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轻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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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研讀、細讀文學作品,鑽研文學翻譯,也喜歡把社會與政治當作文學作品研讀。

芥川龙之介的艺术与日中文学史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上个世纪初发表的短篇小说“罗生门”早已跻身世界文学杰作之列。然而,一百年来,在日本的邻国中国,“罗生门”的翻译和解读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这一奇葩现象应当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好课题。顺便说一句,这篇谈文学的拙文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发表之后不久便被屏蔽。这里的坏消息是芥川龙之介研究和讨论在中国大陆依然是有大片不可逾越的禁区,愚民政策依然是基本国策。这里的好消息是芥川龙之介文学及其讨论依然是可以让人感觉来电的话题,课题。

芥川龙之介笔下的古代的人与事今天依然令人感觉来电。

“罗生门”本来是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成名作。但自从电影导演黑泽明(Kurosawa Akira)将它跟芥川龙之介的另一篇杰作“竹林中”(又译“密林中”)撮合起来改编为同名电影之后,“罗生门”这个名称在全世界便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死无对证真相难求”的代词。

死无对证真相难求原本是“竹林中”的主题。由于黑泽明的享誉全世界的经典电影,这一主题如今却冠上“罗生门”之名。看到自己的成名作和杰作被如此喧宾夺主、张冠李戴的滑稽事,九泉之下的芥川龙之大概也只能应之以苦笑。

不过,富有幽默感、脑筋总是转得飞快的芥川龙之介也很有可能开怀大笑,然后顺水推舟说:小说“罗生门”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岂不是也是真相难求吗?我这深沉可真是玩得够可以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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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门”这篇世界文学的著名短篇小说杰作在将近一百年前就被鲁迅翻译成中文,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又出现多种中译本,并吸引了众多的解读和评论。

然而,就翻译而言,后来的翻译都没有超过鲁迅(尽管鲁迅的翻译并非无懈可击);就解读和评论而言,后来者多是陈词滥调,胡说八道,或言不及义。

有些流行颇广的评论很有娱乐价值,明显是不懂装懂的忽悠,是鹦鹉学舌的同义反复。

这里所谓的同义反复是指缺乏新鲜信息的废话,车轱辘话。例如:“这个人很坏,因为他是歹人”,“这世界充满邪恶,所以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坏蛋”。

就罗生门评论而言,上网一查,就可以碰到比比皆是的不懂装懂的评论,如“罗生门——情节简单,人物稀少,短短的篇幅,小小的场面。时间、地点、人物、结局全都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被公认为是维基百科的山寨版,而且有些词条解释时常大段抄袭维基百科的相应词条解释。由于缺乏基本的学术自由和表达自由,百度百科常常出现脑残的词条解释,如以上的解释。

作为短篇小说,说《罗生门》“人物稀少,短短的篇幅,小小的场面。时间、地点、人物、结局全都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是纯粹的昏话和废话。试问,哪篇合格的短篇小说不是“人物稀少,短短的篇幅,小小的场面。时间、地点、人物、结局全都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有关罗生门的同义反复式或不懂装懂式的其他评论一般要比以上的例子还来得更高级一些,因此也就更滑稽,更有趣,更有教育价值。这种评论应当算是我朝的一道独特而亮丽的文化风景线,本文在后面将予以比较细致的举例和评说。

不过,坦白地说,上文所说的“明显是不懂装懂的忽悠”有失之武断之嫌,大有可能不符合我朝的实情。实情也很可能是那些看似忽悠的评论是不懂装懂的反面,即虽懂却假装不懂,即装傻。但是,这种实情不太容易拿出直接的证明。

我朝的实情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详细讨论起来必定是众说纷纭,各有其据,莫衷一是,必定是另一个罗生门(黑泽明演绎的)。

总之,我朝面向普通读者的有关小说“罗生门”的评论为什么几十年来充斥着疑似不懂装懂的忽悠或懂装不懂的忽悠,清理这样的罗生门,需要进行相当专业性、技术性的考证调查,应当是文学批评、大众传播、当代历史、学术史、教育、或政治学领域的专家的任务。

对那些无意做专家的普通读者来说,欣赏小说“罗生门”不需要去理会那些罗生门。但在认真了解“罗生门”本身之余了解“罗生门”之外的罗生门,确实是可以给欣赏“罗生门”添加佐料和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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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1915年在旧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主修英文时写出和发表了不同凡响的“罗生门”。当时他在日本文坛上还默默无闻,只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大学本科生文青。

