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理
杨文理

历史学家,第十三舰队司令官,驻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兼伊谢尔伦驻留机动舰队司令官兼同盟军最高幕僚会议议员

从香港特首府邸的一出闹剧说起

当众失态的建制派议员

“你唔知啊?佢話‘X你老母’,個女仔呀,X林鄭呀,‘只有你呢個女人識喊(知道哭)呀?我喊咗成晚呀。’”

“有冇搞錯啊。”

“嗰個麥美娟呀,工聯會嘅,因為她應承所有嘅選民(條例)一定會過。”

“喺立法會裡講㗎?”

“喺、喺呢個、呢個、呢個、呢個特首辦呀,嗰個咩迎賓館呀,個貴、貴賓館呀,嗰度呃、呃、呃特首住嘅屋企嗰個啊。”

上面这段对话,发生在6月18日香港监警会的会场上。监警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张华峰,在会议开始前,向监警会主席梁定邦描述立法会议员麦美娟“问候”特首老母的场景。他们忘了面前的麦克风没有关掉,使这段对话被在场的记者录得明明白白。

张华峰、麦美娟都属于支持此次“条例修订”的建制派。6月15日,特首林郑月娥在宣布暂缓修订之前,先在其官邸“礼宾府”与建制派议员进行了告知和解释。当天就有媒体爆料:有建制派议员在这次会面中大闹林郑,还有人中途拂袖而去。据报道称,麦美娟怒斥林郑道:“唔好賴解説工作,一開始特區政府就低估政治形勢,我啲兄弟落去解説日日被人X!X街,你試下落區日日畀人X呀!”

监警会上的对话成了早前爆料的佐证,而麦美娟等议员之所以如此气愤,是因为他们要直接面对地区选民的压力。据报道,在15日的会面中,“漁農界議員何俊賢……力數林鄭令建制派今後難以面對街坊,選舉將陷苦戰”。在此之前,建制派议员为维护政府权威大力宣传“条例修订”,表现得理直气壮、天经地义,然而其实他们心里也没底——这个“条例修订”会激起多大的反对声浪,它真的值得冒着政治前途的风险去支持吗?而当政府宣布暂缓,之前的“力挺”就仿佛是在自扇耳光,显得自己本来就是在盲目地支持和站队。

对建制派来说,很不幸的是,这次“条例修订”确确实实激起了远超各方估计的质疑乃至抗议。马后炮地分析,与2014年的那场运动相比,“保护已有的自由权利”无疑比“争取更大的民主权利”更能使人感到参与的紧迫性。而且尤为突出的是,“条例修订”作为一项法律事务,受到了法律专业团体的全面质疑,大律师公会和香港律师会等专业群体的意见无疑给了抗议者更强的信心。这其中,就连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陈弘毅都表达了不同意见。

“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两个:将中国全境(内地、台湾)纳入个案移交的可行区域(“观察者网”某篇支持修订的文章中列举的案例其实与修订本身毫无关系,纯属混淆视听),同时移除立法会审议的程序以免惊动逃犯。而法律人士的主要意见可以归纳为:不能在取消立法会审议这一保障的同时不增强法院的裁定权,不能让个案移交安排取代更有保障作用的长期移交安排。

正如陈弘毅6月19日的文章所说:香港与其他国家作单次逃犯移交,和与中国进行单次移交,实行上有根本的不同——因为若其他国家向港府申请移交逃犯,港府有绝对的酌情权拒绝;但由于特区政府官员是由中央任命,宪制上亦从属于中央,很难想象特区政府会拒绝中央提出的移交逃犯要求。在此前的文章中,他也指出:“由於行政長官很難拒絕任何從中央政府下來的、正式符合經法案修訂的‘修訂條件’的引渡請求,這種安排的做法就不會只限於罕見和特殊情况,反而可能成為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定期引渡安排,還沒有一般在協議時加入條約的額外保障。”

总之,关键在于,香港跟内地并非平级关系,只由需要对上负责的行政长官来裁定移交,对于只有15%相信内地能保证公正审判的香港民众来说,人权保障肯定是不足的。对于政府所谓“法院可以把关”的说法,大律师公会的成员反驳称:条例中法院的审查权很有限,“申請引渡一方想要表面證據成立並非太難”,“疑犯一方要向法庭提出確切證據(证明自己)因政見而被入罪,是相當困難”。最近俄罗斯政府指控一名反腐调查记者涉嫌贩毒的新闻,也使得许多人相信以非政治罪的名义抓捕政治犯并非不可做到。

此外,对于在台湾发生的杀人案,各界人士也早已提出多个方案以图解决,如陈弘毅最近也主张的扩大域外管辖权等等,而政府并未拿出足够充分的理据来否决这些提议。杀人案本身更像是一个道德绑架的工具,而不是政府真正关心的对象,因为政府自己都不能解释:“引渡应由中央级别的机构提出”的话,那台湾的“中央级别”机构是什么。

