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誌】2.3 真人圖書館

TTの場合（一）

我在台灣已經有七年的時間。我是八月底入境的，現在正在台灣的防疫旅館隔離十四天中。

我在今年一月底回到北京過年。我可能一年也只是去北京一次。一月底先是看到暫緩陸生入境十四天，當時都是以為是台灣想我們自行在家隔離一下，二月初就可以回去了，結果二月，台灣在沒有宣佈限期下暫緩陸生回台。我當時還是比較樂觀，覺得可能也是一、兩個月，但同時也覺得回不了台灣了很糟糕。

我已經是讀博士班N年級了，在台灣也很長時間了，所以不能回台灣對我影響很大。不能回台灣讓整個生活都中斷了，我所有生活的內容和物件，基本上是所有的東西，都是在台北。我除了直系親屬以外，沒有任何的連帶是還在北京。但現在，突然無法回到你所有生活基底，就像是你在聽一首熟悉的歌，然後被按暫停鍵後切換了一首你沒聽過的歌那樣。就好像換了bgm那樣，日常的每天都不一樣了。

每天醒來的時候，我就會發現我看不到我的家、我喜歡的床單、窗外台北的天氣。我台灣的家窗外有一條高架橋，但在北京都看不到了。然後我的機車、我喜歡的餐廳、咖啡館、我喜歡散步的河堤，都從生活中消失了。有時候我醒來就下午了、或者就看到夕陽了，就只是看到北京灰濛濛的樣子。這個感覺就好像有一隻從天上掉下來的手，像夾娃娃機的夾子那樣把我抓起來，丟到北京，但那裡已經沒有我熟悉的東西了。有點像是坐牢的感覺：有一個強制的力量，把你丟到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不能離開的地方。這是一種中斷的感覺。

這種中斷的感覺是因為我對台北很熟悉，另一方面也是對北京的不熟悉。我快十年沒有在北京生活了，北京很多東西也改變了。過去的朋友都上班很忙，或者出國了。新建的好多地鐵線和路我都沒見過，家人現在住的房子也不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基本上我就沒有熟悉的東西了。

很多台灣人會覺得：境外生卡在老家沒事啊，你家不是就是北京嗎？可是，台灣不是很多人都有移動的經驗嗎？譬如南部人在台北工作，只有節日才會回到南部，很偶然要回到南部的時候，難道不會也有待不住、好難受的感覺嗎？那對境外生來說，也是同理，只是我們的移動要穿越一個國界，移動到另外一邊，待在所謂的自己家鄉那個國家。那個被迫移動和逗留在你不熟悉的地方，使人感覺很不好，對一般民眾而言並不是那麼難理解的事，不過好像跨越了國界以後，事情突然變得難以想像了。

TTの場合（二）

剛剛不能回台灣的時候，陸生是有努力過的，但當時狀況不好，國際疫情比較嚴重，所以那些行動很快就平息了。二月開始吵「小明」和陸配相關的議題，我因為要搞行動，被迫要追看網路上的仇恨言論。當時我並沒有太強烈的感覺，但緩一下，就可以察覺到它對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特別當那些言論和自己身分相關。

後來我很刻意地不讓自己看相關新聞和討論，但還是無法做正經事，然後就進入了癱瘓期。我在北京什麼都不能做，每天就是躺在床上看電視二十小時，因此變胖了好多……這些都讓我覺得很自卑。這些感覺加乘到本來的難過裡面去，我慢慢發現我無法思考。我本來是人文學科的學生，是很擅長閱讀的，但我當時開始有閱讀障礙，無法讀完一個段落的文字。連帶著的思考也是，只要我一想到我要開始思考了，我就發現我不想去想任何東西。然後我就只能看電視，這些都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一切要到了五、六月才好一些。當時疫情稍微好一點了，教育部和指揮中心有點鬆動，境外生可以有一些行動，我的心情才變好。但二月的仇恨言論比較多針對「小明」和陸配，六、七月的仇恨言論就是針對境外生。當境外生變成議題，有了更多曝光度，但也是前所未有的攻擊。

