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雯琪
賴雯琪

賴雯琪 文字工作者。 曾任聯經出版、麥田出版等編輯職。讀冊小說節講座策展、台北國際書展張愛玲特展專案執行。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高雄電影節等影展刊物總編;採訪作品散見於博客來OKAPI平台、香港明報等。 喜愛協助成就他人的創作。

【檔案櫃子】愛情神話,底下是髒的──作家平路談《黑水》

一貫的優雅以及冷靜。

文如其人,作家平路一頭齊整烏黑長髮,馬靴皮衣俐落現身台北舊城區市府官邸老屋新生的茶館,「史詩級」寒流籠罩全球,亞熱帶台灣平地降雪,甫落座,「這本小說,關於距離」,平路淺點一盤茶麵,緩說起最新長篇《黑水》。

以台灣轟動一時的社會案件為本,平路花費大量時間收集翻看旁聽,一樁發生在八里淡水河左岸,因腳踏車道興起的知名露天咖啡店,平凡不過的二十來歲咖啡店女性店員,何以殺害與其相交多時,社經地位良好,一對足以作其父母般年歲的夫妻?還獨力棄屍,親自湮滅證據?一樁超完美犯罪,「跟我們家隔壁一樣的,過著平凡的正常生活,可能是誰誰誰的女兒,怎麼會從大家認為的乖乖女走到蛇蠍女這個地步的?」在人人皆是調查員,人人都是媒體的情況下,一如預期,所謂的「媽媽嘴咖啡店情殺事件」,在一百個他人口裡,有一百種說法,「什麼是真的?有沒想果捲在裡頭每個人的心理狀況?他們真的幹了或沒幹什麼?我對所有事情,都很好奇。」冷靜又理性的旁觀者,是小說家平路「涉入」的方法。

提及以小說處理真實案件,尤其是謀殺案,美國作家/劇作家楚門•卡波提最重要也是其投入時間精力最長最大的著作《冷血》(In Cold Blood),論及此類作品,這道濃烈又飽含戲劇性的經典,完全無法忽視。平路持平同意,認為卡波提的時代,尚未界定何謂報導文學?於是小說家以投進全數身家財產名聲,暴露自己與非菁英階層的社會名人形象,以及自我的脆弱等規模,成就《冷血》,這部被視為當代報導文學先河的經典,但代價是卡波提的創作生涯就此完結,而他藏在浮華世界中的孤寂以及自卑落寞的,在無能預期又無可自拔的情狀下,過度涉入,平路說,「距離,絕對是很重要的決定」,卡波的秘密,在肥皂劇般過程以及小報八卦中,書寫者與被書寫者,「甚至是亡者,全美國,後來全世界都知道了。」《黑水》後記提及另一位作家加拿大籍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他完全不能以「女性」作家標籤定義,平路在「科學腦」以及對科幻題材的興趣,如她的《人工智慧紀事》,與愛特伍的寫作光譜相近,在推理題材以及社會紀實小說的創作上,《雙面葛蕾斯》(Alias Grace)與《黑水》絕對可以做為一種互文般的閱讀,這對平路而言,就是讀者/寫作者,也就是他好奇/創作之來源:「我所不知道,他人所閱讀所想像的,透過小說,他人來閱讀我,小說家也閱讀他人的腦子。」

如同電影字卡,小說《黑水》每一章插入黑底白字的選段,複音多陳來自社會不同階層不同人們,對此事件的「個人意見」,平路嚴肅道:「現在的網路與媒體,個人與公眾,都是即時反應,說完意見,就不再往下提問,對他人的處境,台灣乃至華人社會,說是有人情味,其實非常冷漠,一但威脅自己的安全生活,社群地位被挑戰,立即將對方妖魔化:這個人一定是壞人,我是正義的!缺乏對他人的同理心,這才是華人社會的人心以及現實。」為何要注意要感受他人處境?平路說,把每一個人都了解認知清楚了,社會的集體樣貌就會浮現:「我一定有盲點,但我希望在悲劇之後,如果下一個悲劇又來了?我們可以如何?如果小說家能有一點點改變或說清楚的力量,像敲開港灣岩壁的探鑽工人,那麼我希望去敲最硬的那塊,反彈力非常大,手上的工具打上岩壁,反作用力是會傷人的,但,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

眾說紛紜,在美國的新聞學,一條新聞的長度是三分鐘,現在我們見到的新聞,只有廣告般,十秒起跳的單位,於是訊息破碎,沒有前因後果,閱聽人對媒體,姿態是質疑的,「甚至當成茶餘笑談」,曾在香港光華中心服務的平路說。但光明與樂觀,平路在小說以及之於這個社會,從沒質疑過。「很多人說這世界沒救了,那不就不用活了嗎?社會不夠好,那是我們做得不夠,人要活下去,不樂觀是不行的。」平路接補,過度雞婆,台灣人的熱情,在私領域的議題,就是一整個「亂入」。

「情慾跟性,華文世界當人一但到了某個年紀,他就可能是某某公司老闆,女性是誰人的媽,尤其是男性,必須的枷鎖跟社會責任,比起女性大得太多。」苦酒滿杯,台語歌的男性的心情,「所以我非常同情台灣的男性,尤其人到中年,到了老年,還要樂齡長者,還要社會典範;人,到底要為他人服務,要演一輩子嗎?」無從選擇,「自己到底是誰?」《黑水》的每一個犯人以及受害者,都在此忠孝節義,家庭倫理等框架下,一一抹除,無可出路,完全無聲,終於爆發,一起走向死路。「所以,到底為了什麼?在情感上無法如實表達,那麼,心機終究換來心機,那種一點點的傾慕,在年齡差,社經地位差的關係,他人,連當事人都覺得:髒。就算想交易,都無法出手。」你要什麼我要什麼,「大家都不誠實,新聞做不到說真相,只能靠虛構的小說。平凡的人手上都有一塊石頭,要丟向哪裡?要敲死他人還是擺自身下沉還是樂觀帶它同行,這都是選擇。」

而自身早早作出選擇的先行者,張愛玲,於創作者以及平凡如你我者,皆是很值得參考的前輩範例。「張愛玲開創國家民族之外,男性的社會教化的文字態度,他從細節的生活,翻轉虛妄的大傳統,我覺得文學要定義,除了抒情,就是細節,也就是文情。」平路說,張愛玲絕對是天才,十四歲就重新定義《鴻鸞禧》,《紅樓夢》以降的「小道」,張愛玲對人情的理解,她專心小情小愫,光明正大的說清楚這些傳統中不被看顧的,用各種巧妙的方法跟題材,非常透徹又聰明到底,如發生於香港的《傾城之戀》的戰火愛情,裡面根本沒有愛,對女性對愛情投入的強度,張愛玲直接戳破,「母愛,張愛玲早就戳破,當然,跟他自身遭遇有關。」她對抗傳統,又破除浪漫美夢,她與世界說,我們要活,我們就要現實,示範罵人的方法,歲月靜好在烽火時代不可能,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真實的底下,原來都是見不得人的。」

離座準備趕往下一個約會,年前的女子平路,腳步颯颯,回身,身影旋即消失在徐州路三角楓樹的水氣雨線,「清晰,這就是我對張愛玲的定義。」

※原文發表於2016年2月香港《明報》世紀副刊版/採訪:賴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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