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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电影学管理---《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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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们一起看的电影,叫《否认》,好像腾讯视频上就可以找到。我之所以要推荐这部拍摄于2016年的英国电影,是希望你可以从这部电影中,学到一种“思考的技术”,一种“推理的方式”。很多时候,证明“你妈是你妈”,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部电影可以告诉你,如何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你妈是你妈”。

1.法律的局限

《否认》这部电影,是关于一场诉讼的。你怀疑过纳粹德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过犹太人吗?我相信你绝不会怀疑,正如你不会怀疑日本人1937年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同胞一样,你不会怀疑纳粹曾经犯下的罪行。可是,你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铁板钉钉的事情,也会有人否认。南京,起码还有《拉贝日记》,有照片作证。奥斯维辛集中营,实际上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因为所有的照片和证据,假如有过,都被纳粹销毁了。

电影就是从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是犹太人的后裔,她在大学里专门教授与犹太人和大屠杀有关的课程。对于那些认为“大屠杀并不存在”的观点,她不仅在教室里面反驳,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也会进行反驳。然而,这种看似极其正常的事情,有一天却给她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英国有一位历史学者大卫·欧文(David Irving),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之为“学者”,是一位公开否认大屠杀确实存在的人。在利普斯塔特的书里,她批驳了欧文的荒谬言论,认为这家伙是胡说八道,信口雌黄。然而,有一天,欧文出现在利普斯塔特教授的演说现场,当众攻击这位女教授诽谤了自己,而且要求女教授出示有关大屠杀的证据。

欧文说,你拿不出大屠杀的证据,你又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将我批评为“大屠杀的否认者”,你这是诽谤了我。所以,我要以诽谤罪起诉你。他还真起诉了利普斯塔特,但起诉地点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

这是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地方,司法的逻辑是控方举证。你要告一个人,你必须要向法院提出被告有罪的证据,这就是控方举证。但是,按照英国的法律体系,如果去法院告一个人诽谤了自己,被告人就会被预先假定为有罪,被告人有举证的义务,要证明自己没有诽谤对方。在这个案子中,被告人利普斯塔特必须要首先寻找证据,证明大屠杀确实存在,然后证明欧文的言论是错误的,然后证明自己并非诽谤了对方。

你还别不相信,历史上还真有这样一件事。这个电影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这场官司发生在2000年。后来,利普斯塔特根据这个故事,写了一本小说《历史审判:我在法庭上与大屠杀否认者论争的日子》(History on Trial: My Day in Court with a Holocaust Denier)。电影《否认》,就是在非常尊重小说原著的基础上,把故事搬上了银幕。

也许你会说,证明大屠杀确实存在,这还困难吗?有那么多的人证。但你不知道,很多在历史上确凿存在的事情,很多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一定是这样的事情,在法律体系下推导出来它确实存在,其实是非常难的。

不信,你就试着在不做基因检测的情况下,去证明一下“你妈,是你妈”。律师会问,你妈是几点生的你?你妈生你痛得昏天黑地,哪里还知道是几点?你也许会请接生医生来证明,律师可能会问:当天,这是你接生的第几个孩子?医生的记忆,可能和医院的记录不一致,律师就说:我们完全可以怀疑医生的记忆。你可能请邻居做人证,律师会问,当天生了好几个孩子,你怎么证明没有被医院抱错?总之,要证明你妈是你妈,除了基因检测,通过寻常的办法,真的不容易。

电影中的证明过程,与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论证逻辑,非常相似。利普斯塔特很想请大屠杀的幸存者出庭作证,不少大屠杀的幸存者也非常愿意站在利普斯塔特一方,为法庭辩论提供人证。他们可以讲述自己在大屠杀时期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亲身的悲惨遭遇。但是,利普斯塔特的法律团队却不同意这样的辩护逻辑。他们认为,让受害者出庭作证,不仅于事无补,不足以说服法官,而且还会给欧文在法庭上羞辱与嘲笑受害者的机会,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其实,在当下的中国来看这样一部电影,对于我们的认知提升,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要做到“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真的非常不容易。在经济学上,有个词叫“市场失灵”,因为市场机制会出现问题,有人说需要政府的强力干预。但是,后来发现政府也会“失灵”。又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所以,要大力建设法律体系。我觉得,看了这部电影,你也许会认识到法律也会失灵。所以,人类社会的问题,恐怕要靠“鸡尾酒疗法”,各种招法恐怕都需要。

