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右翼」的使命：像敌视「苏联」般敌视自由主义

在刚刚结束的匈牙利大选中，维克多·欧尔班带领的青民盟再次赢得了大选。反对党尽管联合竞选，但只获得了34.4%的选票。欧尔班将开始他的第四个连续任期。反对党已承认败选，但指出欧尔班政府对选区划分方法和投票系统的改变让选举变得不公平。分析指反对党需比青民盟多获得5%的普选票才能赢得多数席次。
本文发表于2021年6月24日，原名为「The revolt against liberalism: what’s driving Poland and Hungary’s nativist turn?」，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Nicholas Mulder撰稿，新不莱梅编译。

1989年，当现任匈牙利总理的维克多·欧尔班拿着索罗斯基金会的奖学金在牛津学习时，冷战后期的西方共识仍然是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稳定的社会和值得弘扬的民族传统，这些都是欧尔班希望带回匈牙利的价值观。1992年的夏天，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资助了一群欧洲年轻人为期六个星期的美国访问之行，时年29岁的欧尔班也在其中。对欧尔班来说，美国是他一直向往的彼岸。

与欧尔班所期待的不同，虽然自由市场仍然未曾被怀疑，但当时美国文化已经开始进入了另一个更混乱的阶段。彼时的洛杉矶刚刚沉浸在暴动结束的不安中，关于平等、正义和有色人种权利的辩论响彻云霄。只是据一位同行的荷兰记者回忆，旅行团中的东欧人对这一切似乎没什么兴趣。甚至比起食物或是高级酒店，他们更愿意把他们获得的津贴花在「随声听和电子产品」上。对欧尔班来说，相比起西方少数民族的困境，自由市场和尖端科技更有吸引力。

这在参观俄勒冈州的乌玛蒂拉印第安人保留地时表现得极为明显。当地人向他们抱怨经济上的不公平待遇，欧尔班和他的同伴马乌戈扎塔·博切内克却问到，为什么部落不把他的土地用来卖钱呢？毕竟，自从东欧的苏式政权倒台以来，和欧尔班的父母一样的匈牙利农民就一直这样处理集体农庄的土地。欧尔班甚至提出了一个处理保留地的商业计划。只是似乎印第安人对此并不感兴趣。

对欧尔班来说，最让他感兴趣的仍是美国政坛的运作。7月末，行程快结束时，他们出席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伴随着弗利特伍德·麦克的《不要停》的歌声，克林顿正式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欧尔班对这种场合的兴奋溢于言表。看起来，这更坚定了他成为匈牙利总理的愿望。只是，对欧尔班来说，克林顿主义意味着一种行政效率和经济模式，而不包括美国正逐渐兴起的关于人权、种族、性别的讨论，和对殖民主义与大屠杀的反思。

这或许早已预示了匈牙利和波兰在未来数十年内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波兰和匈牙利在一种推动休克疗法来进行经济改革的东欧国家中鹤立鸡群，甚至其深度与广度都超过了西方顾问的要求。但在文化层面，他们的右派拥抱了更保守的价值观。

博切内克后来成为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的总统府国务秘书，而莱赫·卡钦斯基和他的兄弟雅罗斯瓦·卡钦斯基一起创办了保守民族主义政党法律公正党，该党在上一次议会选举中获得了43.6%的选票。欧尔班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青民盟）则在匈牙利议会中坐拥三分之二的超级多数席次。

两党都颁行了类似的政策，像是往法院和媒体中安插亲信；赶走左翼和自由派的非政府组织、学者和大学；限制或禁止堕胎；拒绝在法律上承认跨性别。这一切都违反了欧洲基本权利宪章。但他们也都无视了欧盟要求他们改变的各种努力。

但与此同时，每五个波兰和匈牙利人里就有四个支持加入欧盟。对布达佩斯和华沙的右派来说，重点是在欧洲内部自治，而非自绝于欧洲。其结果是，这两个国家越来越深刻地扎根于欧洲，尽管他们与欧盟式的自由主义南辕北辙。

羞愧和屈辱催生右翼？

1989年的革命如何造就2010年代和2020年代的匈牙利和波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说，这是一个双方相看两厌，渐行渐远的故事。也有人说，这是由外力带来的冲击回归自我的故事。还有人说，这就好像青春期的叛逆学生对抗自己的老师一样。