相比于民意以及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政府似乎更愿意接受商界的主张,毕竟“有錢真係大晒”。在香港总商会等商界团体的推动下,政府先是取消了9项经济性罪名,将刑期门槛提至3年,而后再提至7年,并要求“引渡应由中央级别的机构提出”,随之商界政党“经民联”及五大商会就表态支持。这些修订被批为缺乏理由和根据,不但不能解除大众的疑虑,对商界的偏袒以及对部分罪行的忽视更与“追求公义”的“初衷”背道而驰。而最后暂缓修订时,首先出来表达态度转变的也是商界议员,“行政會議召集人”陈智思表示“低估了商界對修例的反響”。

开头提到的张华峰,就是经民联的议员,恒丰证券集团董事长。他磕磕巴巴地说了四次,都没有讲出特首府邸的正确名称——“礼宾府”,而这在关注时政新闻的市民眼中无疑是常识,对于立法会议员来说理应更加熟悉,有网民嘲讽:“做咗2屆議員,禮賓府又講唔出,瞓覺大過天”。这也不是张华峰第一次闹笑话,他在竞选金融服务界议员时,误称自己的政党经民联为“民建联”(最大的建制派政党,张曾加入但已退党);对于如何看待丁蟹(香港民众熟悉的经典影视角色,郑少秋饰演的自以为是的金融从业者)的提问,他表示要“学到佢嘅经验、专长”;对于“丁蟹效应”(郑少秋一出演,港股就下跌),他明明不知为何物,却回复以万能句式:“有好有唔好,好嘅方面,大家要學習;唔好嘅,大家要改變。”

这样一位“離地萬丈”、不关心“業界熱話”的老板,却依然能选上金融服务业组别的议员,因为这个功能组别的议员根本就是五百多个老板投票选出来的。张华峰只需要争取到两百多名老板的青睐、维护他们的利益,即可当选,至于能否代表业内广大从业者的利益、能否有效问政,则并不重要。占据立法会一半议席的功能组别议员,有不少都是在这缺乏基层压力的竞争中选出,正如一位网民所说:“講嘢一舊舊(一团乱)、唔清唔楚,卻是高薪厚祿的立法會議員,在沒有對手(的有力竞争)下從功能組別產生出來。”

商界力量的背后

不仅立法会的一半议席归于功能组别议员,特首的选举委员会更完全是由功能组别构成的,而引发2014年运动的原因也正是官方提出特首普选而提名委员会仍由功能组别掌控。这样一来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行政当局偏向商界的利益,而商界也会倾向于支持当局。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很火的某篇文章绝对不符合当局的利益,因为“商界专权”本就是当局要维护的对象。尽管这位赵姓的作者最后将商界垄断经济、政治权力归咎于“教育水平不足”的香港人自食其果、自讨苦吃,然而只要稍微愿意进一步了解,都不难发现——站在偏袒商界的香港当局背后的存在,正是那位作者暗示的似乎能以“社会主义”之名启发香港人智慧救民于水火的“青天大老爷”。

香港政府及建制派向来坚持保留功能组别,因为功能组别代表商界的利益,认为取消功能组别会令政府和立法会走向“民粹主义”。2014年,反对取消功能组别的梁振英说:“(如果)你读一下‘有广泛代表性’的字面意思,指的不是数字(意义上的)代表。……你需要尽可能地照顾到香港所有的行业,如果完全是数字游戏和数字代表的话(即实行全民提名),那么显然,你就需要与那一半每月挣不到14000元港币(月收入中位数)的香港市民对话。那你将会得到那种政治和政策。” 北京的智囊、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说:“普选将让商界的蛋糕被别人分享。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担忧。”

当时的媒体还报道:梁振英说,他明白缓解公众因房价过高和其他社会弊病而产生的沮丧情绪的紧迫性;但他强调说,主要靠加快经济增长,而不是再分配的福利政策,来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2015年的《人民日报》更发文指出:香港青年“走到金字塔顶端的概率不会比曾荫权、梁振英小”。显然,支持历届行政长官的《人民日报》也绝不会提及赵姓写手所说的、曾荫权“向商界利益输送的丑闻”。

实际上,过往的许多报道已经揭示了商界力量与北京的关联。2008年,港交所提出将上市公司董事禁止买卖股份的期限由业绩公布前1个月延长为7个月,以规避内幕交易、保护中小股民。当时有学者指出:李嘉诚式的家族企业有30%以上的股权属于其家族,这一新规将直接损害他们的利益。于是在草案出台后,这些商业大亨直奔北京“告御狀”,建制派的《文汇报》也为其鼓呼,最终港交所修改了它的提议,被视为让步于“大商家的霸道”。