2.思维转换

电影中的两位律师,是值得你关注的两个人物。一位是法务官“朱利斯”,一位是出庭律师“兰普顿”。朱利斯给人的印象,是理性和冷静;兰普顿给人的印象,是敬业、沉稳和智慧。

电影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他们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实地探访,寻找证据。兰普顿似乎并没有进入到一种极度悲伤的气氛中,某种意义上他甚至像是个局外人。但是,电影越到后面,你越能感受到他的认真、理性背后,其实都体现着强大的正义力量。我这辈子特别幸运,就是遇到了几位特色鲜明、智慧超群的老师。因为他们的错爱,让我有机会能够得以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某一个部分。

在我的这些老师中,有一位就是兰普顿这样的人。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一下子就想到了我的这位老师,平日里不苟言笑,但专业之极,做事情始终有着分寸和章法。就是在强权下面,他的理性也可以保证他的章法不乱。而在这种不乱的章法之后,就有着强大的道义力量和专业力量。

说回到电影上来。我请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格外注意大律师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智慧。第一步,你知道“妈是男的、还是女的”?第二步,让人证明“你妈是你妈”,本身就是包藏祸心。这个电影中间的一段拍得相当闷。我担心很多同学不一定看得下来。但如果你坚持看下来,一定会领悟到:很多时候,当以直接的方式攻不下来一件事,懂得思维转换才是大智慧。

在电影中,兰普顿律师亲自绕着奥斯维辛集中营走了一圈,做了非常详细的实地考察,然后他回到了毒气室的残骸。接着,他注意到了毒气室的门镜,他突然灵光乍现,找到了解决整个案子的杠杆,发现了支点。

法庭上,在欧文嚣张地演说之后,他问欧文,毒气室是做什么用的?欧文说,是为了处理尸体用的。律师又问:为什么要用毒气来处理尸体?欧文回答,因为要杀死尸体上的虱子,防止集中营中疾病的流行。律师再问:处理死尸的毒气室,为什么要留门镜?欧文随口说:也许是德国士兵为了防止轰炸,会把毒气室作为防空洞,所以,他们会留下门镜向外观察。

律师紧接着抛出了最关键的问题:第一,你知道德军士兵的驻地离毒气室有多远吗?三英里。你觉得会有人要跑三英里去躲轰炸吗?第二,修建毒气室的时候,还没有盟军飞机轰炸这件事,你时间上搞错了。

电影看到这里,你会一下子感到轻松,因为你看到敌人的阵线被撕开了一个无法填补的口子。但是,兰普顿律师并没有就此罢休。当他研究了对方近两千万字的日记之后,他进一步证明了欧文就是一个对有色人种、从内心里对犹太人就存在着轻蔑的种族主义者的时候,欧文被彻底打倒在地上。

不知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部电影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想,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们中国人也会遭遇到类似的案子。南京大屠杀,一直被日本人否定。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南京大屠杀”中,我们有30万同胞遇难。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慰安妇”问题的存在。但是,日本人在否认。最近,半藤一利的《昭和史》、《日本最漫长的一天》都在大卖,这些现象都说明这些看上去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其实离我们很近。

不过,我今天和你分享这部电影,并不是因为我们也有着和犹太人相似的苦难史。我更多地是希望你能够得到某种思维方式的启示。很多时候,证明一件事是真的,比证明一件事不是真的要难多了,所以,我们要善于找到问题的症结,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接近胜利。就像电影中的律师团队,他们并没有花费太多力气去证明存在着大屠杀,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证明欧文是在为了自己的偏见有意歪曲自己明明知道的一个事实。

总之,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生活问题,面对管理问题,之所以没有进展,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因为更换角度是有成本的、有代价的,甚至是令人不甘心的。我希望看了这部电影,能给你一些新的视角、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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