這給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撕裂，就是我身處其中的社會──台灣──的撕裂。撕裂帶來了情感的創傷，日常會無法行動、思考、集中，也不想理別人，只想把自己好好地保護、包裹起來。對我而言，創傷也是由很具體的事件造成的，當二月境外生還沒變成「議題」的時候，我曾經以為和我想法、理想很相近的朋友，不會旗幟鮮明地反對境外生、「小明」返台。當時我有一種同溫層破滅的感覺。其實我的同溫層已經相對安全了，所以我也會反過來想，如果連我的同溫層都破滅了，那其他境外生的同溫層──就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會一起吃飯、生活、玩樂的那種同學──應該有更多破滅的問題吧。

這個破滅帶給我的另一種感覺是：過去我在台灣的感覺都是我幻想出來的。以前我和其他人走在台灣的路上、補班、補課，走一樣的路，吃一樣的東西，做一樣的事情，在日常生活裡不會覺得自己和其他人有什麼差別。雖然台灣社會的反中構造一直是明確的，但同溫層還是讓我對這個社會有一些安全感和期待。但這個事件，讓我覺得過去都是我一廂情願。只要有危機發生，我就會被很簡單地拿走、被割掉，而這是沒有成本的。我會被排除在這個土地外，這個感覺才是最糟糕的。但我卻投入了那麼多生活和情感在這裡，我整個人生都是在台北。而且，我覺得我對台灣社會的關心和理解可能比很多台灣人都要多。但是，對台灣人來說，我的這些不曾存在過。我發現自己哪裡都不屬於，那個才是創傷的核心吧。

我現在在防疫旅館，其實很害怕回到台灣，面對外面的世界。但是在想像如何和外部建立連結前，可能是先要更好地分析和陳述自己的狀況，然後在此之上，才可以想到怎麼面對這裡的人吧。

鈴鐺の場合（一）

剛確定可以返台之後我猶豫了，光隔離費就快要一萬人民幣，對我來說太貴了，本來已經想著再休學半年不回了，考慮了兩天之後決定回，半年之後的情況太難預料，不知那時候還能不能回。其實我在台灣沒有待很久，一共一年半，由於疫情不能返台，就休學了一學期，在國內待了半年多。半年前，在剛剛意識到半年內甚至更長時間不能返台時，我特別想念台灣，過了半年那種思念就開始慢慢淡去了，奇怪的是，在我決定回去之後，我對台灣的想念又開始排山倒海地湧來。

我最想念的是台灣的同學和老師，她們是我在台一年半最美好的記憶。即使是我人在中國的這半年，她們也提供了我很大的支持，疫情初期特別缺口罩，到處都買不到，不只我家，包括親戚也都到處借，我還有親戚在超市工作，疫情期間不得不上班，也沒有口罩。當時台灣口罩也寄不出來。我所上的馬來西亞同學，從馬來西亞給我寄了一大包口罩，我分給親戚們一部分，簡直對我有救命之恩。那時間我整個人是緊繃的，我本來就有焦慮症狀，那幾天更是，一天沒有多長時間是沒有在刷手機刷疫情相關的各種消息的，一直在刷啊刷，肉體的感知彷彿已經麻木了、消失了。可能也是為了讓自己可以不用那麼焦慮吧，所以會一直刷手機，結果越刷越焦慮。

在管制最嚴格的那段時間，我們小區每兩天、每一戶，只能有一個人出去採購生活用品，我家是我爸出門，他每次出門，我們全家都高度緊張，爸出門前給他一次性手套，提醒不要亂摸外面的東西，不要隨便跟別人講話，買完趕緊回來別逗留，回來之後消毒衣服，消毒買回來的東西。家裡有剛兩歲的小朋友，我甚至想過，我寧願自己死掉也不能讓小孩子感染。我的台灣同學從台灣給我寄了一大包零食，莫大的安慰。搞得我姐不停追問我，同學是不是在追我。是啊，不是說兩岸還在戰備敵對狀態嗎，「敵人」為啥對你那麼好。我說我姐對「愛」的認識太貧乏，不能想像我跟同學相處了一年多，我們關心相同的議題，我們的敵人不是對方。

