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 春节特刊·乐 | 为何春晚不再欢乐——Fun的社会性

为何春晚不再欢乐？尴尬的异国和民族风情ppt、坍塌的语言类节目、滞后的梗、轮回的段子都是这一问题的技术性答案。本文则提供了另一条思路，英国社会学家Ben Fincham指出fun的三重社会维度：1）具有社会性，需要他人在场；2）越轨，打破社会规则；3）轻浮性，在工作的“重”之外创造“轻”的社会空间。如此一来，占据除夕夜的轻松时刻，拥有绝对数量的观众，春晚似乎处在fun-making的天时地利。而不再欢乐的原因就指向了春晚“越轨”的失败——无法摆脱的“寓教于乐”宏大叙事。如果看春晚就像在教室上课，那作乐（make fun）的空间就只能在书桌下的小动作——对春晚的吐槽里实现。春晚的欢乐与否已经不在于电视和观众间僵化的社会性，而是“原地过年”政策下微信、微博、知乎等吐槽平台上的互动，和在春晚训诫与反思批判间二次创作翻梗的创造力。
作为一篇批判性的书评，本文也充分指出这一框架的不足，即功能解释里缺乏的批判视角、跨文化比较和历史脉络分析。毕竟，最初在英国工人中流传、进而被二十世纪英美中产文化消费的fun难以完全对标80年代兴起的春晚欢乐工厂。比起好奇为何春晚不再欢乐，更加值得追问的是，同样“寓教于乐”，过去春晚欢乐生产的社会情境为何？哪些人群还能在春晚里欢乐依旧？所谓春晚的欢乐究竟创造了怎样的社会空间？是饭桌前欢笑的轻？还是“寓教于乐”的重？还是作为症状而需要新的描述/批判语言？

作者 / 张旭汀
编辑 / 毓坤
原文發佈於 2021 年 2 月 12 日

 每到新课堂、新小组“自我介绍”环节，我都暗暗祈祷不要被要求讲“fun facts about myself”，因为我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一个好的答案。换句话说，我一直不确定自己听没听懂这个问题——什么是“fun fact”？什么又是“fun”？在美国，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别人说“Have fun!”，但又说不出它的具体含义，更不知道要怎么翻译它（“找乐”？“做人要开心”？“楽しんで”？）。别人说自己的fun fact是“我今年结婚了”“我喜欢弹吉他”“我不吃墨西哥辣椒”，这又fun在哪儿了？作为折中方案，我只好回答：The fun fact about me is that I have no idea what it means。

欣慰的是，这世界上还有社会学家对fun的具体含义感兴趣，并且出版了一本专著：The Sociology of Fu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在萨塞克斯大学任教的Ben Fincham是地道的英国人，并不存在我的跨文化疑惑，他之所以对fun感兴趣是因为他曾常年参与“happiness”、“well-being”等等研究，却发现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提到的fun却无人关注。既然受访者们一致认为“没有fun的人生黯淡无味“，为什么研究心理健康、国民幸福的政府机构、学者们从来不提fun的事情？Fincham的猜想是：迄今为止fun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来没有被系统地理论化过，因此很难谈论fun本身，而他这本专著的目的就是为fun的理论化迈出重要的一步。

通过收集大量采访数据并分析高频出现的表述模式，Fincham对fun的特性做出了以下总结：一、fun具有社会性，需要他人在场。当被问到fun和pleasure的区别时，不少受访者以“一个人读书”为例进行思考，“一个人看书算得上是pleasure，但你不会管它叫‘fun’吧——fun总是跟别人在一起的。“即便不被直接询问对fun的理解，绝大部分受访者在回忆fun的经历时，往往会提到聚会、家族旅行、下班后和朋友喝酒聊天等等需要他人在场的情景。

