人似乎更多了,令他愤怒的愚蠢以各种新形态出现。


他要我们戳破的幻象,要警惕民粹的泛滥,要人们警惕爱国主义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反抗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越来越强烈的犬儒主义的新现实——人们什么都不再相信,连反抗本身都变成了一种笑料。


他从来就不是个“虚无主义者”,在否定与反抗之后,他要寻求新的意义。他一直在寻求新的意义。


他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偶像,是为了唤醒中国民众而战斗 到最后一口气的中国的真正文化与思想先驱。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 也不信竟会阴险下作到这地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个小报竟然还在暗算一个已死之人?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


沉默呵,

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所谓改开的伟绩,所谓盛世的奇迹,所谓大国的崛起,不幸全被这几个小动作给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御用和左愤们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相比当年秦始皇文化大毁灭来说,关个把人,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左愤作“流言”的种子。


即使是像刘和平君这样的人,荣光也只能存在于被围剿的微博和朋友圈之中,他们的存在代表这个国家还有这么一丁点儿人,守住那些在当下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认真朗读会显得可笑的价值,比如自由,或者正义。


我们轻快地越过他们,用转发和点赞来尽自己的道德义务,而他们,却实打实要面对如此没有退路的人生。


我曾记得当年刘和平君得奖后的一个笑话,据说当年有南京的一个组织,策划了一个反对挪威的游行,提出禁食从这个北欧小国进口的三文鱼,一位激动的群众当场焚烧了一本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


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让我感觉到了这个笑话的残酷。 现在的中国已经与昂山素季在缅甸、曼德拉在南非、施明德在台湾迥然不同——堕落的政权高效地催生了一个堕落的社会,已经 使得异议更为孤立。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果断,一是帮闲们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草民们遭遇文化阉割之后竟 能如是之情绪稳定。


一位古拉格的幸存者说:集中营并不可怕,如果人只是在里面受苦,死去;集中营的可怕之处在于,人要在里面生活。


刘和平君的集中营,何尝不是我们的集中营,我们的集中营不过更大而已。


与传统的集中营不同,今日中国的这个集中营里面还充满了各种狂欢式的诱惑,它麻痹你的堕落。


前文化官僚王蒙曾预言刘和平君只是昙花一现,他如今在电视上大谈道家的轻逸,说中国文学正处于它历史的最好时刻。比起刘和平君的不合时宜,他永远那么与时代合拍,那么正常。


不管这些执掌中国文化之牛耳的官僚怎么说,刘和平君对我个人而言,他不会昙花一现,他仍活在舞台中央,即使这个舞台被暂时地遮蔽与遗忘,他总令我想起肖伯纳的名言:


正常人适应世界,疯子却经常让世界适应他自己。推动历史变革的几乎都是疯子。


呜呼,除此之外,我说不出别的话,但以此记念刘和平君!

波士顿民众7月15日举行刘晓波去世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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