鈴鐺の場合（二）

2018年的時候，對於要不要去台灣唸書，我猶豫了好久，我所讀的學校被中國的朋友戲稱為「野雞學校」，學校沒什麼名氣，那個學歷沒什麼競爭力，而如果說要體驗不同的文化，台灣也沒有真的很大的文化差異。但我來了之後覺得很慶幸有生之年能在台灣生活幾年。我很喜歡台灣的藍天和綠地，喜歡人們溫和有耐心。

一年多的肉身相處，我有時也會覺得，台灣人也挺辛苦的，可能來自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問題，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誰，台灣也有自己的掙扎和撕裂。有一次我去參觀鄭南榕紀念館，有不少香港和台灣學生，我們就聊起國族身分的問題，有一個台灣同學跟我說：我們知道自己不是中國人，但對於我們是誰台灣內部還沒想好。這句話很觸動我，這個問題我也很有共鳴，作為一個性與性別少數，對於自己的性與性別身分的認同我也是花了很多年去摸索。很長時間以來，我只知道我不是什麼，但對於我是什麼，想要什麼、喜歡什麼，我也不知道，要去找、去確認。那種不找不到地方安放自己的不確定的狀態，會讓我很沒有安全感。那個同學的話，就是觸動了我生命經驗中的東西吧，就是那種不安。

我2018年入學，在台灣一年半期間，正好經歷了公投和大選，我也看見台灣社會為了這個議題，在家庭或社會有很大的撕裂。公投的時候，有因為和家庭意見不同的孩子離家出走的，甚至因為同性婚姻和同志教育的公投失利，有學生跳樓自殺。當時讓我覺得很悲傷，台灣社會因此承受很大傷痛，當台灣人還挺不容易的。另外，中國也是對台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個影響是很複雜的，有一些東西我可能還搞不懂。有時候我也會想，作為陸生，我是否也要為此承擔一些什麼，至今也沒有答案。

在這次境外生抗爭過程中，很多陸生團結起來爭取公平權益，我也參與了一些事情，因此認識了一些朋友，從ta們身上我看到一種很珍貴的東西，我之前有想過，但沒想到是可能的──那是超越國族身分的連結和愛的可能，給我很大觸動，想了很多事情。很多時候我們只會對切身的事情有感覺，政策影響不到自己的時候就不會想爭取，甚至影響到自己了，看到有別人在爭取，自己也想搭便車。像境外生政策，不同階段影響的人群也不一樣，首先是陸生，再來是港澳生，再來就是外籍生。有些群體為了自己的權益跟其他群體切割，一方面我能理解，但是相比之下，我看到另外一些朋友卻會為了不關自己的事奔走呼籲，ta們讓我看到一種超越身分的連結的可能。

最後希望我們都能早日在台灣相見，希望我自己能早日喝到好喝的珍奶✌️

丁仔の場合（一）

我是丁仔，是一個香港人。目前在新竹一家大學唸人文社科類的碩士班。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受到了台灣文學、電影、社會運動方面的影響。當然我沒有辦法說我很了解台灣──很奇怪的是，比起去別的地方留學，我應該已經足夠了解台灣了才對。結果真的來到這邊唸書，才發現原來我對於台灣如何從「從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幾乎是一無所知。可能上了研究所，最大的體會就是比較誠實地說：我還有哪些事情是尚未充分掌握的。當一些社會爭議發生，大家吵得天昏地暗時，如果多一些人也能認識到自己的限制，在言語上可能就會多給對方留一些餘地吧。因為要相信自己不是全能的、全知的、什麼都是對的。

我大學畢業之後零零散散地工作了一整年。當「返工狗」很累，非常希望離開香港。我是很想繼續唸書的。要升學的話，我覺得在香港已經待了好幾年了，是時候去別的地方，看看人家在關心些什麼問題。這對於我去反過來思考香港，也許會帶來不一樣的啟發。現在回想，當時候香港的社會氣氛也有影響。那時候雨傘運動已過了兩、三年，而反修例運動還沒有開始，雖然很多團體很用心地在做倡議、做社區組織，裡面也有不少我認識的人，但整體社會氣氛還是有點死氣沉沉的，好像進入了某種低潮期。我還沒有下定決心要走這一條路，一直很懷疑自己適不適合。

