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的幸福與進行中的對話

2022 年 2 月 7 日（编辑过）

《幸福定格》（Love Talk）以長時間紀錄八對夫妻走入婚姻後的溝通狀況，呈現出層次豐富、內容細膩的對話過程。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婚姻恐怖片，但對於我而言──或許對於其他持續思考著但還沒進入婚姻的年輕世代也是如此──，它幫助我衡量目前的想像和實際情況之間可能的落差，力道充足且有效。以婚姻溝通為題材的作品多不勝數，我不禁思考，為什麼這部作品的鏡頭看起來特別有力量？它如何賦予觀者感受、思考和理解的空間？

我覺得有趣的就是說，人在溝通的時候，這個解讀，你認為對方解讀錯了沒有錯，可是問題是，解讀這件事情本身其實是有它的背景(context)在，我過去的經驗也好，我當下的感受也好，我目前正在經歷什麼也好，或是我們長期相處的某些互動模式也好，它會不會影響到你溝通的解讀？會阿！

《幸福定格》以長時間紀錄八對夫妻走入婚姻後的溝通狀況，呈現出層次豐富、內容細膩的對話過程。上面這段話，出自一組從頭到尾都相當沉著的夫妻。他們兩人都是教授，曾有一段時間，同時要照顧孩子、彼此的父母，還要負擔教職升等期限的壓力，因此爆發衝突。即使教育程度非常高，對於彼此語言的解讀仍難免有落差，因此溝通必須要紮紮實實、一步一步地確認當下的議題和癥結點，才得以慢慢化解舊的誤會。

這聽起來很老套。但是，這件事情只要做的足夠細膩，觀者便能透過揣測和理解這一對對夫妻溝通的「背景」，感受到這部作品的餘韻。也就是說，鏡頭捕捉了爭吵、不諒解、錯頻、沮喪、冷漠，隨後對話好似推進了一些，但導演並不呈現圓滿的結局，而是讓僵局稍微鬆綁、或讓對話不斷打轉的可能原因浮現之後，便轉往下一顆鏡頭，切換到下一組夫妻。因此，觀者需要一直練習「重新設定」自己觀看跟思考的基礎，因為每切換一組人，我們就是面對一組截然不同的互動模式、生活背景。

溫柔而深刻的思辨距離

沈可尚導演費了七年的時間，做出85分鐘的《幸福定格》。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婚姻恐怖片，但對於我而言──或許對於其他持續思考著但還沒進入婚姻的年輕世代也是如此──，它幫助我衡量目前的想像和實際情況之間可能的落差，力道充足且有效。以婚姻溝通為題材的作品多不勝數，為什麼這些鏡頭看起來特別有力量？

郭力昕在《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中評論沈可尚處理自閉症的作品《築巢人》(2013)。他指出這部作品犀利但不道德說教，留了更多的空間給觀眾感受、想像和思考。並如此說明：

如何取得這樣的複雜現實與心理呢？在記錄方法上，沈可尚提出他拍紀錄片的前提態度：溫柔的質疑。他解釋，「我永遠不跟被我記錄的人，站在同一陣線上。」我以為這是紀錄片工作者非常重要的紀錄位置或方法。不在同一陣線，並非不認同、不肯定被記錄者的基本品格、價值、意義或立場，而是對即便非常確定的價值或意義，都仍先保留一個觀看空間，讓可能的其他閱讀或理解角度有機會出現，以豐富觀眾的認識。[1]

我認為在《幸福定格》中，這樣的評價也相當公允。我認為，在《幸福定格》中，沈可尚適度強調溝通背景(context)的重要性，而且他的鏡頭製造了「思辨的觀看距離」[2]。例如，一位妻子在對話中試圖說明，即使相愛、也很希望一起生活，結婚迫使自己犧牲的東西還是超乎她的想像。她的著眼點是，婚後丈夫的父母哪怕只是身體微恙，他們都需勤加探視，但自己的母親生病時，她卻只能打電話關心，「留媽媽一個人在家」。這種不對等的照看讓她感到非常不平衡。值得注意的是，丈夫從頭到尾都在重申自己的立場：妻子想要做一個「新女性」(外出工作、分攤家事等)沒有問題，但是「我是男生，所以…」這是一個解讀難度非常高、但又非常容易的敘述。一方面，他很想要尊重妻子的想法；另一方面，他遭遇自己成長背景跟生活中不斷接受的觀念之限制。對他來說，「我是男生」這件事情是一種太過被確定的價值和意義，以至於短時間內找不到解釋這個價值和意義的方式。最後，終於擠出一句：「我是男生…所以我必須兩邊[的父母]都要顧。」可是仍然沒抓到伴侶在意的點。這場溝通一來一往有如鬼打牆，令人意外的是，敲打出一個很好的思考節奏，觀者得以在其中不斷揣測和理解「對話為甚麼無法有效推進？」「丈夫到底在說什麼？」「為什麼他抓不到癥結點？」

