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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我一生的N本書:一些某個時候遇到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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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曾經偶然接觸的書本,在往後的日子裡都能串聯起來。有時想想,後續發展倒也非純粹偶然,而是隨著興趣發展延伸,增加接觸下一部作品的機會。不過最初是如何開始的呢?我無法說出必然關聯。

我最早接觸到的傅柯著作是《規訓與懲罰》,當時看的是英譯本Discipline and Punish。

我當時自是叛逆中學生,是那種若被校方嚴查,任何時候都能找出違反校規物件的類型。有趣的是,憑著一點小聰明(也真的是一點)就讀在所謂的資優班,偶爾被捉到違規,也會被執法者視為初犯、無意冒犯,或是從一開始就豁免檢查。老早就體驗到規訓的例外。我們稱負責管理學生紀律者為guru disiplin(訓導老師),disiplin即是借用英語discipline一詞而來。

感受到規訓的不合理之處,對discipline一字的敏感,大概是我從書架取下這本書的契機。一看不得了,傅柯說,學校和監獄都是規訓場所。這不正是我當前面對的處境嗎?我當時根本不曉得傅柯是何許人,也沒有很好的途徑取得其他著作,一直等到好幾年後,才有機會接觸到他的另一部著作《臨床醫學的誕生》。

與傅柯同樣受六八學運影響,但時間稍早的,還有保羅沙特。雖然在往後多年,《存在與虛無》也曾經是我看得津津有味的著作,但我不會將它視為「影響」。早年完全不懂(現在是稍微懂)沙特在叨絮什麼,但他的伴侶關係對象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卻是實實在在影響我的作品。

我會翻開《第二性》倒很純粹,覺得書名特別。無論貓頭鷹出版的三冊,或是上海譯文的兩冊,都可以看出是一本巨著。其實在這之前,我早已透過其他閱讀,意識到不少關於性別為社會文化建構產物的討論,但是西蒙波娃清晰卻不憤怒的用詞,在那陣子讓我得以較認真的重新梳理對性/別建構的認識。

雖然這本書至今仍會視為女性主義經典著作,但女性主義發展至今,也已形成不同派流。只是在台灣,在日常輿論裡,還是比較常看到某些意見領袖被視為女性主義代表。只是這時我都很想問:你所指的是哪一個流派的女性主義?

歐美自60年代出現女性主義,隨後則有同志和酷兒理論。在台灣沒有太大先後差異,都在80年代中期被大量引入,但也迅速有了在地脈絡和用詞。台灣習慣稱女同志「拉子」,來自邱妙津在1994年出版的《鱷魚手記》裡的主角稱號。

第一次閱讀《鱷魚手記》時,其實帶給我非常震撼的體驗,也是另一部影響我的作品。不過接觸這本書,也是充滿偶然。在這之前,我讀過好幾本「手記」,如《地下室手記》和《荒人手記》,都有很好的閱讀體驗,於是就自以為地找了這部「手記」。劉人鵬和丁乃非曾寫過一篇論文談此書:

邱妙津較早的兩部著作可以創造性地重讀為一種蹤跡,走過的是一種在八○年代晚期的台灣,受大學教育的脈絡下,走向T性格這種不歸路的不可能。她的作品重刻著一種T形構而又與T吧文化疏離,一種幾乎無可解決的多重張力。在一個新興的女性主義與女同志意義上漸漸強調的「女人認同女人」的新世代裏,追尋著沒有著落的歸屬感。

他們認為邱妙津作品裡的人物,並不是符合政治策略上,像個女同志-女性主義的女同志,而是做不成的女同志。劉人鵬的研究著作以性別論述居多,但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清代考據學者閻若璩和《尚書》學。

閻若璩(1636年-1704年)《尚書古文疏證》,除了改變我對清代考據學的看法,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使我重新理解證據與解釋之間的關係。

一般以為考據只是將古代文辭作符合歷史的文字解釋,但考據是在消耗大量的文化資源,作出既符合歷史,又符合自己目的的解釋。在不熟悉的文本,我們很難發現「註釋」和「詞語解釋」有此傾向。理論上知道存在著這麼一回事,和實際上接觸到,又是不同的影響。

《尚書》在歷史過程中經歷亡佚,東晉梅頤自稱尋獲散佚部分,將《尚書》補齊,但也引發真偽之辨。閻若璩著書之後,當時學者大抵相信偽《書》觀點。如果與另一位極端毛奇齡比對,可以發現證詞玩味之處。例如,偽《書》裡出現漢末學者的文字,閻若璩以此認定是抄後人的文字,毛奇齡則認為漢末學者引用段落,證明成書更早。證據不見得造假,但如何詮釋證據,往往是背後思想所在。