另一方面也因為我在香港的生活受到了很多限制。我爸爸媽媽在香港有一套十坪的房子，要住一家四口，每個人可以分配到的空間很小。我在大學期間一直住校，畢業後正式搬回家，很多地方都不習慣。空間條件很影響到同住人之間的關係。我弟弟有一個小房間，我爸爸每天工作時間很長，只有晚上在客廳待著。比較大的衝突來源是我和我媽媽，我們用同一個房間，每天晚上一起睡在一張很小的雙人床上，同時我也要在那個房間工作。那一年我跟媽媽的關係挺緊張的。她對於我想要讀書這件事情的想法很反覆。有時候她會表現得很支持我，有時候又會抱怨我無法工作養家，而我媽媽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想讓我和弟弟趕快賺錢，在香港換一家大房子，然後我們一家人可以永遠住在一起。而我們要在香港換房子的話，至少要補個一千萬台幣，在我和弟弟看來是非常吃力的。更不用說我還沒有跟家裡出櫃，說想要跟女朋友生活在一起。所以，跟女朋友一起來台灣唸書，大概是實現這種共同生活的最佳辦法了。

這樣說起來，我算是帶了一種「破釜沉舟」的決心，來到了台灣升學。

丁仔の場合（二）

一月底，我跟很多境外生一樣回家過年了。當時聽說武漢開始爆發疫情，沒想到我回香港以後，疫情正式爆發了，一時幾乎到了人人都在搶口罩的地步。那時候看到新聞說很多工人花很長時間排隊買口罩，有些工人同一個口罩戴了又洗，洗了又戴，因為沒有口罩就不能上班，沒有收入，心裡特別難過。香港政府就像它往常那樣，沒有什麼作為，所以香港社會有一種很強烈的不安感和憤怒感。

到了二月初，我認識的香港同學都改了機票回台灣，我原先的機票是2月11日，我的朋友們就特別緊張，怕我不能入境。最後我提早在7日晚上回到台灣。從那一天開始，港澳學生仍可返台，但需要隔離十四天。到了10日，港澳學生也不能入境了。女友比我早幾天回台，只需要減少外出就行。不過在我隔離期間，她也一直在家陪我。隔離最後幾天，我自己是挺受不了的，完全失去了時間感，但檢疫還是順利完成了。而我的陸生朋友們，過年後就一個都見不到了。

在家隔離時，還是有點緊張的。我們住在新竹一個比較有年代感的社區裡，區裡很多老人彼此認識，我經常看見住在同一層的阿嬤跟她的朋友坐在樓下的7-11聊天。她們家知道我們是香港來的學生，對我們很友善。另一位鄰居阿嬤看上去就比較cool，不太理我們。有一次我們在電梯裡碰見她，她忍不住問：「你們看上去好像一對哦！」當時出於求生本能吧，我就笑著指向女友說：「對呀，她頭髮剪比較短，看上去比較像男生啦。」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在否認，但從此之後，她見到我們就會主動打招呼了XD。不過在社區裡，我還是不太敢出櫃的，不敢牽女友的手，怕被警衛或鄰居看到。二月隔離時，我們也特別乖，擔心社區裡面會傳出奇怪的消息。不想成為所謂的「防疫漏洞」，更不想因為我們亂走，讓「香港學生」甚至「境外生」再度被貼上標籤，出現像「港生趴趴走，傳染全台灣」之類的新聞標題。你知道，媒體有時候就是這樣運作的。

香港人在台灣唸書，從樣子來看跟其他人沒有什麼差別。但「我是外國人、我是外在者」的身分自覺，就像是螢火蟲尾巴上的小燈泡一樣，有時候突然會亮起來。我有一位香港的朋友在台南租房子，突如其來就被房東趕走，原因只是她「就是不想租給外國人」。我也會看到學校發來的郵件，說現在有哪些工讀機會或獎學金，最後列明：「陸生除外」。雖然這次疫情我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但我一直覺得，無論我們來自哪裡，是學生還是工人，在面對公權力或天災人禍時，我們都是很脆弱的，脆弱不分出身、國籍。既然如此，不如我們就來承認脆弱，互相擁抱彼此吧。有了更多「脆弱與共」的小夥伴，心靈上我們或者可以強大起來，然後在行動上也可以繼續努力看看吧！這也是我希望支持境外生運動的原因。

