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停止了思考

慢慢的，我发现自己变得不爱思考了，其中一个表现是我不喜欢进行过于严肃的讨论。我可以进行学术讨论，可以进行文本讨论，但是当我面对公共议题时，我却不想进行严肃的讨论了，我有点失去了兴趣。这里的公共议题不仅仅是针对我身边的，中国的，还包括国外的，甚至所有的。

反思下来，我觉得原因有很多，最大的一个或许是无力感，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思考了也无能为力，讨论了也无能为力。无论什么公共议题，自己所面对的公共机器是如此强大且复杂，并非的精密的复杂，而是迷宫式的繁冗复杂，无意义的复杂。爱人总是笑我说我太忧国忧民。我曾经真的很忧国忧民，这应该与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我出身农村，通过读书一步一步从农村走到城市，然后出国留学，然后回国。我发现我越往前走，我身边的相同背景的人越少，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难被听到，于是我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让他们面临的问题被人关注。本科时自己特别想从事NGO的工作，自己组织过社会调查，也参加过很多社会调查，包括进程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尘肺病工人家庭状况问题、家庭养老问题。读硕士时本想去读ngo研究方向的公共管理学，但因为积累不够而未能成功。之后还积极的去各种公益基金会实习。但是我渐渐地发现，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在中国真的是太小了，并且其活动空间与能力还及其依赖政府。政府松懈时，非政府组织便能获得一定的空间，政府严厉时，所有努力可能马上就会灰飞烟灭。这其中几乎没有任何制度化的保障可言。而各种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慈善或公益基金会，实际上都是政府在干预，干预的后果便是行政化作业，服务能力可想而知。而习近平上台后，从中央到地方便是一种”严厉“的状态。维权律师被捕、各种ngo因为各种原因被关闭取缔、很多高校甚至都取消了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而每当发生各种灾难、事件时，红十字会这些机构总是会被期待，而期待的后果便往往是灾难，无论是政府和民众便会开始不满与谩骂。这个时候，有些人又想要期待政府安置、期待社区安置。到最后，还是会发现自救最靠谱。因为政府本身是承担不了这些工作的，换句话说其实这不是政府的职责范围。人们期待一个全能政府，到来其实只是一个威权政府。非政府组织要做的就是这些政府无法做的工作，但是因为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密切关系，而被威权政府视为洪水猛兽，而进行管制和阉割，换来便是今天面临的这种种困局。当然我并不是说在疫情中非政府组织才能发挥作用，恰恰相反，疫情中需要政府主导，我只是说很多工作在有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下会做得更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便淡化了要做ngo工作的念头，之后甚至有一段时间想要进入政府，但最终也放弃了，因为我感觉自己很难抵抗住许多诱惑，我不能保证我能真正的做有意义的事情。也许从那时开始，这种无力感便越来越沉重。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的碎片化与社群的极端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进行有意义的讨论。碎片化的信息传递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很难进行严肃的思考和讨论，有逻辑的论辩式的语言无法有效的被传递，萌化的语言和表情包更容易捕获人心，段子式的语言更容易抓人眼球。曾经看到有人说过网络上的热评往往都很短，幽默且直白。我的理解有点像相声中的”捧哏“，热评是捧哏，将笑点凸出出来，这样便成功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无法进行有效论辩的情况下，网络群体便会形成社群，让社群成员的观点极端化。因为不同观点之间针锋相对，大家不会进行讨论以寻找”中间地带“，而是顾着攻击对方，期待对方能够被同化，殊不知这样只会更加固化双方之间的壁垒。网络群体也许不会等同于现实社会的群体，但是这种网络生活会影响到到一个人的思维和思辨方式。很多学者会用后现代来解释这种现象，觉得是后现代导致了这一切。我想这太高估学术思想和潮流的影响力了。但是后现代思潮确实也让我对于参与严肃讨论很丧气，因为我总是会想自己是不是也仅仅是一个，或者说肯定是一个因为自己的背景、阅读或其他方面而产生的一个观点，我的观点会很容易被解构，意义很容易被消解掉，那在这种情况，我的坚持还有什么意义呢？当我进行学术写作时，我可以告诉我自己，这是源自于我的兴趣，我想做，那就够了。但是现实情况让我经常无法说服自己去更多的思考和讨论公共议题了。

我需要防止自己的脑子僵化坏死，我还是要继续思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