但这文青雄心勃勃,这篇小说则可谓他厚积薄发的呕心沥血之作。从素材的选择,到主题的提炼,再到情节的构思、语言的推敲,都可以看出他的投入之巨大。虽然小说讲述者(注意,小说讲述者/说话人不等于作者)的语言活泼轻快,而且还有明显的耍聪明,但对写这小说的作者来说,写这样的东西却耍不得半点小聪明。

芥川龙之介后来自己承认,当时在东大上学沉醉于文学创作,并为此常常逃课。1917年5月,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罗生门’之后”的文章,讲述了这篇小说创作前后的经历:

“在此期间,我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的懒惰学生。当时一周只是去听六七个小时的讲课,考试的时候总是靠写些模棱两可的答案蒙混过关,毕业论文也是用一个星期匆忙完成的急就章。我就这样沉湎于不务正业,最后居然还能毕业,也算是得益于东大诸位教授不小的雅量。遗憾的是,偏狭的我不能衷心地感谢他们的雅量。”

芥川龙之介这些很有趣的话对了解日本和中国历史及文学史十分重要。

首先,由他的这些话可知,100多年前的日本大学,跟我朝的大学颇为相似。在日本和中国,要想考上名牌大学那是千难万难,但一旦考进去了,学生便可以获得四年的长假,轻松玩着或不务正业就能混下来。要知道,先前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是日本最好的大学之一(另一个之一是京都大学,而且,京大的人常常对东大不以为然)。但在美国,不要说最好的大学,哪怕是个三流的大学也绝不可能让学生可以这么轻松愉快地混事。

有许多迹象显示,日本现在的大学跟100年前还是差不多。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是否能一个星期就可以完成并过关不好说,但现在日本国立大学的博士生只是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并获得学位、获得教职的人并不罕见。

当然,如此在日本国立大学获得博士的人可以说是绝顶聪明。但话这么说也有滞碍难通之嫌——难道美国大学本科生、博士生就很少甚至没有绝顶聪明的人吗?

另外,芥川龙之介所说的在大学读书的经历还有助于今天的读者对中国文学史加深理解。

20世纪初是日本现代文学兴旺的时代,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勃兴的时代。在当时的中国作家群当中,有一支生力军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等。那些留日学生在日本所学的专业跟文学无关(鲁迅和郭沫若当初学医,郁达夫学则学经济学,而且郁达夫也最牛,考试成绩最好,得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但他们在学期间却有那么多的时间学外语(除了日语之外的英语、德语),翻译,创作。为什么?

芥川龙之介给出了生动而详细的解答——芥川龙之介在大学上学期间所做的正是跟他同时代的中国留日学生所做的事情。

总而言之,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兴旺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日本大学的放羊式管理,准许学生在学期间东游西逛,不务正业。

***

在写出“这样沉湎于不务正业,最后居然还能毕业”这话的时候,芥川龙之介很是意气风发,充满自信。我们知道,只有充满自信的人才会如此自我暴露,自我揭丑,自嘲自乐。

然而,在发表“罗生门”的时候,他可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春风得意,因为他这篇呕心沥血之作在发表后没有得到什么反响。换句话说,他得到的是狗不理的待遇。杰作发表得到的是这样的臭弹式反响让他很伤心,寒心。

谢天谢地,芥川龙之介当时(以及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感觉很受伤,但他的文学创作自信心还没受致命伤。不久之后,他再接再厉,推出力作“鼻子”,立即受到日本文坛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文豪夏目漱石毫无保留的赞扬。夏目漱石专门给他写信予以鼓励:

“我读了《新思潮》杂志发表的你以及久米君和成濑君的作品。我觉得你写的东西非常有趣,笔调沉稳不轻浮,滑稽味自然而然,旨趣高雅;而且,也看到你的材料非常新。文章言简意赅,文字工致,佩服。今后请再给我来个二三十篇这样的东西吧。你可以成为文坛上无与伦比的作家。然而,只是靠‘鼻子’这一篇恐怕还不能让许多人注意。就算是注意到了,也可能置若罔闻。不要太介意这种事,稳扎稳打继续前进吧。不在意俗众的褒贬对身体有好处。”

夏目漱石上述信件中所谈的虽然是芥川龙之介初登文坛的第二篇力作“鼻子”,但对今天的读者理解和鉴赏其第一篇力作“罗生门”也非常有参考价值。

在这里,读者不妨再仔细品味一下夏目漱石这位大文豪对这位当时籍籍无名的文学青年是如何赞美有加,不吝赞辞,同时又是如何明智到位地肯定和鼓励芥川龙之介的。

夏目漱石列出了“鼻子”一系列优点和看点:

