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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文字廚師,喜歡烹調人生的菜餚,讓大家在不同的時空中,嚐嚐一些鮮有的素材,不用刀叉,只用心靈。

楊牧先生逝世,讓我憶起一段往事

台灣詩人楊牧先生3月13日於台北病逝,享年 79 歲。楊先生1964年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他與我在校時間相隔20載,在兩個時空之間,現實中我們沒有任何交錯,但在時空落差之餘,卻又感覺有些親近、好像走在他的影子後面,找到我人生中某些難忘的段落。

東海大學外文系館給我留下了很多美好回憶,每次到法學院上課的時候,總會經過那組日式平房,外觀撲素平實,那是日治時代的建築,彼鄰白色的建築系館以玻璃透頂之風格顯得有點脫序,我不確定楊牧先生有否在那兒上過課,但肯定外文系館久經歲月,已不知有幾許人曾為學問、為求知、為友誼、為愛情留下過無數歲月痕跡,寫下人生多少篇章。

外文系館是我大學戀愛生活的重要部分,短髪嬌小可人的學妹楚薇,是外文系一年級學生,當中午下課鐘聲響起,我總站在課室外面的小樹旁,在蜂湧而出的學生中,去尋找那個雙手抱著一本厚厚的英國文學,肩上掛著一個藍色布袋的她,有時她身旁還伴著兩、三個室友,不過看到我的出現,她們都會心微笑地走開,讓我倆可以享受一刻午飯短聚的時光。

外文系是東海有名的學系,學妹的功課不少,除了理論科目之外,她最怕就是莎翁戲劇研究,為了要拿到該科學分,導師指定要她參與公演一場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劇目,事前她叫我別出現,否則她的壓力更大,但我還是偷偷地去了,我坐在台下,選了一個不易被她察覺到的位置,看她演出了,因為我直覺知道她很需要我來支持她,她也感覺到我隐藏在台下的人群中,這是我人生最接近莎翁的一次,也是我倆墮入愛河的開始。

每週一天的升旗禮是最令很多東海人討厭的共同回憶,全校學生都規定在早上上課前齊集運動場,穿上軍訓服排列整齊地向國旗敬禮、唱國歌,對於那些晚上不想睡覺的學生來講,無疑是一種懲罰。這一天的升旗禮卻有些特別,儀式如常後,感覺主席台上的校長有點興奮,他向在場所有人宣佈,昨天晚上學校抓到了一個色魔,話音剛完校警便從旁邊押著一個人出來,這個人雙手從後給套上手銬,低下頭站在校長右側,校長滔滔不絕數算他的罪狀,而且聲調越來越高昂,那個疑犯在眾目睽睽之下已哭成淚人,他不停地抽蓄像一棵快要倒下的枯樹,這是一場公審、是法外的公審。

書本上說,在法理之下無人有權執行公審,所有疑犯必須透過法庭來判罪,這是對法治的尊重、對人權的尊重。但現實告訴我,一個從警政學校過來當校長的人是有權執行公審,我曾經在一份學生刋物上記述過對這場鬧劇的反感,事後更怪責自己當時沒有勇氣走到台上,將軍訓服脫下來為疑犯把頭臉蓋上,今天想,如果楊牧先生在場的話,會有什麽反應?答案可能就在這首詩歌《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裡,這首詩表明他的作風是一個關心社會,對社會不公義提出控訴、諷剌和撻閥的詩人,在我還沒有讀過楊牧先生詩歌、散文等作品之前,我是無法理解社會不公之下受害人群的痛苦,也不關心現實是否充滿了濫用特權的人,楊牧讓我覺醒現實還有很多人站在道德高地上定別人的罪,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力來施加制度暴力。

詩人已走,楊牧談創作

詩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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