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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云》：房地产市场化的资本运动与疯癫

2019 年 4 月 18 日

如果把《风雨云》当作纪录片来理解，娄烨在记录什么？本文作者带我们一窥纪录片的时代背景：资本积累、房地产热、洗村风云，并最终呈现一个疯癫而魔幻的现实。

作者 | 黄小雀

编辑 | 机器

美编 | 太子豹

版式编辑 | 侯丽

不是奇情，而是现实

《风雨云》是这个时代稀缺的现实主义作品，能够上映更是难得。娄烨用看似浓重的情爱故事线索掩护了尖锐的现实主义批判内核。

如果放置到我国市场化的历史纵深之中，整个故事并非狗血/港粤奇情的，而是我们身边的赤裸裸的现实，或者说电影都无法如现实那般魔幻。

娄烨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实际上自己拍了一个纪录片...如果拍那段时间的纪录片，会比剧情片还剧情...这就是实际的现实。“

《风雨云》遭受诟病的视听语言（镜头晃动，人脸光线），但都可以视为娄烨对现实的忠诚，这个故事并非梦幻泡影，而是真实地呈现了90年代激进市场化改革以后，狂奔突进的房地产资本与城市化，造成的资本积累与社会不公究竟是怎么糜烂地发生的。

现实就是如此粗粝糜烂，所以抛弃那些精美的镜头语言，这是娄烨对最生猛露骨的视听手段的坚持。电影中巧妙运用纪录片素材(历史档案和伪新闻画面)，田调和场景还原都很扎实。大量手持跟拍和脸部特写，新闻播报与监控摄像的运用，这些手法都在增强纪实性。

娄烨把八十年自由主义思潮的和九零年代以来建立的权贵资本主义秩序做了一个必然联结——正是那一代知识精英成长为今天的官僚资产阶级。经历过春夏之交创痛的一代，就是拥抱市场化浪潮的一代知识精英，成为今天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剧情分析

首先，回到剧情时间线。

大学时代，三人在舞池跳舞，一种浓郁的80年代启蒙气质，80年代怀旧电影常见的意象。为何到了90年代，姜紫城要出走台湾呢？影片提到了唐家里是政府背景，是否唐在一些风波中保护了老朋友呢？

为什么林慧要与唐奕杰结婚？姜林两人在大学时代舞池里是风华绝代的一对，而唐是站在一旁呆滞的角色。并且结婚前的做爱镜头是姜与林的，下一秒变成林慧与唐奕杰结婚，按照小诺年龄推算，结婚前林慧已经怀孕，所以唐弈杰是接盘侠。

唐奕杰拍婚纱照时下意识地踮了下脚，但是整个婚礼长镜头里，林慧一眼都没有看唐奕杰，隐含着一种不平等关系。林慧跨出娘家门的时候摔跤了，这似乎暗示之后艰难的婚姻生活。唐的家暴一方面来自从小受到的压抑，一方面小诺不是亲生女儿。姜带阿云从台湾返回大陆，此后几人联合，官商勾结，房地产圈地，进行财富积累。

这些细节都在说明三人的情感关系的盘根错节，三人是相互亏欠相互付出的关系。并且自大学时代就开始了。林慧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三人之间既有感情也彼此利用，互有把柄。

焚烧阿云尸体后三个人含泪依靠在一起和林慧出精神病院三人坐在在轿车最后一排，遥相呼应，阿云自始至终都是被排除在外的人。陪姜紫城白手起家的是阿云，一个坐台小姐，而姜、林、唐是大学时代的挚友，这种身份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电影名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可以有很多层阐释，可以象征阿云，身体被焚烧化为凄风冷雨中的云雾。同名歌曲本身是一首来自台湾的流行金曲，由孟庭苇在央视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唱，之后风靡大陆。该曲在网易云音乐的头部评论很有意思，在90年代，这首歌是南下打工妹中传唱的歌曲。

阿云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一个象征，甚至身体最后被毁灭。推动杨警官侦破案件的线索是寻找阿云，追寻失踪者，一个失踪的亡灵，杨警官一直念叨着寻找失踪的阿云，毋宁说是阿云的正义复归，被损害被侮辱的群体的报复。

当小诺被唐奕杰威胁，说破阿云被姜林二人杀害后，给小诺带来非常大的创伤。每个人都想争夺孩子，但是孩子知道真相了，对沾着鲜血的父辈，只有憎恨！但在意识上，小诺希望唐死去，她觉得唐是创伤之源，其实三人罪恶是同构的，小诺幻想与姜林三人团聚或许未来会有幸福宁静的生活。

实际上，这里小诺选择了一种更舒适的幻想，符合一个享受优渥物质生活的富二代的私心选择。想想曲婉婷就可以明白。最后小诺被绳之以法，笔者觉得娄烨在此表明了态度，对罪恶财富的继承，即使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并以无害的面貌的出现，也要选择审判的立场。

改革开放年代的资本运动

电影中主角几人利益集团的资本积累与破灭，几乎与改革开放年代的房地产资本运动完全契合。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可掌

握的预算内收入就大为下降。大量公共服务及社会治理下放地方，使得地方政府开支越来越多，随着房地产改革，土地价格被释放，土地低价征收高价出售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增量财源。2017年全国公共预算收入172567亿元，房地产贡献了16437亿元，将近十分之一。