鏡頭沒有跟誰站在同一陣線，可是它試著讓話被說出來

看完之後，觀者應該可以同意：這部紀錄片花費七年一點都不算太久。導演捕捉到的對話內容不需另加綴飾，就已經呈現出拍攝對象非常信任鏡頭。有多少人能夠在鏡頭前，說出自己很在意伴侶「有沒有[在做愛前]先做點不一樣的準備？比如說用多一點沐浴乳。」

我覺得導演除了提供溫柔而深刻的思辨距離之外，也透過「拍攝」這個動作製造一個特殊的空間，讓願意說出想法的人拋出問題，認真地、頑固地執著於一些生活互動的細節。一般會認為，紀錄者應該降低自己對於現場的影響，尤其當這場溝通的主體是夫妻兩人的時候。但是，我意外地感受到，經歷了長時間的引導和留白後，導演與拍攝對象建立了信任關係，鏡頭的「框」以溫和的力量支撐著更願意進行真正對話的那一方。因此，紀錄者/器材本身看似隱藏了起來，其實確實地「存在」，讓溝通進行的穩定度更高。

鏡頭存在的重要性在於，溝通太容易輕易蒙混過關，只留在表面。對於一組人來說，一個問題可能不曾認為有重要性，同樣的問題卻可能經常被另一組人討論。有些溝通的癥結點在一方看來是：「喔，那大概就到這裡了，沒有別的議題了吧？」在另一方看來這個點的開展卻是「晴天霹靂」，還困在裡面。這時若有一方認定沒什麼好講了，那麼拍攝到的畫面不僅對觀者的衝擊和影響有限，更難以讓紀錄真正成為一種「介入的行動」。鏡頭在場，願意堅持挖掘、拋出自己跨不過去的生活細節的人，在影像的框中可以更大膽地展開行動。因此，我認為《幸福定格》的鏡頭有積極的意義。

於是，更願意信任鏡頭的一方、更願意「說出來」的一方，看上去更加真誠一些。例如，有人靦腆地說出，自己實在很介意太太在跟著孩子一起逛夜市的時候「走得太快，好像是一個必須完成的例行公事」，因為對於他來說，逛夜市是一件放鬆的事情，可以聽到甚麼感興趣的就停下來看看。另外，有人則在跟先生討論到「要不要請人來家裡幫忙[家事]」分攤育兒壓力的過程中，反覆追問對方「是不是真的愛小孩」，她極為在意先生覺得「小孩照顧久了不免偶爾覺得煩」，因為她認為，自己本來就不喜歡小孩，既然先生覺得煩，為何還希望生第二個？！希望多點子女，但又不喜歡小孩打擾自己睡眠，讓她覺得晴天霹靂，因為她已經盡力委屈自己來避免小孩夜間吵鬧(例如不舒服的奶睡[3])，沒想到對方竟不像自己預想般喜歡小孩。上述兩人都主動或在過程中間接展現自己的脆弱的部份，這些在鏡頭前想要解決問題的真實表現，讓對話得以有效。

相反地，也有放不開的人。即使他們努力呈現出冷靜瀟灑的一面，在觀眾的眼裡卻是使對話無法前進的人。例如，只是不斷地澄清對方的說法在哪裡不精準，但少有呈現出自己承受著哪些壓力、自己在意哪些事情；或是，不斷笑著帶過、以瀟灑的姿態回應，甚至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忽略對方說的話。我們可以理解，每個人都有想說和不想說的事情，但是只有單方向的執著無法促成溝通，這些迴避的企圖讓伴侶感到疲累，讓觀者焦急不已。《幸福定格》中最凸顯幸福難及的場面，不是肅殺凝重的對視，不是皺眉流淚，而是故作輕鬆的姿態。

在這樣的挑戰下，鏡頭沒有跟誰站在同一陣線，可是它試著讓話可以被說出來。它讓內心糾結的人顯得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