(1)非常有趣(大変面白い);

(2)笔调沉稳不轻浮(落着きがあつて巫山戲てゐなくて);

(3)幽默自然而然,旨趣高雅(自然其儘の可笑味がおつとり出てゐる所に上品な趣があります);

(4)材料非常新(材料が非常に新しい)

(5)文章言简意赅,表达工致(文章が要領を得て能く整つてゐます)。 

这里的(4)或许需要一点解释。“鼻子”跟“罗生门”一样,都是取材于日本古代故事集,因此,其材料并不新;夏目漱石在这里所谓的“材料非常新”显然是指旧材料经过芥川龙之介的精心打造和妙笔点染而脱胎换骨,焕然一新。

总而言之,假如只能用一句话来总结夏目漱石对芥川龙之介的赞扬和鼓励,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位文坛大文豪对这位初出茅庐的文青的赞扬和指点完全是着眼于小说艺术,文字艺术,表达艺术,没有任何试图强加思想枷锁的意思或意图。

一百多年过后的今天,我们还是不得不佩服夏目漱石的艺术境界之高,他的指点确实是真正的高手内行的指点。将傅雷作为一个批评家在1940年代对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张爱玲的杰作“倾城之恋”的批评拿来跟夏目漱石做一个对比,读者就可以知道夏目漱石有多么高明,甚至是高不可攀。至于文艺为正确的思想意识服务乃至为政治服务之类不提也罢。

***

夏目漱石之赏识芥川龙之介可谓属于文学史上最美的慧眼识才、伯乐识马的佳话。作为当时的日本众人敬仰的文坛巨头,他高度赞扬芥川龙之介这个无名的大学生,从而一举把他发射到现代日本文学的高空,使他成为一颗众人瞩目的璀璨新星。

夏目漱石本人也是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毕业,是芥川龙之介的前辈。他们俩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一样的,两人都精通英国文学,都特别喜爱英国文学当中的那种低调的幽默,即常常包含多层次多角度的讽刺从而让人哭笑不得的幽默。

“遗憾的是,偏狭的我不能衷心地感谢他们的雅量”这种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低调幽默的例子。东大的那些被幽默的教授们看到这样的话只能是哭笑不得,因为这种讽刺是自嘲和嘲人兼而有之,让人越想越觉得好笑,但又很难说主要是讽刺谁。

此外,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生前也都为所谓的神经衰弱所苦。神经衰弱的在今天的名称是抑郁症,至今病理不很清楚,也没有特效的药物或疗法。芥川龙之介后来因为抑郁症而自杀。夏目漱石则因抑郁症动辄在家大发脾气,让家人、亲人大吃苦头。但对后辈作家,尤其是对芥川龙之介这个后辈,他可是古道热肠,呵护奖掖有加。

即使事过境迁,今天的读者,哪怕是外国读者读他写给芥川龙之介的信,也还是不能不为夏目漱石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热心关怀和鼓励而感动。芥川龙之介在攀登文坛之际遇到夏目漱石这样的前辈和首屈一指的大文豪并得到这样的大师的鼓励和赞扬,也是算是他三生有幸。

有了夏目漱石这样公认的一流大家的赞扬,芥川龙之介得以证实自己是走在创作的正路上,他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忽略同行和同辈人对他创作成果的冷落了。

***

“罗生门”说的故事是,在日本平安朝(八世纪末之后的四百年)一个动乱和天灾接踵而至的时代,一个被解雇的大户人家的家将(扈从)走投无路,在京城干道上的城楼罗生门下避雨;这家将原本富有正义是非感,但却在短时间内变成一个寡廉鲜耻的强盗。

要想到位地欣赏“罗生门”,就不能不提其中的“突转”。要谈“突转”,就不能不提西方文学批评的鼻祖、古希腊哲人学者亚里斯多德。

在古希腊悲剧诗人当中,亚氏非常推崇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突转”,即剧情向相反方面的突然变化——俄狄浦斯王誓言一定要找到那个杀害前国王的凶手,结果突然发现那个给他统御的城邦带来诅咒和瘟疫的凶手正是他本人。

成功的突转的特征是突如其来,既出乎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的巧妙情节安排就是这样令人觉得自然而然,即剧情的每一步发展都合乎情理又合乎逻辑,但发展到最后却让剧中人和观众都大感意外。好的戏剧突转就是这样让观众受到震动,并进而反思自己,反思自己周围的人与事。