房地产资本狂飙突进，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依靠空间的生产来实现资本的增值，在资本积累与社会不公的进程中，沾满了鲜血、贪婪与罪恶。

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公开攫取曾经的集体资产，国企改制与工人下岗，贱卖国企资产给私人，破坏对工人社会福利许诺和曾经的所有制契约；二是社会公共服务商品化，住房、教育、医疗、养育的市场化，这些原本由国家免费提供的公共服务，走向私有化和商品化道路之后，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它变成了一个把有钱人服侍得很好的商品化体制，同时也在惩罚几乎所有其他人——甚至连基本的居住生存权也面临剥夺。

曾经的共同富裕许诺成为一纸空谈，权贵阶级的穷奢极欲的另一面是劳动者的艰辛生活。底层被被医疗住房教育三座大山压垮，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时至今日，住房早已成为金融工具。今天来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不得不忍受高额的房价与房租的恶果。高房租扼杀了年轻人的生活福利与未来的希望。房地产的资本积累与暴富神话，是以透支未来年轻人的基本福利为代价的。

娄烨在本部电影中轻描淡写地破除了80年代迷思，作为他这个代际的电影人，能有此意识非常难得。

事实上，无论是信贷、商品流通、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条件，还是国企改革进程，无论是传统工人雇佣化还是建立新劳动力市场，80 年代都是 90 年代的胚胎，80 年代都在为 90 年代以后的激进市场化改革准备条件。正是此后形成的去政治化的路线，80年代自由主义精英，随后拥抱了市场化浪潮，形成了今天笼罩在中国的权贵资本霸权。

城市空间的生产与资本积累

“资本制造出符合它某一时期需求的地理景观：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促进资本进一步增值与性质转变，资本必须破坏它之前创造出来的旧景观。”——大卫·哈维

影片开头的警民冲突，取材自冼村的“8·13事件”，并在冼村实景拍摄。

冼村曾是珠江新城区域中的最后一个城中村。冼村的断壁残垣被周边摩天大楼环绕曾经是天河区一个特别的景观。

2010年，时任冼村支部书记卢穗耕强推不合理拆迁方案，遭遇村民抵制，到8月13日夜，卢穗耕动用暴力手段，网传招来一万名青皮与制服打手围村施压，冼村村民持械抗暴，最后50多名拒签协议的村民代表被抓。由此牵连出，冼村村委与曹鉴燎的黑金链条。曹鉴燎是卢穗耕同袍好友，历任沙河镇、天河区一把手、最高官至广州副市长。

1994年，曹鉴燎最终出任天河区委常委，并担任珠江新城指挥部总指挥。天河区作为曹氏的发家地，经过曹鉴燎近30年的经营，不仅是广州土地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是曹氏利益集团攫取黑金的主战场。2013年12月19日晚，曹鉴燎被纪委立案调查，冼村破败的废墟中传出村民震耳的鞭炮声。这位曾经“天河王”、土地财政黑金教父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与电影中贪腐案件告破时间一致。详见财新报道。

冼村拆迁抗争案例背后是剧烈城镇化所激发的社会冲突。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社会蓝皮书》指出，2012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十余万起。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一半左右，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30%左右，其他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20%左右。

资本通过对空间的重塑，来攫取利润。土地从具有的使用价值，镶嵌在社会关系中难以流动的资源，变成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被经营的资产。项飙在《浙江村-跨区社区的边界》对“分割-摆取逻辑”进行这样的定义，是指强势者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隔来取得价值。强势者往往与亲信/精英结成利益同盟，侵害或出卖其他社会共同体利益。这构成房地产黑金积累的黑暗法则。

分割与攫取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它通过对过去的抹杀和掩盖而实现。在影片中，表现为杀阿云灭口，焚尸灭迹。

房地产圈地的超额利润，引发贪腐官员与开发商雇佣黑社会对村集体进行暴力逼迁，成为房地产改革后的新常态。市场化过程及其剥夺性积累是普遍暴力的。只有当苦难和暴力以极端和赤裸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弱势群体或曰受剥夺的人群才得以进入公共视野；只有涉及对这些苦难和暴力的制造者的惩罚的时候，“正义”和“程序”才会成为问题，否则，切已然秩序化的不公正与不平等都是再自然而然不过的。（刘岩，2016）

同样，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迷人的景观。

在大众传媒的空间的隐喻中，南方都市——广深作为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两岸三地资本流动，牵连与转化。烟雨迷蒙的珠三角，是暧昧的、潮湿的、躁动的、充满情欲的，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隐藏着罪恶的黑金政治。

时空交错，抽丝剥茧，官商勾结的龌蹉罪恶与爱恨纠葛缠绕在一起，在云雾弥漫的南方，杨家栋逐渐潜入四个人混沌粘连的身世。从城中村的废墟到灯红酒绿的台北，从迷离的香港都市到晃眩的广州街弄，年轻的警官杨家栋只身潜入城市/记忆废墟，彷佛魔幻都市迷宫的漫游者，在现实/历史中挖掘真相的线索。沉浸在那种云雾笼罩的疏离感，那种被裹挟又被排除的破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