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傷的由來

——李澤厚《从感傷文學到紅樓夢》讀後

历来评清初文苑，没有不从明清交际这个大背景入手的，诚然，对汉人士大夫来说，对故国以及过去生活的追思，当然是不可回避的主题。但李泽厚将清初以纳兰性德为代表的八旗文人的作品也归入“感伤文学”，且与有遗民之叹的汉人士大夫并列，就需要一个过硬的解释了。于是也有清初诗坛的“三段论”出现，即从“故国之思”到“盛衰之感”最后因为躬逢盛事而发展到“盛世之音”。

以康熙朝平三藩之前的财政状况而言，所谓“盛世”最多八字有了一撇，士大夫们对清廷以及皇帝的拜服，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顺康时期对儒学的极大推崇，这也是儒家士大夫们营造“盛世”之感的重要原因。南书房、经筵日讲、博学鸿辞科，为“帝师”梦指明了道路，李光地、熊赐履等人更是将道统与治统合一的桂冠戴在了康熙的头上。而这一时期的儒学，朝廷重“务实”，背景是对“心学”的反思；民间理学家，也在重新审视程朱对经典的诠释，所谓的“清朝考据派”，此时已经不少了。曹寅就略通《周易》的版本流变及各种疏注的优劣。

那么八旗子弟，尤其是身份贵重者，即使倾心汉文化，似乎也应该更多地站在上述视角，毕竟这才是新得天下的“统治阶级”该有的志得意满与气象一新。感伤从何而来？

我们可以说这是八旗子弟对遗民情调的模仿，但模仿到如此惟妙惟肖，乃至像纳兰那样成为北宋以来词的创作的另一座高峰，似乎就说不过去了。我们也可以说清初政坛波诡云谲，稍有不慎就满盘皆输，因此对命运无常的感喟就形成了伤情。这种解释最常见，但依昭梿所说，“王公至闲散宗室，文人代出”，而这些贵胄中，很多实际上一开始就选择了远离政治中心，真正实现了“大隐于朝”。既然早就想好躲进诗酒的桃花源中，感伤太甚，岂不是反而引起政治对手的注意？

所以我对这种只以政治去解释文艺思潮的办法很不感冒，纳兰青年丧妻，红兰主人被夺爵，曹寅仕途与家事多变乱，他们的伤感，能是一回事吗？康乾盛世，到了曹雪芹死的时候，还没有结束，曹雪芹怎么没有“盛世之音”，反而继承了感伤文学的传统，以至于和《桃花扇》中的兴衰之叹隔空呼应呢？

但要说明末清初的“感伤文学”在北方与南方、八旗与汉人之间，完全没有共通之处，自然也不对。我们需要找出的，应该是更普遍，人人都有可能会感受到的一种时代精神或曰思想倾向。而此种倾向，又应该确实与明清之际的风云变幻有关，并不是更空泛的“如梦幻泡影”。

如果可以允许我略申议论，我倒觉得不如以“渺小”来替换“虚幻”，为感伤文学到《红楼梦》作一个注脚。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产生“渺小”的感觉？明末的文人看到汉家制度与礼义的腐败，马背上的士兵不得不面对卷帙浩繁与世间百态，本是同根生的爱新觉罗却跪于九重宫阙之下——这些都足以让一个人对世界感到困惑，对自己既有的历史产生怀疑，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单向承受。于是只好剃发易服，于是只好克勤克谨，于是只好接受皇权至高无上的碾压。人是天生的经验主义者，经验失效的时候，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可笑。这就是渺小的感觉吧。这应该和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活力被清朝统治者掐断，没有必然联系，只是和社会的巨大震动有关。其實商品經濟的活躍，城市居民想要有文化產品可以享用，和資本主義有何關係？我本人倒是因為在疫情中無所適從，才明白劇變給人的衝擊力猛烈到難以消化。

那么这种渺小感又何以传递给了曹雪芹？如果说得大一些，这也许是文明自身的哀叹。康熙、乾隆都知道科举的内容实在无用，但都只好因循——没有更好的办法。曹寅饱读诗书，也曾经想要经世致用，最终知道以他一人之力，补不上整个制度的窟窿，只求脱身。曹雪芹也好，纳兰也好，其他文人骚客也好，他们看到家族兴衰，他们看到天地万物荣枯，他们更看到上千年的文明，对于这一切的感叹，竟然如此类似，他们可以在文字中找到最灿烂的笔墨，而这笔墨，写他们当下之伤，竟然如此契合。如此庞大精密的文明大厦，就像一座迷宫，走不出去，蜷缩于一隅却又足以了此残生。

这种感伤是如此宏大，大到难以厘清，于是只能回到对命运对人生的感叹中，才可以抒发一二。也许历史还是螺旋上升的，但窥见此刻的人类，也许大部分也只能看到无方向的缠绕。

于是，明的衰与清的兴，才变成了一体两面的东西，感叹明的衰，是对这个世界的无奈，是遗老的总结陈词。而清的兴，尤其是对儒家文化与皇权制度身不由己又心向往之的全盘接纳，同样也是无解的开始，新贵的悲声，就是巨大洪流终将灭顶的前奏。一如大观园诗社的繁盛，终究会有风流云散的一天，毕竟看尽了长安花开花谢，才能一挥而就现下的诗篇。这诗篇在写下的那一霎那，就承载着兴衰的历史与未来。

盛衰之感，如果永远循环重复下去，才是难以承受的。除了伤，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来挨过此大无可奈何之时吗？

興亡律又和我談的並不完全是一個東西，執政者的興亡与文明的維度無法突破，前者是焦慮，後者才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