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的限度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但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话经不起仔细推敲，但有其有趣之处，套用到政体上效果类似：自由制度都是类似的，但是威权制度却各有各的威权形式。

威权与威权千差万别似乎不难理解，希特勒那种种族灭绝者叫专制者，李光耀这种开明治国者也被很多人视为专制者。要给威权体制分类，按照当政者的角色来分，有传统的君主制、军人当政、一党专政；按威权的性质来分，有所谓“暴政”和“开明专制”之分；不过我想，也许还可以根据威权体制的精密程度，将威权体制区分为“精致的威权主义”和“粗糙的威权主义”。具体这条线应该怎么划，当然非一篇小专栏所能处理，但是显然，像老电影中那样，国民党士兵歪戴着帽子，用枪比划着倒地的农民大喝：“你！交出你家老母鸡来！”这肯定不是精致的威权主义，而和风细雨地趴在你耳边说“挣钱吧，挣钱吧”，挣了很多钱之后让你当这委员那委员，那岂止精致，简直是行云流水了。

为描述这种精致的制度，有西方学者发明过“威权式弹性”这个词，甚至用它来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生命力。大意是，中国今天的体制不再笨拙僵硬，而是敏捷灵活。它在四个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威权体制：有相对规范的权力交接制度；有以素质而不是派系为基础的人才吸纳机制；有组织上的专业化和层级化；能组织一定的精英甚至公众政治参与。总之，它不是卡扎菲或者金正日式体制，一个人霸占一个位置几十年不下台，捞钱的不是你大舅子就是你小外甥——弹性的威权主义下，一个人在位N年也得下台，别人的大舅子和别人的小外甥也可以挣钱。

其实“威权式弹性”这个说法，是近年比较典型观念的一个总结。类似的说法包括“非自由的适应性”、“政党的纠错机制”、“学习型政党”、“协商式威权”……云云，核心观点就是，别看没有西式选举，但是如果一个执政党懂得“知错就改”，不断“与时俱进”调整自己的政策，那它就有了生命力。你以为这坨面只能擀面条，结果民众爱吃饺子的它也能包饺子，爱吃包子的时候它也能包包子。别的国家需要通过吵吵闹闹的选举才能获得的问责和信息机制，威权式弹性体制下通过领导的明眸善睐就可以解决——还节省了那么多街头政治、议会吵架的时间精力，堪称一种“经济环保型”体制。威权式弹性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虽是同一个大的政治框架，却可以从“斗私批修一闪念”跨到“发展是硬道理”，从“领导干部终身制”跨到“到年龄就退”，从穿喇叭裤都被视为精神污染到现在有人街头裸奔却有可能被称为行为艺术，其“弹性”不可谓不大。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不断政策创新的历史。

但是，能无限寄望于这种“威权式弹性”来推动深入的改革和发展吗？这一点令人生疑。问题在于，有些政策领域似乎始终是“学习能力”的瓶颈，比如庞大的“三公消费”，比如屡禁不绝的腐败，又比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医疗资源的城乡和官民倒挂问题，再比如高考招生标准区域歧视问题等等。二三十年来这些方面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却始终难以走出困境。所以仔细观察，威权式弹性体制中的学习能力似乎有选择性的：导致帕累托改进的领域自然政策弹性很大——比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贸易开放，中下阶层付出改革成本的领域政策弹性也不小——比如国企改革和户籍改革，甚至打掉部门利益的领域也有一定政策弹性——比如工业向环保部门的一定妥协，但是，凡涉及既得利益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时，“弹性”似乎就失灵了——皮筋变成钢筋，怎么拽也拽不动了。

不但学习和纠错能力在政策领域方面呈现出选择性，它甚至可能也是边际递减的。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帕累托式改进的空间越来越少，中下层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却越来越大和固化，政策弹性离利益壁垒就越来越近了。一米长的皮筋撑到五米也许没那么难，但是从五米再撑到十米就开始费劲了。

其实威权式弹性也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历史上屡见不鲜，只是弹性有大有小而已。汉武帝发“罪己诏”，是“威权式弹性”，乾隆帝热衷于救灾济民，是“威权式弹性”，慈禧当政时的洋务运动，又何尝不是“威权式弹性”？甚至连“大跃进”之后1962年的“巩固、调整、充实、提高”，也是“威权式弹性”。问题是政策的弹性似乎也没能阻挡后面各种政治悲剧的发生，该爆发的还是爆发，该动荡的还是动荡，这大约是因为“威权式弹性”总是局限于政策的创新，但悲剧的根源却是在权力的结构。寄望于持续的政策创新来替代权力结构的改革，也许能走到莫斯科，却很难抵达罗马。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个国家或许也是。

作者：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