康偉の場合（一）

我是康偉，目前我在馬來西亞一個公民團體工作，活躍在馬來西亞的社運圈子中。我是馬來西亞華語中學的學生，2011年參加了BERSIH（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的集會，被驅離了，遭遇了警察暴力。去台灣唸書時，我也想要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之後遇到了高教工會、世新大學的夥伴，組成「世新勞權小組」。當時比較關心世新大學的校內議題，還有台灣本土的議題，譬如反對漲學費。

後來我慢慢覺得境外生也遇到一些問題，比較深的感受是關於健保的。境外生來台首六個月沒有辦法納入全民健保。問題是我在九月開學，新年又要回家過年，所以我的納保被延期了。到了冬天，我在台灣就很不適應，馬來西亞長年是夏天，所以我生病了一整個月。雖然有商業保險，但看病需要先墊付，而我的生活費只是僅僅夠用。加上當時境外生是不能打工的，我沒有額外收入。這讓我深刻感受到，全民健保很重要，沒有它我生病也沒有辦法涵蓋。然後我發現陸生也沒有健保，而且是永遠都無法被納入。

2014年我就和一些陸生有接觸，2016年馬來西亞的社會運動告一段落，我才覺得可以好好做其他事情。我希望從自身出發，做邊緣的、少人做的議題，所以想到了境外生。首先是搞了讀書會。一開始我比較多在談馬來西亞的議題。為什麼呢？第一，我是馬來西亞人，容易接觸到馬來西亞圈子，可以把馬來西亞學生的資訊告訴台灣人。馬來西亞學生有分僑生和外籍生，兩者需要的學費、社會福利、法條和保障都不一樣。譬如僑生和港澳生看齊，外籍生和陸生比較相似。只要是不同的身分別，同樣的國籍都有很多差異。

其實當時有一個很奇怪的斷裂感。我人不在馬來西亞，想做馬來西亞的事情，但又做不到。同樣地，當下發生的事情我並沒有管道解決。譬如有同學遇到勞資糾紛，我們就要借助其他本地團體去諮詢相關法律。這樣一來，使我持續有一種不安感或撕裂感。我們好像一直都有藉口，到哪裡都可以跟自己說「抗爭是不重要的」。例如我們是馬來西亞華人，是二等公民；來到台灣後，我們又繼續是外國人或二等公民。無論如何，我組了「萊佛士讀書會」，打算先從做論述、寫聲明稿開始建立。

後來發現事情和想像中不同。讀書會沒有辦法做論述，也不能集結起不同群體的學生。於是在2016年9月，我就想到組織「境外生權益小組」。這個組織是很特別的，不同身分別的學生，一般都有自己身分別的組織，譬如陸生有陸聯會，喜歡待在自己的圈子。想要突破是很難的。這未必是語言問題，難的是如何超越不同的身分、國家和文化。這些差異會讓我們有衝突，對事情的判斷也不同，必須經過很多磨合才可能成功。後來當蔡英文拍板說，陸生將比照僑生與外籍學生納入健保，保費全額自付，大家才集合起來，開始一起寫聲明，搞行動。

康偉の場合（二）

要發起不分國籍的社會運動，除了組織不易，無論境外生在台灣做什麼行動，都會引起很大的輿論反應和反彈。於是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遊說其他團體支持我們的訴求，在此我很感謝衛促會、南洋姊妹會、TIWA等團體的支持。再來，有一些集會與政治相關條例是專門針對境外人士的，我們開始害怕居留權會受到影響。那段時間的確有警察、教官來找我們，叫我們不要太衝動。但是有些台灣鄉民就會問我們：「為什麼你們在家鄉不抗議，跑來台灣抗議？」我們在家鄉也有過抗議經驗，所以才來到台灣繼續做下去。

對於境外生抗爭的反彈，某程度上反映了台灣人理解問題的一些慣性。他們首先會認為問題是外來者帶來的，排除外人就可以解決問題，而沒有看到社會安全網有其破洞，因此當突發狀況出現，社會就無法承載和面對。譬如不把境外生納入健保系統，當疫情發生時，就會造成很大傷害。台灣一直在用排除和撕裂的邏輯，想要犧牲一小群人去保護一大群人。我回國後發現，馬來西亞和台灣一樣，冷戰的結構繼續在延續、發酵著。台灣以前覺得我們馬來西亞是外人，可能是共匪，很危險；現在則把外人（例如移工）當病毒，很危險，邏輯都是一樣的。這是保守和反動的，不會讓我們的社會更加進步。