今年年初,香港政府想推动一个名为“三隧分流”的政策,但由于连建制派内部都达不成一致意见,只能搁置。政策的背景是,香港的海底隧道都是由企业先投资建成后运营一段时间,赚够了钱再交给政府;东隧、红隧目前都已归政府运营,私家车收费20-25块,新建的西区隧道则要到2023年才能收回,收费70块;政府想提价东、红两个隧道,换来西隧降价,以平衡车流。然而,由于政府提议东隧、红隧涨到40块,议员们普遍认为提价幅度过大,面对地区直选压力的民建联、工联会均不支持,但当局无奈表示,降低幅度的话还得跟资本家重新谈一年半载,空间很小。

这个拥有西区海底隧道的资本家是重庆商人张松桥,他去年还被选为了全国政协委员。政府官员这样描述谈判过程的艰难:“林鄭月娥親自到北京與極高層商談,曉以大義、動之以情,才令西隧公司原則上同意三隧分流方案。”需要特首苦口婆心亲自去北京谈,可见内地资本在香港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影响之大。此外更耐人寻味的是,公开新闻显示,张松桥作为香港居民都是在香港与官员会面的,理应不至于刻意跑到北京等特首来访,那么这个北京的“极高层”是谁呢?外人恐难以判断。

写手与民众

在那位赵姓作者的文章中,香港民众似乎是一群低质量教育的受害者,对于大资本的垄断无动于衷,却热衷于攻击两地官方及内地民众。然而正如我们先前所述,真正“低智”的不是民众,而是高官厚禄的这些政治精英,或者说,这些精英并未把他们的智力、精力用在响应民众的诉求上。问题的关键是,民众在平时难以给他们充足的政治压力。就连维护当局形象的陈弘毅都坦承:香港是实行软威权主义的半民主政治制度,公民自由和民间社会蓬勃发展的同时,政府却并非民选,且不受人民问责,这使得政府未能及时回应民众的强烈诉求。

可窥一斑的是,林郑月娥在宣布暂缓后回答提问时说:“其他方法可否進一步研究?當然可以研究,特別是律師公會發出的那份很長很厚的聲明裏,至少我本人都未可以仔細研究內容,因為時間上這些事每日都發生得很快。”不得不说,大律师公会发出的意见书其实并无多长,第一份意见书只有4000多字,第二份更不到4000字。仅8000余字、广受传播的专业意见都没时间看,特首怕不是整天都在打王者荣耀?“很长很厚”、“时间太紧”显然都是借口,关键还是这些最具权势的政治精英不在乎民众的意见和诉求,乃至于对大律师这类公认的专业精英人士,都一时不放在眼里。

民众对“条例修订”的强烈反应,除了来自于担忧商界投资意愿下降而导致收入下滑的可能性之外,更来自于对社会整体政治自由环境受损的担忧——市民们说:“是的,我們普通市民很大機會不會被移交,但政治人物、記者、非政府組織,他們首當其衝,這影響到我們看的新聞、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最終目的就是要嚇唬我們,讓我們不敢說話,我們是應該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就算沒有機會被送到大陸去,我也不希望這個社會在說一些這麼明顯的謊言,我不想自己的女兒活在謊言之中。”——在这里,香港民众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在更充分的民主都尚未争得的前提下,公民权利若继续受损,无疑会使自己面临一个愈发背离大众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即使施舍一时的利益,也是随风即逝的。

普罗大众要争取和维护民主自由的权利,是为了给自己的切实利益留下更大的争取空间,就像一张传单上说的那样:“民主就是當飯食!”诚然,香港民众距离以政治力量打击垄断资本的霸权、联合各地民众共同争取权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现有的选票和抗争已经促使当权的政治力量不得不对民意有所响应。

除了“三隧分流”的案例,今年年初政府推行的长者综援年龄门槛提高也体现了这一点。有评论道:“一直以來,政府不想過度介入商業市場,以免得罪商界,所以官員惟有從使用福利者入手削減福利。……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政府與貧窮人士的權力關係不對等,政府一方明顯佔有優勢,所以可不理反對而推行新策。……因為制度本身是向幾個有權勢的界別傾斜。”不过,出于对地区直选议席的考虑,民建联、工联会等还是不得不向当局表达他们的异议,建制派内部的分歧使得政府最终有所妥协。

不可否认,很多香港人或是存在对港英年代的幻想,或是对内地人抱有歧视和偏见,但在指出这些错误的同时,也不能否定增进两地人民理解彼此处境的必要。这就像一些内地人惯于浪漫化过往的某个历史年代,或是惯于称呼其他国家民众为“棒子”、“猴子”一样,既然是为社会的恶性机制所塑造,那也可以为社会的良性互动所消解。在这种情势下,一些营销写手不去切实地了解对方民众的切实需要,反而给对方冠以“教育不足”、“傲慢自大”的帽子,激化本就存在的彼此误解,实在是为人所不齿。

