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

我只负责抛出问题

为什么我不再信仰「互联网」

古典的,童真的希冀

我眼里有过光,在小的时候。

当我认识到自己是移动互联网的受益者时,我深信世界一定会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变得更美好:万物互通,人们获取知识的门槛在降低,听到他人声音的可能性在变大,你的认知被延展到你无法想象的远方,而使用这个自由开放工具的事实本身又会反向让你变得更自由开放。

这种无限的想象空间甚至可以作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对于个人奋斗都有强大的影响力:众所周知,员工和企业都可以用有数据支持的美好愿景去资本市场换钱。

后来我反思过,这个乐观的逻辑是在我拥有立场之后才被引入论证的,所以我以前并没有认识到其间疏漏。且任何一个国家的互联网企业都受制于本地政治经济环境。举个极其不恰当的例子:把技术主体换成拉丁语实际也成立。获取知识的门槛在降低 (学习拉丁语之后就能自己读书,不需要受制于单一讲师和同学),听到他人声音的可能性在变大(同上),你的认知被延展到你无法想象的远方(可以读到远方的人或前人的观点),而使用这个自由开放工具的事实本身又会反向让你变得更自由开放(习得严谨的逻辑)。

信仰不容易崩塌,不然还怎么叫「信仰」?所以信仰的崩塌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意志会影响记忆建构,所以回忆个中过程的时间节点没什么意义——反正不准。

不想谈外部环境的变化,那大概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件事,是好多年前偶然读到的一篇学长学姐叙述下乡支教见闻的文章。他们说,自己学校的孩子们「不知道手机还可以用来查百度,只把手机当成游戏机」。

年轻的我极度错愕。因为我曾经全然感觉,小孩「天生」就会使用电脑(或手机)进行检索和学习。这不是人们对于互联网最基本的诉求吗?

一个具有冲击力的视频貌似为我奠定了这样的底色:视频大意是一台电脑被放置在某个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里,然后那里的小孩用了一个月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基础操作技能。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还去翻了一下资料确认了确有其事。

1999年,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的首席科学家Sugata Mitra 博士的团队在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与毗邻的新德里Kalkaji贫民窟之间的隔墙上挖了一个“墙洞”。通过这个洞,他们放置了一台供任意使用的电脑。
这台电脑很快在贫民窟的居民、特别是儿童当中引起了轰动。事先毫无经验的儿童自己学会了如何使用电脑。米特拉博士由此得出如下假设:任何一组儿童的基本电脑技能的习得,都可以通过偶发性学习来实现,前提是为学习者创造机会,使其能够用上适当的电脑设备,并且在设备上配备娱乐内容和激励内容,以及某些最基本的(人为)指导。
受到Kalkaji实验成功的鼓舞,他们又在Shivpuri(中央邦城镇)和Madantusi(北方邦的村庄)安放了可供任意使用的电脑。这些实验后来被称为“墙洞”实验。Shivpuri和Madantusi两地的研究成果证实了Kalkaji的实验结果,这两个地方的儿童自己学会了电脑操作技能。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后来被称“最低干预式教育”。1999年发起至今,项目受益者超过250万人次,在印度及海外有200余个网点。
UNESCO (2015)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p.49-50

后来我意识到,这个实验的成功,并不代表互联网会普遍性地改善年轻人的学习环境,移动互联网使用者也并非天然地有用设备进行检索的需求。到了2021年,我还能在报纸上看到「国企扶贫献爱心让一位12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新书」——regardless of the fact that the public-domain book has been accessible through her parents’ smartphone or the computer at school for decades.

这种信息不对称存在于绝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我也绝对不例外,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中年人被短视频产业和手游产业作为流量收割,年轻人也大多是从「有样学样」开始触网的。

后来,我慢慢看开了。即使类似这种基于设备的「最低干预式学习」完全可行,它并不符合(几乎所有)成年人的利益诉求,动了太多人的蛋糕,挑战了太多人的权威,也绝对不是分数导向下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方法。就好像做产学研的转化和研究本身完全是两件事。技术只是工具。人远比工具强大。古老的权力系统和复杂的利益分配体系并不随着技术的更替而改变。就算旧的势力式微,“屠龙者终成为龙”,技术不过扮演了工具的角色。同理,在教育系统里由于权力不平等带来的各种事,不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消失。

我的privilege让我无法理解东亚教育被学者和大众批判的所谓「普鲁士」特质,毕竟青春期遇到的学校都以放养风气出名,进入美国升学体系之后就更没人管。我理解现在小孩子压力很重,重到没有办法拥有正常的生活;我也知道很多学校有荒唐的规则。但主流的舆论风向,不是猛烈批判这些学校对学生的摧残吗?他们的学生不是也只能用「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们也不想这样 」来无力地正当化这些行为吗?

直到我真的站在一群家长旁边听完了他们对一个学校的吹捧,我才深刻理解了,自己的privilege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我对世界的理解。

家长们吹捧的这所私立学校,被我和朋友们骂了——字面意思上——十年。在地区升学压力还不大的时候,生源不好的它以「应试教育」出名。高压的管理、做不完的作业、强势到会安排学生生活的老师、脱离这个环境后就不知所措的学生,都是年轻的我们嗤笑其管理方法的理由。

多年以后,这所学校坐稳了升学率的第一把交椅,年轻的家长们在我耳边不住赞美这所学校——用的是十年来未曾改变的现实。

学校重视心理健康,上心理课,很好!

学校不让跨年级接触,禁校园霸凌,好!

老师管得严,学生精神风貌好,好!

他们拥抱我们反对的一切,不将定其定性为行政者制定的基于“对上无限负责”前提的懒政,也不在乎(或无法意识到)学校的管理方式和教育环境才是这些懒政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根源,还三句话不离“我儿子”。

置身于高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被淹没在各个平台上无穷无尽的内容生产者声音中的中年人们,透过手机看到了更广大的世界,对权力和教育有了新的思考吗?这个设问本身就没有意思,是我作为一个privileged entity 对不那么幸运的他们的没有任何道德正当性的凝视。可明明大家都不是统治者,明明在这个场域里大家都应该选择鸡蛋而不是石头,为什么只有年轻而无力的我(们)站在鸡蛋呢?

 我明明那么抗拒表达「站在鸡蛋一边」的立场,甚至到了不用它构建身份认同的份上。但我还是在这件事上无可抗拒地在愤怒和失语,并且写这么多东西。

我们找不到敌人,痛苦却是货真价实的。

所以我对着他们的孩子说,没有人有权力要求你们去做任何事,你们真的需要知道自己的社会责任,要承担自己的教育责任,要和附近还有远方都产生联系。

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自己的话能在他们的人生回响。


Published on 2021-08-05

CC BY-NC-ND 2.0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or like, so I know you are with me..

Want to read more ?

Login with one click and join the most diverse creator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