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雅圖人開始排斥東亞面孔：瘟疫時代的邊境和恐懼

看到武漢病人香港求醫、得知需要隔離又欲逃跑、最後被攔截的新聞，各種心塞，一時沒來得及整理。晚上看到歐洲朋友的擔憂：隨著疑似患者出現在歐洲和北美，不斷湧現的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在華人世界大家開始歧視武漢人，在世界範圍內大家開始（再次）歧視華人乃至亞洲人。

我也痛恨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上海的負荷和危險遠高於香港，已經是武漢以外確診人數最多的城市。看到那些逃醫的、發燒了還去旅行不知道傳染了多少成人幼童的、低燒逃去法國度假、發燒但抵達日本關西機場後立刻摘下口罩一臉蠻橫自信的……又氣又恨，憂慮難安，尤其是其中一位逃醫者曾住進我父母家所在的小區，而父親必須定期去醫院複診。

上週起社交媒體上開始充滿恐懼和憎惡，「我們眼中的武漢人」是一幅僵屍圖（有空寫寫僵屍的隱喻）。

這裡面又有多少隱藏的故事。武漢朋友們在朋友圈紛紛澄清：我們也討厭不負責任的人！不是所有武漢人都吃野味…… 直到他們的家人也開始病倒。聽說前一陣來香港開會的武漢學者，是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這幾天也看到武漢學者表示自己和家人苦於缺乏信息渠道，無從得知疫情。這些還是知識分子，普通人只會更加茫然。Information cocoon，在我們不斷閱讀和分享新聞、信息、數據的時候，我們很可能在自己的蠶繭裡，好比美國大選、英國脫歐時的民主派。而他們被官方製造的謊言和閉塞籠罩，很多時候唯一的信息來源只有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一直到這幾天，新聞聯播都幾乎不提或只對疫情輕描淡寫。究竟感染了多少，又死了多少人？是十幾萬感染，收屍不及嗎？我們也沒有完全準確的數據，哪怕在地記者和醫生，都苦於隱瞞實情的層層政客和政府。

在我們擔憂焦慮得哭的時候，他們如此不當回事，很多時候因為他們真的不知道究竟有多嚴重。可悲人都有可氣之處，可氣人也都有可悲之處。後來武漢封城但毫無後續措施，市內公共交通都停滯，他們是更大的受害者。那些離指定醫院遙遠但沒有私家車的人，只有長途跋涉，甚至默默等死。昨晚在社交媒體出現的，還有我自己的朋友裡，許多話都讓人難過。央視上歡度佳節，慶祝不存在的盛世，一句都沒有提到他們。甚至有人說一家人數著菜，怕吃完就沒了。

甚至連醫院都缺乏醫療資源。當社交媒體上出現醫院、個人求助，求口罩、酒精、甚至食物的時候，我們可以推想情況有多惡劣。今晚和家人通話，想起來武漢有軍區，必有長期儲備，且擁有中科院病毒研究所，照理不缺資源，但那些資源必須由中央動用，所以問題在於當地政府上報及之後的弄權。當有人不得不來香港求醫的時候，在厭惡和恐懼之外，也有一個可能是走投無路。普通人不知道如何取得由國家控制的資源。

而一個嚴格控制資源與信息，又一貫殘酷的政權，幾年內不斷推助地區之間的矛盾和仇恨，是造成民間對峙、互罵支那、彼此犧牲的元兇。以政治考量為先的香港政府此次尚無有力措施保護市民，卻同時讓市民暴露在更多潛在危險之中，自然讓人憤怒。潛在病毒攜帶者湧去上海的時候我也很害怕，知道逃醫者在自家小區時陷入抑鬱，明白那種恐懼；看到上海的醫護人員去武漢支援時也跟著落淚。

平民之間的無力感，在中港政治中形成最極端的惡性循環。去年夏天大陸人排斥香港人是該死的「暴徒」，如今香港人排斥大陸人是該死的「支那狗」。惡劣的制度導致人們從契約社會尋求更原始的叢林法則，釋放出更多人性之惡。當民眾將仇恨導向彼此、爭做暴力鏈上的倖存者而顯示出原本所反抗的那種暴力時，制度性暴力才更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昨晚也看到朋友分享的消息，疑似有人分享如何不戴口罩來香港求醫的經驗，因為聽說香港有反蒙面法。笑到哭，也不知是哭到笑——這樣的行為幾乎讓人生理不適，但更痛恨造成如此畸形民生的畸形政治和畸形法案。

左派都明白disembody一個人、一個群體的問題。是的，說起來容易；每當上海多增加一例確診患者的時候，心都更沉，知道父親下月初去醫院複診時的危險就更添一重。二老安慰我不用太緊張，要注意休息，但他們自己怎會不害怕。我們在面對批判和嘲笑川普要在邊境建墻的時候，在支持歐美收留難民尋找希望的時候，都可以堅定地做左派，那些同理心、共情是否分種族、分國家、分距離？左派也需要反思，表現難民危機的宣傳都把重點放在動情，但難民並不都是溫柔無助哭著等待同情和救治的passive beings, 他們可以是強硬、自私、暴戾、惹人憎惡的醜惡者。難民和任何群體一樣，都有善良和惡劣的光譜。許多惡是環境的產物，而「我們」和「他們」都是政權的犧牲品。

有很多醫護朋友已去往武漢救災，許多記者朋友在當地冒死採訪，他們抵抗的不僅是病毒，還有政治壓力。在香港，也有朋友開始組織在線提供醫療咨詢的義務團隊，一天之內就收到幾百份志願者報名表，每份堅定的熱忱都讓他們落淚，因為政權對不起這些年輕人。我們能做的就是這樣保護好自己，在職業範圍內盡力，推動各地政府更有效地保護市民，或/及向國際呼籲以向政府施壓。

——這幾天在擔憂之外，和許多朋友一樣不斷在墻內外各類社交媒體幾乎不眠不休地翻譯（中-英，英-中）、傳遞新聞和信息，有感。香港美術館重開後展了一批吳冠中的畫，記得那麼一句：bridge-maker, 造橋者。在這個邊境不斷生長的時代，還是有那麼多做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