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不再信仰「互联网」

我眼里有过光，在小的时候。

当我认识到自己是移动互联网的受益者时，我深信世界一定会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变得更美好：万物互通，人们获取知识的门槛在降低，听到他人声音的可能性在变大，你的认知被延展到你无法想象的远方，而使用这个自由开放工具的事实本身又会反向让你变得更自由开放。

这种无限的想象空间甚至可以作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对于个人奋斗都有强大的影响力：众所周知，员工和企业都可以用有数据支持的美好愿景去资本市场换钱。

后来我反思过，这个乐观的逻辑是在我拥有立场之后才被引入论证的，所以我以前并没有认识到其间疏漏。且任何一个国家的互联网企业都受制于本地政治经济环境。举个极其不恰当的例子：把技术主体换成拉丁语实际也成立。获取知识的门槛在降低 （学习拉丁语之后就能自己读书，不需要受制于单一讲师和同学），听到他人声音的可能性在变大（同上），你的认知被延展到你无法想象的远方（可以读到远方的人或前人的观点），而使用这个自由开放工具的事实本身又会反向让你变得更自由开放（习得严谨的逻辑）。

信仰不容易崩塌，不然还怎么叫「信仰」？所以信仰的崩塌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意志会影响记忆建构，所以回忆个中过程的时间节点没什么意义——反正不准。

不想谈外部环境的变化，那大概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件事，是好多年前偶然读到的一篇学长学姐叙述下乡支教见闻的文章。他们说，自己学校的孩子们「不知道手机还可以用来查百度，只把手机当成游戏机」。

年轻的我极度错愕。因为我曾经全然感觉，小孩「天生」就会使用电脑（或手机）进行检索和学习。这不是人们对于互联网最基本的诉求吗？

一个具有冲击力的视频貌似为我奠定了这样的底色：视频大意是一台电脑被放置在某个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里，然后那里的小孩用了一个月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基础操作技能。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还去翻了一下资料确认了确有其事。

1999年，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的首席科学家Sugata Mitra 博士的团队在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与毗邻的新德里Kalkaji贫民窟之间的隔墙上挖了一个“墙洞”。通过这个洞，他们放置了一台供任意使用的电脑。

这台电脑很快在贫民窟的居民、特别是儿童当中引起了轰动。事先毫无经验的儿童自己学会了如何使用电脑。米特拉博士由此得出如下假设：任何一组儿童的基本电脑技能的习得，都可以通过偶发性学习来实现，前提是为学习者创造机会，使其能够用上适当的电脑设备，并且在设备上配备娱乐内容和激励内容，以及某些最基本的（人为）指导。

受到Kalkaji实验成功的鼓舞，他们又在Shivpuri（中央邦城镇）和Madantusi（北方邦的村庄）安放了可供任意使用的电脑。这些实验后来被称为“墙洞”实验。Shivpuri和Madantusi两地的研究成果证实了Kalkaji的实验结果，这两个地方的儿童自己学会了电脑操作技能。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后来被称“最低干预式教育”。1999年发起至今，项目受益者超过250万人次，在印度及海外有200余个网点。

UNESCO (2015)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p.49-50

后来我意识到，这个实验的成功，并不代表互联网会普遍性地改善年轻人的学习环境，移动互联网使用者也并非天然地有用设备进行检索的需求。到了2021年，我还能在报纸上看到「国企扶贫献爱心让一位12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新书」——regardless of the fact that the public-domain book has been accessible through her parents’ smartphone or the computer at school for decades.

这种信息不对称存在于绝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我也绝对不例外，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中年人被短视频产业和手游产业作为流量收割，年轻人也大多是从「有样学样」开始触网的。

后来，我慢慢看开了。即使类似这种基于设备的「最低干预式学习」完全可行，它并不符合（几乎所有）成年人的利益诉求，动了太多人的蛋糕，挑战了太多人的权威，也绝对不是分数导向下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方法。就好像做产学研的转化和研究本身完全是两件事。技术只是工具。人远比工具强大。古老的权力系统和复杂的利益分配体系并不随着技术的更替而改变。就算旧的势力式微，“屠龙者终成为龙”，技术不过扮演了工具的角色。同理，在教育系统里由于权力不平等带来的各种事，不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消失。

我的privilege让我无法理解东亚教育被学者和大众批判的所谓「普鲁士」特质，毕竟青春期遇到的学校都以放养风气出名，进入美国升学体系之后就更没人管。我理解现在小孩子压力很重，重到没有办法拥有正常的生活；我也知道很多学校有荒唐的规则。但主流的舆论风向，不是猛烈批判这些学校对学生的摧残吗？他们的学生不是也只能用「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们也不想这样 」来无力地正当化这些行为吗？

直到我真的站在一群家长旁边听完了他们对一个学校的吹捧，我才深刻理解了，自己的privilege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我对世界的理解。

家长们吹捧的这所私立学校，被我和朋友们骂了——字面意思上——十年。在地区升学压力还不大的时候，生源不好的它以「应试教育」出名。高压的管理、做不完的作业、强势到会安排学生生活的老师、脱离这个环境后就不知所措的学生，都是年轻的我们嗤笑其管理方法的理由。

多年以后，这所学校坐稳了升学率的第一把交椅，年轻的家长们在我耳边不住赞美这所学校——用的是十年来未曾改变的现实。

学校重视心理健康，上心理课，很好！

学校不让跨年级接触，禁校园霸凌，好！

老师管得严，学生精神风貌好，好！

他们拥抱我们反对的一切，不将定其定性为行政者制定的基于“对上无限负责”前提的懒政，也不在乎（或无法意识到）学校的管理方式和教育环境才是这些懒政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根源，还三句话不离“我儿子”。

置身于高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被淹没在各个平台上无穷无尽的内容生产者声音中的中年人们，透过手机看到了更广大的世界，对权力和教育有了新的思考吗？这个设问本身就没有意思，是我作为一个privileged entity 对不那么幸运的他们的没有任何道德正当性的凝视。可明明大家都不是统治者，明明在这个场域里大家都应该选择鸡蛋而不是石头，为什么只有年轻而无力的我（们）站在鸡蛋呢？

 我明明那么抗拒表达「站在鸡蛋一边」的立场，甚至到了不用它构建身份认同的份上。但我还是在这件事上无可抗拒地在愤怒和失语，并且写这么多东西。

我们找不到敌人，痛苦却是货真价实的。

所以我对着他们的孩子说，没有人有权力要求你们去做任何事，你们真的需要知道自己的社会责任，要承担自己的教育责任，要和附近还有远方都产生联系。

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自己的话能在他们的人生回响。

Published on 2021-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