我也觀察到馬來西亞是如何接收台灣資訊，以及如何看待兩岸三地的問題。馬來西亞華人一直在討論香港、台灣、中國的問題，覺得自己要選邊站。比較難過的是，我有一些朋友知道我是社運圈的，當他們聽到我搞境外生的議題，搞健保，他們就會說：「陸生不應該被納保，原因是中國沒有民主。」我覺得這是兩件事情──在權利原則的基礎上，我不認為因為他們生在所謂極權國家，他們就應該享有更少權益。在選邊站之前，我不認為大家都已經掌握足夠的資訊。一般去過台灣讀書的馬來西亞學生，比較傾向全盤接受台灣政府的說法，譬如自己的防疫政策是沒有問題的。我無法否認台灣比起我們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真的做得很好。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台灣無論是行政效率或是防疫結果，其前提是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讓他們去承擔後果，這是不合理的。

在我剛回馬來西亞時，一下飛機就看到一堆五星紅旗，可能是中國旅客太多的關係。在日常生活裡面，我也會看到很多受到中國大陸影響的資訊。去過台灣讀書的馬來西亞學生，看到這些資訊就會很憤怒，覺得是中國在統戰、侵略馬來西亞。但我覺得刊登廣告的人都是有錢人，媒體是被資本所操控的，所以這些時候我都不想選邊站。除了中港、中馬等關係之外，其實很多問題背後都有資本的原因，不能只是用國族框架去理解，要不然就會卡在冷戰意識形態。我不覺得中國很好或很醜陋，只是那種攻擊陸生、大陸人的方式，不會帶來好的結果，畢竟歧視、邊緣化少數者本身就不是促進民主化的做法。

隆秀の場合（一）

在台灣，統獨問題的反應是很扭曲的，在北京的台灣學生群體也有同樣狀況，面對統獨的扭曲現況，我在台灣就覺得很沉重，去北京之後才發現還是得面對這件事情。怎麼認識、怎麼尋找認同，成為了我的問題。

當代台灣對中國的想像源於冷戰之後的斷裂，1949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戰敗撤退來台，宣傳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至1988年冷戰結束前後開放台灣外省人回台探親政策，兩岸的敵對狀況才開始獲得緩解。在此期間，台灣對中國大抵有兩種印象，一種是台灣本省人對中國人／中國國民黨軍隊政府來台的印象，另一種是民間來台外省人對中國大陸的鄉愁情懷。後者的本來屬於左翼的家國鄉愁，被1988年解嚴、轉型後的國民黨政府當成口號，宣傳「兩岸一家親」，而1992年的辜汪會談卻以商業經貿合作（而非政治化）作為主要政策。在民間，對中國原鄉的鄉愁，在兩三代外省人身上延續著。

我生於九○年代，在1997年香港回歸那年，我和我的爺爺奶奶一起回到爺爺的家鄉江西玉山探親，那是江西省的東部，接壤浙江省，一個小時的火車車程就會到浙江金華。當時我對江西的印象就是農村，還有城鎮的熱鬧。而我們在廣州轉機時，廣州給我的印象則是有熱鬧的酒樓。在兒童的眼中，兩岸是沒有很大分野的。儘管如此，在解嚴後的台灣，小學老師還是會強調：「要努力學習，不然長大後會被對岸的大陸學生比下去。」而在北京，這些說法也流傳在台灣學生圈子裡。無形中，它形成了我的壓力與競爭意識。

除了上一代人的鄉愁情懷外，台灣在媒體宣傳上，一直把中國大陸描述為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大躍進、文革後貧窮的農村形象。台灣對中國農村貧窮的想像與認知，和中國大陸的城市知識分子不謀而合。他們掌握了對農村支配的話語，認為「農村人」就是「髒亂差、沒素質、沒文化」。而在台灣，「農村人」則被取代為「中國人」。中國內部農村／城市的對立結構被冷戰話語所偷換挪用，兩岸間的對抗意識仍在持續。另一種台灣對大陸的想像，則是2008年後主辦奧運、城市先進發展的現代化形象。在科技、經貿發展迅速的中國面前，新自由主義底下的台灣則面對著經濟衰落。台灣平民會用某種「阿Q心態」來嘲諷中國，將中國人描述為「強國人」，又或者將北京描述為「帝都」。

