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事先张扬的失败

北京果然寸土寸金，我在二环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二百块钱以下的旅店，在胡同的深处，隔音糟糕，空气中散发着潮气和霉味，椅子坐垫有大片的污渍，灯光像是蒙了层雾一般朦胧昏暗。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哐地一声惊醒，原来是头顶上方的一幅画框掉了下来，掉落在离我脑袋五厘米的位置。原来挂画的位置布满了絮状的灰尘，我这才留意到那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孤零零一座重檐歇山顶建筑，没有任何信息和署名。

从地铁站出来是上午十点，街上没什么人，这一片区没什么商业区和办公楼，地图上显示着各国的使馆，还有一大片绿色不知名建筑物，只能看到高高的红色围墙，骑自行车的老人在飘飞的黄白色槐花里穿行。

——我现在在家里写下这段话，才感觉那几天像是一场梦一样。又或者，过去的这几年也像是梦一样。

如果从寄出第一封简历开始算起，那么我求职的时间就有九个月了；如果从密集地开始考试面试开始算起，那也有五六个月了。

每一次，我的思绪都会经历这样的变化过程：在面试前，我一遍遍想象如果成功了会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就是成功了之后的心境；而下一秒，又会像已经失败了一样落寞地接受一切。我在这种分裂中甚至开始觉得或许真的有平行宇宙存在，所有的情况都已经发生了，我只是要选择活在哪一个时空里罢了。

而之后的经历大抵相似：失败之后，垂头丧气，默默回到住处，在路上一边看熙攘的人群一边偷偷哭泣，在彻底崩溃之前止住眼泪，然后某个时刻又重新自怨自艾起来。

五月份，也是几场较集中的面试均无下文之后，我百无聊赖地刷着网页，在YouTube上看到了方可成的vlog，吸引我的是它的名字，“历时半年多的求职全过程”。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最后一年，开始申请各个大学的教职，每一份申请的过程，他都会拍一个简短的小视频交代情况。当然，视频的最后是他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一个契合了他理想的位置。

我和小杨说，知道原来这么优秀的人也是会经历挫败的，莫名有种被治愈的感觉。

小杨说，能够分享自己失败的经历，一定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吧。

对，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会说出自己的失败，但这样的失败一定是以一个成功做结尾的。在得到之前，失败是只能一个人躲起来品尝的劣酒，不足为外人道。人为什么要分享自己的失败，是为了给他人鼓励吗？是为了突出那个最后的成功吗？是单纯的记录吗？我觉得都不是，是对失败的回溯让我发现，所有的失败其实都已经事先张扬了。

北京的这次笔面试，给我的心理冲击要大很多，一方面是找工作确实也已经找了很久，难免会有些着急；再则是之前的那些工作，只是“目前对于我是合适的选择”，它们基本上大同小异，，而这次的这个职位，是我（以为自己）真心想要得到的。

这种强烈的想要留下来的心情，可能和很多来北京的年轻人的心态相似。我一直觉得，年轻人对于北京的向往是一种虚荣，一种想要从边缘挤进中心的利己主义，以为自己只要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就自然占据了中心的话语。三年前的我是这样，现在的我还是这样。

我当然也可以将这样的心理套上一个较为文艺的外壳，比如早晨和傍晚的阵阵凉风，被风吹下的槐花落在我的帽子上，在景山公园上看到核心区大片低矮的红墙黑瓦，路边走着的蹒跚的老年人和随意的青年人……这些属于一个城市的意象，是我一贯以来说服自己或者说伪装自己的借口。

三年前的保研面试，也是在北京，经历了上午笔试下午面试的密集考核，但最终的结果是灰溜溜打道回府。看起来似乎是一场有退路的失败，而且保研面试嘛，一切总不会太糟糕，但我知道这件事对我的真实影响：雄心壮志破碎了，所有的傲气消失了，终于看清了自己几斤几两，（不夸张的说）生命下沉的开始。后来事实也确实证明，这三年过得浑浑噩噩，当然也可以闭上双眼对现状视若无睹，高高兴兴上课，开开心心发掘，写一些没有意义的文字，头脑愈加混乱。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这几年来最紧张的一次，结果越是非黑即白，人就越容易担惊受怕。

从那以后，我对于失败就很习以为常了。

我是七月初到家的，六月底离校后完成了两场考试，彼时心情还算轻松，在等待通知的时间里继续看别的招聘信息。后来有面试和其它一些考试在七月底进行，而到了七月下旬，可能由于在家待着的时间太长，我的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烦躁，郁闷，有时候一整天什么事情都不想做，躺了一下午后又滋生出对这种荒废时光的罪恶感。