在一些写手的笔下,香港青年是在殖民地遗留的氛围中长大的可怜人,判处殴打被捕者的几名警察滥用职权的外籍法官就是证明。然而和真正的恋殖者一样,他们不会提及的是,在6月中旬的那次集会中,当不断后退的示威者被赶到一栋大厦前,挤在一起试图穿过狭小的门口时,仍在往人群中施放催泪弹的警队指挥官恰恰是一名英籍白人。而对香港影响最大的“殖民遗留”,正是被北京欣然接受的功能组别制度。

抹黑群众的思想以及行动,否定其自主斗争中的合理性,是这类自我标榜“关怀底层”的写手的共性,与他们所维护的强权政治逻辑相通。当有的写手用“养寇自重、待价而沽”来指控香港资本放纵抗争行动时,它实际上就是在说:香港民众只配成为国家权力与香港资本之间利益交换的物品,没有任何争取权益的资格。

近日,香港警方还指责示威者阻碍救护车救助警员,相关的讯息很快就被传至内地。然而现场的记录却证明,在示威者有序让路给医生后,反而是警方许久未能开门。还有报道显示,现场有人提出要升级行动时,在场议员、群众都能及时劝阻;双方气氛紧张时,还会有议员、宗教人士居中调停。在近一个月来的抗争中,我们看到的是民众高度的创造力,及其不断增长的理性和团结。民众自发地维持行动秩序、清理活动垃圾,甚至开发出了比2014年更灵活的“遍地開花”、游击式抗争。而在民众发挥才智、热火朝天地行动时,还有议员连“礼宾府”都讲不清楚。由这类人组成的监警会能否充分发挥监管警方滥权的作用,也正是民众当下质疑的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网红写手在文章中还顺带嘲讽了台湾民众,即使电力不足还不肯发展核电。而这位写手没有提及的是,在台湾实际的政策讨论中有许多建设性的提案,各方的意见都有机会发出。去年,“以核养绿”获台湾过半民众公投支持,各方论者仍在试图促进理性沟通——所谓理性、民主的讨论,绝不是不加解释就否定其中一方的观点。认为民众始终无法理性选择,本身就是某些精英或自诩精英的人先入为主的愚蠢成见,更与任何标榜民主、平等的政治理念不符。

这位写手也不惮于对住房政策发表高见,说“八万五计划”“利港利民”,“唯一不利的就是地产商”,然而,近十年的住房政策强化了地产霸权,不代表当时对“八万五计划”的反对就纯属媒体“阴阳怪气煽风点火”。当时香港的众多普通中产,跟如今内地的许多白领一样,都是按揭贷款买房。伴随房价下跌的市场萧条使他们面临失业风险,一旦减薪、失业还不上贷款,房屋不仅会被收回,其价值还无法抵消欠款。除了地产商不满意,中产不满意,银行也面临极大的坏账风险,这类问题又如何解决?或许这位写手已全款置业,作为网红界精英人士无需担心此类问题吧。更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整理报道指出,地产大亨在2000年6月访问北京时向领导人表达了对香港地产市场的担忧,其后不久,董建华就宣布计划已不复存在。

批判地产霸权本身确实符合左翼立场,然而不加以切实分析的“批判”,不过是一种自我营销、贩卖私货的话术。在网红写手们的话术下,香港问题就只是香港资本独揽大权的结果,内地资本、权力的巨大影响被一笔勾销。这样一来,在许多读者的脑海中,即使香港民众对香港政府有不满,也应该主张内地彻底接管香港,由此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国一制”才对。或许,这些营销写手也都明白这类想法的荒谬,毕竟维护香港的资本统治秩序及国际形象对内地资本还很重要,而在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方面,香港社会的统治秩序和内地也并无本质区别。但是这都无所谓,他们的写作本就是为了对内地读者美化国家资本和国家权力,诱导读者们放弃对政治权力的争取而已。

争取政治权力对维护自身权益的意义,我们也不妨从反面来理解。最后,可以再回顾一下2015年4月23日第20版的《人民日报》:

有一部分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抱怨看不到发展机会,抱怨贫富悬殊、分配不公、资源被抢、上升空间狭小……一腔的怨气,化为怒火,发泄到街头,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专业的“民主斗士”,认为“民主”是解决问题的万应灵丹。……今天的香港,发展机会真的比以前少吗?答案是否定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机遇,关键是能不能看到并抓住。

的确!新时代的独特机遇,已被某些作者成功地抓住了。只不过还是好心奉劝一句:鼓掌的姿势不对,也是要倒霉的。“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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