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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逃醫者」成為被動的符號,他們自己的聲音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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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看到威爾斯醫院確診病人逃醫的視頻,覺得medical literacy是一大問題。很多人不理解「隔離」的意思,獵巫/witch-hunt只會造成更多恐慌和抵制情緒,包括不就診帶來的病情惡化、社區擴散。另外,醫療是極具專業性的環境,醫護人員代表了某種權威。

當西雅圖人開始排斥東亞面孔:瘟疫時代的邊境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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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武漢病人香港求醫、得知需要隔離又欲逃跑、最後被攔截的新聞,各種心塞,一時沒來得及整理。晚上看到歐洲朋友的擔憂:隨著疑似患者出現在歐洲和北美,不斷湧現的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在華人世界大家開始歧視武漢人,在世界範圍內大家開始(再次)歧視華人乃至亞洲人。

Suffragette 參政論者: Change cannot happen until change cannot be sto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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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看電影Suffragette(婦女參政論者 2015),為爭取婦女投票權的女工慘死馬蹄下,手捧白花紀念她的同儕更紛紛湧上街頭,白色花海中高喊「Votes for women!」。那一幕深深印在腦中。歷史上,在喬治五世賽馬會上犧牲的英國社運家Emily Davison死於1913年。

2019年6月13日凌晨:公民運動作為成人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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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的時候父母和我現在差不多年紀,母親哭求父親不要去北京。那是我最早的記憶。那時父親剛任教,面對和他差不多年紀、同樣悲憤的學生,只能努力鼓勵他們看抗爭對未來長期的意義。當然,沒有人聽得進去。那一年,北大和復旦的學生開始長達一至兩年的軍事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