新清史學者Benjamin A. Elman在《從理學到樸學》,談到處於思想交界的閻若璩,雖然訓詁考據看似與經學不衝突,但所立下的考據典範,已經讓經學轉向到史學範圍。Elman顯然是用孔恩(T.Kuhn)「科學共同體」來理解。以西方學者為主的新清史較側重應用滿、蒙,甚至日韓文獻解,以非漢人中心視野讀中華帝國。

不過,也因為刻意減少使用漢語文獻,常被批評文獻不齊備。三聯書店曾出版一系列新清史著作,其中一冊《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司徒琳花了不小的篇幅,討論時間的概念,尤其引用霍金《時間簡史》。我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決定去翻閱此書的。

無奈《時間簡史》對當時的我太難,以至於懷疑是某些預設概念沒搞懂,就找了較簡易的《胡桃裡的宇宙》。這本書彷彿打開我的新世界(之一),對世界如何構成與運作有另外一種想像。

幾年前,霍金為表對巴勒斯坦的支持,拒絕出席位於以色列的會議,而引起一陣討論。抵制以色列運動的學者清單中,還有一位有名的學者,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左岸文化在2008年翻譯出版的《失敗的國家》,雖然不能說影響很深,但是對於強烈清晰論點的寫作風格,很吸引當時的我。因為讀過這部著作,才開始更多的去理解美國在當代國際執行策略上的問題。雖然在性格傾向上與這本書合拍,但最終直接影響我去閱讀和購買的,還是因為它在二手書店上架的關係。

喬姆斯基在語言學上主張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即便語言多樣,但背後都存在一致性,例如全世界語言都有主詞等等,受學界(某個派系)推崇。我和語言學合不來,花了不少時間,也只能得到「原來某個語言學觀點會如此主張」的理解。其實新的主張即是新的世界,但實在太花精力,等我來日再戰。

相較之下,我對語源學較感興趣。更進一步的說,則是近似於關鍵字研究。

某年,我在雅加達出差,曾經搭上一班很健談的Grab電召車司機。雅加達是一個異常塞車的城市,即便駕駛剛開始興致勃勃的向外人分享佐科威總統治理下的變化,也會逐漸變得詞窮。

大概因為這個原因,他忽然反問:馬來西亞是否有kerajaan(政府)?我當下一驚,難道這人覺得馬來西亞是無政府狀態?趕緊說有,並試探性的反問:印尼沒有嗎?他說沒有,只有pemerintah。Pemerintah在印尼語指政府,在馬來語比較接近統治管理者。好幾年後才意識到,當時對方想問的是馬來西亞是否有王權。

Kerajaan 的原意是「有王在統治的地方」,當中的raja是王的意思(有時中文會將raja直接音譯為「拉惹」),但在現代馬來語被用以對應英語的government。認識到這點,可以更好的明白當時人們是如何理解殖民者帶來的「政府」一詞。

我是在接觸到Anthony Milner,Kerajaan: 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Era 才明白的。這是一本影響我很深,也非常喜歡的著作。不過接觸到這本書,同樣是因為偶然。某次在馬來西亞逛書店時,此書的英文原文本缺貨,而馬來文譯本正巧打折,一看內容很對味,就決定購入。因此我看的是馬來文譯本。

探討殖民者帶來的現代化與馬來語詞的關係,是個很有趣,但仍然只有很初步的討論議題。馬來語承載許多外來語,例如一開始所說的訓導老師(guru disiplin),稍微敏感的讀者應該已發現,這個馬來語用字是兩個外來語組合,guru來自梵文,disiplin來自英文。

對我造成影響的作品有很多,無法一一例舉,而上面談到的則是影響我入門的著作。我想更多著墨於邂逅的原因(而通常單純),而不是書本內容。「影響」是一個與個人生命歷程相關的狀態,在生命中某個階段恰好遇到,即便它可能不是最嚴謹的著作,但卻能發揮影響之作用。大概跟人一樣,你可能做不了最好的人,但在最適當的時機介入,也能帶來正面影響。

書名被我夾雜在各種叨絮的文內,這裡補上清單:

傅柯:《規訓與懲罰》/《監視與懲罰》

西蒙波娃:《第二性》

邱妙津:《鱷魚手記》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霍金:《胡桃裡的宇宙》

喬姆斯基:《失敗的國家》

Anthony Milner,Kerajaan: 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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