七月底的面试非常糟糕，在还未出成绩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没有希望。回家的火车上，刚好听到了随机波动新的一期讨论狗屁工作，听完之后突然就释怀了，我现在找的这些工作，这些或者是因为专业学习的惯性，或者是待业状态下的急病乱投医，我真的喜欢吗？它们真的有价值吗？我真的要在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里沉沦吗？而最刺激到我的，是节目里提出的，人真的需要工作吗？

我们一直被教导着，要努力奋斗要艰苦朴素，努力刷题的目的是将来找一份好的工作，什么是好的工作呢，薪资高的，体面的，不需要出卖体力劳动的，而那些不工作者，就是流民是无所事事是游手好闲。人生被一个既定的框架规范好了，成年意味着你可以合法地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自己。人的前二十年，在成长和接受教育的阶段基本上处于索取的位置，向父母索取向这个社会索取，而得到总是要偿还，人生的后半段，是为这个社会付出，是创造和输出自己的价值。人就好像是一个容器，存储了以往的知识经验，在自己体内酝酿发酵，再倒出一些液体，而这些液体是美酒还是地沟油，就没那么重要了。

进考古所，进博物馆，都只是延续着某种惯性，我从根本上害怕变化，害怕所谓的七年学习付诸东流，害怕另外一些工作告诉我，这七年其实只是在浪费时光。我终于认清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软弱，在习惯了按计划行事的前二十年，一旦既定的轨道行不通，就会陷入到虚无之中。

前段时间读刘瑜的《比较政治学30讲》，书中谈论科举制，说科举制最核心的功能是对社会精英的驯服，“10000个人去参加考试，最后可能只录取100个人做官，但是科举的功能不仅仅是找到这一百个人，而是让那9900个人也加入这个游戏……这就是科举制的妙处，它把社会精英的能量都吸附到政治角逐当中，越靠近权力中心，就越被视为成功。”

我每每读到这种话，都会有想吐的感觉——这是罗曼·罗兰所说的“呕吐”，我要把我的那些固有认知和偏见，那些曾经加诸于我身上的谎言，通通从我的身体中倾倒出来，重新审视当下的现实。

我很容易被一种颠覆主流的说辞吸引，而我的生活又恰恰是较为主流的路线，小镇做题家，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又希望着能进入体制内。我确实对“做题”的这条线路有较为清晰的认知，也深知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建构，但是我无法轻易地摆脱过去几十年的身体经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所担忧的情况便是如此，当外在的评价体系消失了以后，人找不到自我衡量的尺度。我会有一份工作，但我会经历另一个意义上的失败，所以继续维持现状未尝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我知道当下的痛苦来自于认清自己只是那9900个人中的一个的痛苦，来自于进入不了主流无法成功的痛苦，同时也是意义被撕裂，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无法弥合的痛苦。当然，还有一种，是对陷入这种本身无意义的痛苦之中的自己的鄙夷的痛苦。而当我进入这样一种境地，也就意味着，寻找出路是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未来的生活会怎样，很可能拿着三千块的工资在偏远地区的县城孤独终老，在美好幸福生活和寻找人生意义方面都一败涂地，或者说，在明知它们并不存在的同时失去了继续寻找的决心。没有办法自洽的人生就是会不断怀疑自己，结婚生子被看作虚无，但跳脱了这个框架的人也并不必然独特、勇敢、有自我价值。

而我能做的，就是将这些写下来。写作成了莫比乌斯环上的一节，将我的自我拯救导向自我质询，再重复相反的过程。

而如齐泽克所说，匮乏才是欲望的真实对象，目标则是那个循环往复的，看着石头不断掉落下来而又不断将其推上去的过程。我为什么会在目的即将达到时感到焦虑，在每一次面试之前，我恐惧的是落榜吗，不，我恐惧的是如果成功，那么匮乏就会丧失。

成功这件事让我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失败，则是我熟悉的领域，我因为想象失败而找到了安全感。我知道西绪福斯是幸福的，因为他一生所做之事就是不断地推石头上山，他不用去跋涉别的山头，不用去面临石头终于被推上山顶后的其它存在问题，他非常笃定，也非常安全。

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承认生命就是没有意义，承认我们所追寻的就是虚无，承认工作只是糊口的工具，承认自己会过上被嫌弃的一生，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但活着需要有虚假的幻想去支撑，活着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并不那么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