“罗生门”的故事的关键或其精华、精妙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种突转——一个原本满腔正义感的人、一个决心惩罚邪恶的人在短时间内(准确地说,是在大约四五分钟的时间内)变成一个他原来所痛恨的邪恶之人。芥川龙之介把这个令人感到意外和震惊的转变过程写得合情合理,合乎逻辑,自然而然,这是他不同凡响的高明之处。

亚里斯多德推崇突转主要是着重情节。但芥川龙之介是现代作家,所以他在重视情节的同时也特别重视语言表现。当然,索福克勒斯在精心构造情节的同时也非常重视语言表现,但索福克勒斯(以及其他古典悲剧作家)的语言是崇高的诗歌语言,他的诗剧中的人物开口就是崇高而严肃的诗句,如在悲剧《安提戈涅》一开始,主角安提戈涅开口道:

“啊,伊斯墨涅,我的亲妹妹,你看俄狄浦斯传下来的诅咒中所包含的灾难,还有哪一件宙斯没有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使它实现?在我们的苦难中,没有一种痛苦、灾祸、羞耻和侮辱我没有亲眼见过。”(罗念生译)

这样的语言高度严肃,高度崇高,不是寻常人的话语。相对而言,“罗生门”的语言则是寻常人的语言,明显地油腔滑调,因而充满微妙的、多重的反讽和讽刺。如以下这一段:

“著者在先已写道‘家将待着雨住’了。然而这家将便在雨住之后,却也并没有怎么办的方法。若在平时,自然是回到主人的家里去。但这主人已经在四五日之前将他遣散了。上文也说过,那时的京都是非常之衰微了;现在这家将从那伺候多年的主人给他遣散,其实也只是这衰微的一个小小的余波。所以与其说‘家将待着雨住’,还不如说‘遇雨的家将,没有可去的地方,正在无法可想’,倒是恰当的。况且今日的天色,很影响到这平安朝家将的Sentimentalisme上去。”(鲁迅译)

这一段叙述充满微妙的、多重的讽刺。例如,这里的讲述者说着说着,突然随口抛出一个外文词Sentimentalisme(法文,意为“自怜的心态”),分明是故意卖弄。这种卖弄是一种对自以为聪明、自以为知识渊博的人的微妙反讽。此外,芥川龙之介如此操纵讲述者,也是对他自己这个学外语的人一种间接的自嘲。

鲁迅的译文保留了原作中的这个法文词,从而保留了原作中的反讽和自嘲。

楼适夷和文洁若这两位通常是相当可靠的资深翻译家在他们的翻译中则没有保留这个法文词,而是直接把它翻译成中文,

这种自以为是的翻译可谓不智。两位显然是自以为更聪明,以为聪明得要死的芥川龙之介不如他们聪明和细心,至少是一时犯糊涂或粗心大意,直接把这个法文词放在自己的文章里,忘记了把它翻译成对应的日文。

他们明显是不明白芥川龙之介在这里不但玩了一个双重的反讽自嘲,而且这也是他苦心孤诣的故事讲述的一部分。故事作者操纵他的叙述者在这里卖弄外文词,这种炫耀卖弄跟油嘴滑舌的讲述是配套的,而这种油滑轻快的讲述口气也与沉重的故事内容构成强烈的对比。 

顺便说一句,在芥川龙之介时代(甚至现在),日本文人最着迷的外国文学是法国文学,最着迷的外语是法语。因此,芥川龙之介在这里特意使用Sentimentalisme这个法文词(比英文词多了最后一个字母e),其实也是一种微妙的讽刺,其讽刺对象既可能是那些对法语五迷三道的日本人,也可能是并不精通法语的作者自己(“看哪,我也懂法语耶”)。

在这里还可以顺便一提的是,鲁迅之后的许多“罗生门”的中译本译者明显地竭力将译文语言文雅化,正经化,明显是没有意识到或没有能理解原文的这种微妙,即原文刻意模拟寻常俗人的话语和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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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朝,有关“罗生门”的评论或论说多是笑话。其中典型的又流传广泛的包括:

“在日本,龙之介是日本人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多部作品被选入中学课本,其中短篇小说《罗生门》被选编次数之多,堪称‘国民教材’。”

“大正四年发表在《帝国文学》十月号上的《罗生门》,是芥川取材于《今昔物语》创作的代表作。在日本出版的二十四家高中教科书中,全部采用了《罗生门》,该作品与鲁迅的《故乡》、中岛敦的《山月记》,被列为‘规定教材’,成为日本国民的必修课。”

在我朝大面积流行的这些评论或论说大都是从日本抄来的。孤立地来看,这些评论或论说乍看倒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抄袭者显然对抄来的东西不知所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很难应对读者提出的基本问题。

这种基本问题包括,“罗生门”写的是一个好人变成了一个坏蛋的过程,其转变过程自然而然,合情合理,日本教育当局用这样的小说来给中学生做教材,当国民教材,这岂不是诲淫诲盗吗?或者,鉴于这小说像我朝的一位著名翻译家所说的那样是“展示了‘恶’的无可回避”,用它来做国民教材岂不是促使国民对人生、对社会绝望吗?