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和美国法学教授斯蒂芬·霍姆很明显同意第三种说法。2019年，他们合著了《失败之光》一书，他们认为东欧向资本主义民主的转向是由「山寨自由主义」所推动的。东欧人希望享受西方的繁荣和自由，所以自发地采用了西方世界的习惯、规范和制度。但是，这种模仿的副作用是「内在的压力」和「情感上的负担」。当最后获得的和西方社会相差甚远时，东欧人必然产生羞愧和怨恨的感觉。

中东欧的移民潮加剧了这一点。几十年的人员流动造成了人口恐慌，这又加剧了人们对中东和非洲移民到来的恐惧。在匈牙利，反移民政治的兴起与通过移民来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下滑的努力相伴而行。面对长期的精神自卑，欧尔班和卡钦斯基便利用2008-2015年间的经济和移民危机来排斥西方的自由主义，并恰当提出了一个非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

欧尔班的确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广受欢迎的家庭政策，包括将试管婴儿诊所国有化，为新婚夫妇和大家庭提供慷慨的贷款和减税。欧尔班还向居住在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的100多万匈牙利族人授予公民身份。在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的眼中，一个由青民盟领导的「大匈牙利」侨民社会成型了。

然而，其他国家也有数百万公民移居国外，从1989年到2017年，拉脱维亚流失了27%的人口，罗马尼亚25%，立陶宛22.5%，克罗地亚22%，保加利亚21%。但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东部的国家并没有向非自由主义狂奔，本土主义在那里并没有成为主流。

2021年春天举行的保加利亚选举中，亲欧盟的政党赢得了多数，就连在抗议声中下台的前总理博伊科·鲍里索夫也说「希望该国亲欧洲的发展方向被看到」。而罗马利亚也没有沉浸在拥抱狂人的氛围中，反而他们激烈的反腐败抗议活动中支持更欧洲的声音比比皆是。相比之下，最非自由主义的波兰和匈牙利的净移民率是最低的。

移民潮帮助塑造了本土主义，但并不能完全解释更广泛的自由主义危机。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在践行排外的移民政策。但是，在这种普遍的反移民情绪中，只有英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政府彻底践踏了欧盟的价值观，只有波兰和匈牙利公然宣誓对自由主义公民社会和法治的敌意。更特别的是，只有他们对国内反对者和欧盟的抗议不假辞色。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执政者追求的是比他们认为的1989年的虚伪转型更真实的决裂。东欧的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不是一种没有源头的激情。恰恰相反，他们相信一个历史性的使命已经降临，苏式政权的垮台不过是民族解放的开始。这些想法早在转型期的十年间就已形成。非自由的民主并非被动形成，恰恰相反，它有着自己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

自由主义=苏联

对自由主义的离弃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萌芽，随后愈演愈烈。匈牙利和波兰的右翼分子越来越主张与过去做彻底的切割。1998年-2002年间，青民盟与农业保守派独立小农党共同执政。

欧尔班的第一个总理任期里，匈牙利政府推动了针对大屠杀的修正主义和针对罗姆人的种族主义政策。同时，欧尔班还支持奥地利的极右翼分子约尔格·海德尔。不过，匈牙利稳健的经济增长和它1999年加入北约的举动让西方对这些举动装聋作哑。

2002年，欧尔班以微弱优势输给了社会党籍的迈杰希·彼得，这让欧尔班确信匈牙利的改革派共产党人正在密谋颠覆政府。2004年，曾经担任匈牙利共青团负责人的经济学家伦茨·久尔恰尼在迈杰希离任后被社会党推举当上了总理。

当匈牙利于2004年加入欧盟时，大量的欧洲资金流向了久尔恰尼周围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们。在90年代的转型期中，久尔恰尼和他的老战友们经营一家名为Eurocorp的咨询公司，发了一笔小财。2000年代，他又成为达沃斯论坛的常客。虽然这种墙头草一般投机钻营的把戏在中东欧并不常见，但这种联系让欧尔班更容易将原来的苏式政权和欧洲自由主义看作同一件事。

和匈牙利一样，波兰的改革派左翼在平稳过渡中的积极角色让右派变得躁动起来。1997年，保守派思想家开始叫嚷「建立第四波兰共和国」来取代由苏式政权平稳过渡而来的第三共和国。2001年，卡钦斯基兄弟成立了法律公正党，承诺对波兰社会进行彻底的净化和政治改革，卡钦斯基兄弟的目标是对「社会主义污染」进行全面清算。