在北京的台灣學生也混雜了以上情緒與想像，而學生內部的組織狀況也延續著島內對藍綠二元政治的認知，形成兩種不同的台灣學生會組織。雖然兩者都強調要維護台灣學生權益和福利，卻有著強調經貿發展，與強調台灣學生認同的分野。相同的是，兩者都抱持著加強兩岸交流的主張，卻不會積極介入當前的政治狀況。對於異議聲音，兩邊也多以打壓態度處理。我剛入學時就有台灣學生會組織來約談新生，叫新生遠離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學生。此外也有台灣學生因為支持太陽花運動而被學校約談、遭到處分。在某種程度上，我跟兩邊都保持著距離，既沒有直接的衝突，也沒有親密的團結意識。和大多數台灣學生一樣，我渴望在現實的中國社會中找到適當位置，但我們是從特殊管道來到大陸唸書的，處於優勢的學習位置，和本地學生有著幾近相同的獎學金福利條件。而我們要進入社會工作仍有一定困難，學校也盡力在為台灣學生拓展就職管道。

隆秀の場合（二）

台灣學生對中國大陸的認識，常常有著謠傳或以訛傳訛：好比大陸學生都想出去，不想再回中國，像這些說法幾乎都沒有依據。在台灣受教育的時期，我們並未完整地認識中國大陸當代社會發展狀況。進入九○年代，在台灣本土化和教育改革的趨勢底下，我們沒有父母輩的中國認同，或者說這種冷戰式的中國認同，已經轉化為後冷戰式的本土認同，所以我們的「中國認同」變得很模糊。一方面是不了解，一方面是教育環境多以考試就學為指標，我們是以背發展口號為方式去認識中國，大部分人缺乏對中國大陸的接觸經驗。直到2011年開放陸客自由行、陸生赴台就學，以及傾向兩岸交流的政策出台後，才出現了更多希望認識中國的聲音，而有關赴陸留學或就業的實用資訊仍然少之又少。統獨議題最容易在選舉時被拿出來炒作，而對於中國在實際層面的認知仍然是缺乏的。

直到赴陸唸書以前，我並沒有太明確地感受到「國家認同」這個部分的差異。當我和大陸學生和老師相處時，我才發現關於「中國」國家認同的部分，在我身上是缺乏的；在我的老師或同學言談間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或自我批評，也是我後天從知識上學習的。在校園中對於體制的批評、或對於校園制度改革的不滿都是有的，好比北京大學青年報和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對於校園工人的態度的爭論。但在北京的我所感受到的，是每天都正在經歷時空巨變的社會狀況；對於上述聲音和態度，到底是站在什麼樣的位置去說話，我也是通過後天學習才慢慢掌握能力去判斷。北京每天都在與時俱進，而位於五道口的北大和清華學區周邊被稱作「宇宙中心」，去政治化的經濟發展是比較明顯的。

在蔡英文當選後的冬天，有一次代課老師在五百人的電影分析課堂結尾大罵蔡英文「親美叛國」，讓我感到很震驚。這種對台灣政治的批評態度在大陸是很常見的，但是在台灣的大學課堂，一定不會用這種方式批評執政黨。而台灣的大學課堂仍延續著「大陸學生會把台灣學生比下去」、「大陸人都蹲茅坑」一類的意識形態。這兩者之於我形成了一種撕裂──作為一個台灣學生，我無法將這兩者做出有效關聯，因為它們是衝突的。這使我在台灣學生，或者和我相遇的大陸學生面前，或多或少都會避免討論政治或認同。一來我不想引起衝突，二來身分認同雖然重要，但於我而言那還未經歷充分討論，仍是模糊和缺乏的，這成為我在北京尋找認同的焦慮與壓力。