第二，fun含有明显的社会越轨（transgressive）特性。比如第三章作者探讨童年时期的fun，大部分受访者回忆儿时最大的乐趣经常跟“冒险”、“打破规则”有关，比如在某一个特定的假日被允许晚睡或者去别的小朋友家过夜（sleepover）。第五章“工作中的fun”更是将fun的越轨特性表达得淋漓尽致：尽管作者在做调查前认为现代的公司管理已经为员工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快乐”条件（例如组织出游、员工篮球赛、节日party），绝大部分受访者的反应都是“上班非常痛苦无聊，唯一的fun就是休息的时候跟同事八卦、闲聊。”一些在商场上班的销售人员甚至表示，有时候“捉弄下顾客”（例如在顾客背过身的时候打手势、做鬼脸）也是为数不多的fun。打工人并不满足于公司制定好的“管理式快乐”，而是在偶尔开小差、违反规则惯例的时候找到了fun。

与越轨性相应的是fun的轻浮性（triviality），不进步性（non-progressive），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捉弄顾客”，fun往往指代一些短暂地释放压力的时刻。Fincham在第四章通过细致比对受访者“童年的fun”和“成年后的fun”，发现关于fun的活动本身并没有太多改变——fun仍然和家庭、朋友、游戏、户外活动紧密相连——但是fun在生活中的意义却加重了。Fincham认为，这与成年人受到更多社会的规训、制约有关：孩子们的生活本来就很轻松，因此并不太有fun的概念；而大人们身上担的责任重了，“fun”作为“重”的对立面也就被赋予了更多“轻”的寓意。这也是为什么“酒吧里聊天喝酒，醉熏熏忘掉烦恼”变成了大人们特有的fun。

这不禁令我想起最近看的一集美剧《发展受阻》（Arrested Development）。主人公Michael是个勤勉工作、重视家庭的老好人，但总被家人们讥笑“not a fun guy”，Michael心里不服，于是拉着儿子去住度假酒店，打算第二天野外钓鱼——人们眼中充满fun的户外运动——结果不巧Michael的家人也刚好在同一家酒店为他的哥哥Gob办告别单身派对（bachelor party）。听着窗外party的喧闹声，睡不着的儿子对Michael说，他也想加入party。Michale连忙劝说儿子，“不不，他们的fun是短暂的（fleeting fun），我们要的fun是长久的（lasting fun）。“Michael对fun的理解，恰恰说明了他不懂fun的短暂性，仍然把钓鱼当成是一种“对身心有益的成长体验”，而没有真正解放自己老好人的身份，在片刻中感受到fun的流动。

这个故事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fun的“可表述性”——尽管说不出具体含义，绝大部分人仍然能感觉到fun是一种什么感受。正如Fincham指出，人们在instagram、Facebook上表达的内容压倒性地与“fun”有关，能不能过上一种“have fun”的生活也成为了社交媒体时代成功人生的表征。而这种可表述性离不开回忆的构造：在第七章“fun与回忆”，Fincham发现绝大部分人并不能在fun发生的时候认识到fun，而是在事后才把这一段经历描述成fun，也就是说fun作为社会话语重新塑造了人们对一段经历的理解，又指引人们去创造更多的fun。

恰如Fincham在书中承认的，这本书给出了一个并不算有新意的结论：Fun is social. 作者所采用的理论也没有脱离经典社会学、心理学的范围，比如在讨论“fun与回忆“时引述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描述fun的身体感受时大量讨论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心流”、分析儿童fun时回溯Jean Piaget的儿童心理学……与其说这是一本Sociology of Fun，不如说是fun of (doing) sociology：作者通过fun的角度又重新把社会学经典理论过了一遍。当然，这与作者的出发点有关：他只想回答第一个问题，what is fun，而把更多的问题留给后来人，比如fun的历史、阶级意味：Fincham提到fun这个词最早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流传，真正进入欧美日常话语并不超过一百年，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文化变迁让fun进入了日常用语？此外，fun的概念在其他文化领域中的缺席、不可翻译又反过来说明了英、美社会什么特点？对其他国家的社会学家来说，他们也可以去写“找乐的社会学”、“‘做人要开心’的社会学”或者“「元気」の社会学”——不同社会、文化对于身体快乐的不同理解又说明了什么样的深层原因？这跟社会的规训、国家治理术又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或许会给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化研究领域学者新的思考角度。而回到最初的fun fact的问题，并不是社会学家的我终于冥思苦想出了一个保险的、应付的答案：I like milk tea and I drink it every day。

（作者简介：张旭汀，埃默里大学法学院在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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