2005年法律公正党上台后，他们提出一项法律要求公务员、记者学者、教师和国家管理人员全面申报他们过去的政治联系，否则就会失去工作。波兰宪法法院一直反对这种举动，而这也得到了欧盟关于个人隐私和保护尊严有关的法律的支持。波兰的进步派也广泛抵制这种侵入性的政治「肃清」，并促使了卡钦斯基政府2007年的倒台和图斯克领导的亲欧政府的上台。

这种失败的尝试构成了法律公正党自2015年攻击该国司法机构的背景，这次它们的举动引起了更多的国家关注。不过，与克拉斯特夫和霍姆所说的正相反，非自由主义的举动并非来自对西方模仿的反噬。恰恰相反，波兰的右翼试图以无视欧盟法律的方式彻底地清除共产主义的历史。这才是他们如此积极地攻击法庭和进步公民社会的原因。

从苏式政权向自由民主的平稳过渡中为人称赞的谈判与妥协恰恰也是民族主义右翼所认为的原罪。对他们来说，1989年的交接无非是大规模的精英获得了新的身份。现在的关键不是波兰是否属于西方，而谁有资格成为一个「属于西方」的波兰人。

然而，波兰和匈牙利对欧盟法律和欧盟权利宪章的反对并没有让他们像英国脱欧派那样渴求经济主权。毕竟，布鲁塞尔的钱实在太令人垂涎三尺了。即使欧尔班向欧盟式的自由主义发起了攻击，他还是从欧盟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向与富豪和农场主组成的青民盟的忠实寡头们提供了资金。波兰的保守民族主义者们也不例外。2007年至2020年间，东欧成员国从欧盟收到了3950亿欧元的资金，其中一半给了匈牙利和波兰。

这种自相矛盾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欧盟向其成员国拨款的方式造成的。拨款由预先安排的预算和投资计划组成，在多年内分批拨付。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短期的政治摩擦很难改变这种长期计划。到2020年，抑制欧盟内部的非自由主义则变得越来越困难。当欧盟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18亿欧元的预算方案以应对大流行病时，波兰和匈牙利因为反对其中资金和遵守法治的情况相挂钩的机制而威胁否定未来六年的欧盟预算。

波兰和匈牙利声称，作为成员国，他们完全有权获得本属于他们的资金。讽刺的是，不遵守欧盟法律的人反而是法律和条约的忠实使用者。最终，僵局被一纸「解释性声明」化解。该声明指出，该机制只有在欧洲法院批准后方会施行。仅就目前而言，欧盟资金仍然附有少量的附带条件。

而来自中东欧的自由派和非自由派的斗争继续在政治、法律和文化机构展开，就像2020年10月，波兰妇女反对法律公正党的堕胎禁令而举行全国罢工一样。不过有一点是双方都同意的。共产主义已经离场，唯一可行的经济发展道路就是资本主义。

狭隘的欧洲认同与自由经济

比起克拉斯特夫和霍姆把波兰和匈牙利对自由主义的反弹视为一种心理应激，德国历史学家菲利普·瑟就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菲利普提出，新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后的反弹，倒不如说是整个社会暴露在世界市场的动荡中后的一种反应。在《历史的另一端》中，菲利普指出，本土主义右翼有一个「连贯的，关于保护和安全的承诺的世界观」。而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快速转型引发了这种自我保护的冲动。

在1993年和1994年的选举中，民众已经表达了出痛苦的声音，波兰和匈牙利的选民选出了有大量前共产党员的中左翼政府。但是这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波兰的私有化进程虽然有所放缓，但仍在进行；匈牙利的新政府甚至推行了一个更野蛮的财政紧缩计划。

这与当时的斯洛伐克截然不同。当时执政的弗拉迪米尔·梅契亚尔不仅与捷克的瓦茨拉夫·克劳斯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决裂，还完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现在看起来，梅契亚尔完全是如今匈牙利和波兰政府的先声，他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性的福利结合起来，掩盖在他的统治下日益专制的政府。正是如此，斯洛伐克在1999年被认为不适合加入北约。

90年代东欧的市场转型中，自由主义热衷的资本主义转型代理人：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在当地十分软弱。社会学家伊万·塞莱尼、吉尔·伊亚尔和埃利安·汤斯利将这一现象描述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而西欧的资金此时完全把扩张市场置于其他目标之上，1990年-1996年期间，欧盟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的援助中只有1%用于资助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

随着市场的发展，像西方那样的中产阶级十分匮乏。30年后，自由经济的思维已无处不在，但自由经济的好处却被不公平地分配，东欧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大。