有好幾次我都感到非常沮喪，跟導師談到這樣的話題時，其鼓勵和答案是「so what！我就是我，我只做自己」。雖然這是一種很個人式的認同，但這也是我在面對敵意或不了解的眼光時，可以做出反應的方式。好比我被大陸同學要求唱中華民國國歌的時候會讓我覺得很敏感、很不舒服，但我其實可以反應說：我不認同你的要求。導師也提到過有關身分認同的自信問題。我們原本相信的東西，說不定也會有改變的一天，有一天我們可能會什麼都不相信。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內部的「中國認同」本來也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充滿歧異性和多元性的，也充滿著不同政治立場與色彩。可是，不論是台灣的公開平台或媒體路徑，去認識這樣多元的中國的能力仍然尚待改善。在台灣形塑自我認同的過程中，如何可以轉化成一種更為包容以及不敵對的態度，是我所渴望看到的未來改變與可能性。

隆秀の場合（三）

另一方面，大陸學生對台灣學生的想像，以八○年代以後港台流行文化為主。我們是經歷過千禧年的一代，而2000年前後正正是台灣作為華語流行文化，發展最為蓬勃的時期，直到2011年後台灣文化人赴陸發展，才逐漸改變了華語流行文化的發展趨勢。

我剛到北京大學唸書的時候，可以在學校校園的廣播裡聽到許多九○年代至千禧年間的流行音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剛進入北大分配的宿舍時，我的室友一直在播周杰倫的音樂。我當時還不知道周杰倫在北京的影響力那麼大，只是因為自己沒怎麼在聽周杰倫，而覺得很厭煩。後來我才理解，那可能是室友對台灣流行文化的一種認同，以及對我表達友善、想要與我找到連結的方式，很可惜在我對大陸的「台灣印象」仍不清楚之下，被我錯位理解了。但在往後的人生中，當我遇到喜歡周杰倫的大陸人，讓我都會感到有一種同世代人的親切感，這裡經歷了一個從不理解到理解的重要過程。

我在北京經歷過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則是班級聚會。當中有曾經赴台的陸生向我講述他們在台灣受到的歧視待遇。有一位從人民大學申請到逢甲大學交換的同學，當時和其他本地台灣學生一起同住宿舍。但有一次台灣學生的東西被偷了，結果宿管人員馬上就懷疑是陸生偷的，要求搜該陸生同學的行李。對我的同學而言，這是非常羞辱的事情。然而，當時的我在北京也遇到了類似被排斥和沒有朋友的孤單狀況，當我聽到他們講述這樣子的負面經驗，我都感到很困惑、很難受──即使是正面經驗也一樣，這是因為我正在適應一個全新的環境，我個人的狀況是非常混亂的。儘管我在北京沒有遇到歧視性的待遇，但當我聽到大陸同學這麼說時，我雖然比較同情和理解他們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卻沒有辦法提出一個更好的處理方式或是建議，使我感到手足無措。與此同時，我也沒有辦法很好地、很完整地向他們講述我所遇到的困難與難題，尤其是在我面對台灣和大陸經驗之間的差異時。每當我和大陸人溝通出現摩擦或困難，對我來說都是比較挫折的部分，也造成了我在北京的壓抑。

除了校園中的遭遇，我在北京比較正面的經驗，則延續著我在台灣參與工人NGO的運動經驗。原本我在台灣參加工人遊行或是在街頭衝撞的經驗，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裡遭遇到很大的挫折，讓我對運動被選舉政治吸納的狀況感到很憤怒。來到北京，我也感受到北京作為首都的政治中心有著怎樣的壓力環境。從參與學校社團、到參加兩岸工人戲劇工作坊的演出，一直轉變著我從台灣帶來的抗爭經驗。在我服務北京的工人時，我除了認識到當代中國工人經驗中的變化與斷裂之外，也看到很多可以積極實踐的空間，包括如何以藝術創作的形式為工人議題發聲，這和我的台灣經驗很不一樣。在整個過程中，我的「台灣身分」不再是那麼的重要。關注工人議題讓我更容易融入到人群之中去，也使我更有參與感。與此同時，我卻也發現我對於工人歷史，了解十分薄弱，使我更渴望去了解其就職條件與狀況。然而在學院的人與社會是有所分隔的，我們很難接觸到全面的工人，或者說所知有限。大部分學生關心的是自己的就業未來，但卻不熱衷於社會議題或運動。除了維權的參與之外，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這是我想要追問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