这样的重要的基本问题在我朝悬置多年,读者得不到像样的、明确的答案。

情急之下,有人从某国特色国情出发,提出颇有创意的解释——日本政府批准这样的东西进入教科书做教材,就是为了向国民显示政府认同强盗,而且也不介意耍流氓,从而使日本国民感到自豪或畏惧,从而增强国民对政府的认同或服帖。

这种解释虽然富有创意,但显然很难符合日本的实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实行的是自由民主制度,因此政府不敢也不能以宣扬自己认同流氓强盗、敢于耍流氓来振奋民心或震慑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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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基本问题在我朝长期得不到靠谱的答案,显然跟我朝长期缺乏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有关。由于缺乏这样的自由,许多基本问题就不能得到深入的讨论,讨论就只能是停留在鹦鹉学舌或说废话的水平上。

例如,关于“罗生门”主题及寓意,我朝大众读者看到的解说大都说是“利己主义”。这种解说就难免鹦鹉学舌或说废话之嫌,是标准的同义反复——人家小说通篇说的都是利己主义,你再说一遍就等于是纯粹说废话。

不那么废话的解说应当是指出这个故事可以让读者反思——我是不是“罗生门”中人?我周围的人是不是那样的人?读者认真反思之后会发现,我们都是故事中的那个老妪,都是那个家将,我们总是有种种理由抛弃道义,正义,道德,作不仁不义不道德之事,而且还有振振有词的理由。

芥川龙之介的渊博学识和深入思考使他得以摆出那么多的振振有词的理由。他的这种深刻让一般的修养不够的读者以为,这世界就是一个邪恶的世界,追随邪恶是没办法的事情,但这种深刻也会让有修养的读者惊醒——哇,作恶的道路太宽敞,太顺溜,一不小心就走上去或滑下去了。

例如,我们都喜欢认为自己富有正义感,重视友情,是正人君子,而不是卑鄙小人。然而,看到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朋友遭遇不公的打击迫害,我们常常选择装聋作哑,并且总是能为我们的胆怯找到一万个理由——这人恐怕也是不地道,本身有问题,蚊子不叮无缝的蛋嘛,否则怎么会偏偏是他而不是别人受打击?打击他这样的人也是情有可原的,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难免要有人牺牲;我不能为他说什么话,我人微言轻,自身难保,没那个能力,鸡蛋碰石头,对谁都没好处;这个人也是不识时务,愚蠢得可以,做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顶风而上,非要没事找事去挑事,天下不公的事情多了去了,难道别人都是瞎眼,就他一个人清醒?...

由此可知,小说“罗生门”并非所谓的“小说家言”即不可信的故事,而是十分现实,现实得可怕。沿着小说“罗生门”所提供的线索,读者和研究者可以进行许多有趣的和重要的有关社会、政治、伦理、道义、人生意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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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罗生门”解说和讨论为什么在我朝极其罕见甚至是了无踪迹?是我朝的评论家、研究者都太蠢笨,思想水平达不到这种高度,看不到多得要命的明显的大问题?还是他们都太聪明,所以都很灵巧地回避了有可能招致麻烦的话题?

为什么会看不到?为什么会回避?怎样才能看到?怎样才能直面问题?我朝的专家们到底是不懂,还是假装不懂?实情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详细讨论起来必定是众说纷纭,各有其据,必定是一大串罗生门。

但就学术进步和社会进步而言,假装不懂的结果必定是思想和知识停滞不前,因为假装不懂的人必然无法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思想,无法得到同行的反馈从而获得启发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变得更全面、深入、精致化,即无法从自由的讨论和辩驳中获取灵感和动力推动自己的思想进步。

换句话说,善于装傻的人就是善于阻碍自己取得思想进步的人。要知道,思想只有表达出来才叫思想,肚子里的蛔虫不叫思想,充其量是可疑的腹诽,或见不得人的小心眼。

总而言之,装傻的结果必定是导致真傻,至少是导致固步自封和落后,而落后之后还自以为先进,自己为比别人更聪明,那就是不可救药地真傻。这一点毫无疑问,绝对不是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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