只是，将这种拥抱全球资本主义的行动全然归咎于西方是不对的。在《1989：东欧的全球史》中，詹姆斯·马克、博格丹·雅各布、托比亚斯·鲁普雷希特和利亚比卡·斯帕斯科夫斯卡指出，东欧精英对资本主义的兴趣远胜于他们对民主化的兴趣。苏式政权晚期的技术官僚就对东亚十分感兴趣。中国的市场改革毫无疑问为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提供了范例。20世纪80年代，波兰和匈牙利的市场化改革效仿了韩国，而那时韩国正在威权资本主义下创造经济起飞的汉江奇迹。

东欧自己的转型今天又成为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效仿的新剧本。从墨西哥到南非的执政者和反对派都把东欧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作为可效仿的对象。连东欧人自己也跨入了导师的行列。

2003年，波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总设计师莱谢·巴塞罗维茨在华盛顿就教美国人如何改革伊拉克的经济。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团结工联的莱赫·瓦文萨访问突尼斯，「告诉他们我们如何做到（转型）」，他甚至飞到班加西为推翻卡扎菲的利比亚人提供咨询。最终，东欧变成了「西方」的信使。人们越来越相信，1989年是一个崇高的精神家园的开端。

但是，这种转变早在此之间就已经存在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的执政精英和不同政见者不约而同地逐渐抛弃了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团结的话语，开始强调他们的「欧洲共同遗产」，当然，这种「遗产」建立在反非洲和反伊斯兰的基础上。

1985年，匈牙利文化部长宣称「欧洲拥有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一种特殊的智力，这是欧洲特色」。两年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在访问布达佩斯时，看到了代表基督教欧洲的哈布斯堡军队在1686年从代表伊斯兰的奥斯曼人手中夺取的城墙，并看到了庆祝这一胜利的共产主义庆典。

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谈到阿富汗塔利班时说，「伊斯兰世界有十亿人口，他们都是狂热分子」。而罗马尼亚的流亡反对派则攻击齐奥塞斯库是一个将「热带专制主义」强加给他们的人。

艾恩·维亚努1987年曾写道，「今天的罗马尼亚更像一个非洲国家，而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公共生活的混乱，行政部门没有能力将其活动维持在旧大陆的水平上；道路状况，街道上的肮脏......空荡荡的商店，普遍存在的贪污行为；警察的任意性都让他想起了海地。「拥有西方理想的罗马尼亚人在今天的罗马尼亚是某种沉默的大多数」。

在1989年以前，一种对欧洲和基督教的新的文化归属感早在东欧人的心里扎根。这正是为什么，过去十年里，建立「欧洲堡垒」来阻止非洲和中东移民的反移民言论在该地区如此猖獗的原因。

从长远来看，1989年既标志着东欧从旧的传统中抽身，又标志着东欧向新的思想张开双臂。社会主义计划和国际团结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对更狭隘的欧洲文明的认同和融入世界自由经济的努力成为东欧的潮流。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匈牙利就是这种开放和封闭的组合最好的范例，在欧尔班的领导下，它抛弃了自由主义的开放社会理念，却又通过北约和欧盟与欧洲资本和大西洋的军事同盟保持着牢固的联系。2020年3月中旬，随着新冠病毒在欧洲蔓延，匈牙利关闭了边境，禁止所有非公民入境。但在匈牙利被封锁期间，唯一被允许进入该国的外国人是300名韩国工程师，他们的任务是完成该国第二个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工厂的加速兴建。

韩国企业集团最近已通过进入匈牙利和波兰确立了自己作为欧洲汽车业主要电池供应商的地位。由于大众、奥迪、宝马、奔驰和雷诺都在争相购买电池，波兰政府也放弃了检疫要求，让LG化学的专家继续在弗罗茨瓦夫附近的一家大型工厂工作，这是一个由欧洲投资银行支持的28亿欧元项目。在东欧经济学家将首尔视为威权资本主义的典范三十五年后，韩国的工业巨头又大举进入该地区。

欧尔班在2014年7月著名的演讲中论证了为什么匈牙利需要一个不自由的民主社会。他说，「建立在自由主义国家组织方式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将无法在未来几年维持其世界竞争力，更有可能遭受挫折，我们正在寻找能够使我们在这个伟大的世界竞赛中具有竞争力的社会组织形式。」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自由主义评论家经常警告说，民族主义和大国冲突将导致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崩溃的风险。但是，与其说会发生这种戏剧性的去全球化，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将看到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在开放的经济基础上构建政治上的封闭社会，迎接一个没有全球主义者的全球化社会。

（责任编辑：新不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