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杀人：波兰二战期间耶德瓦布内小镇的屠犹秘史(二、挑战历史叙述）

二、挑战历史叙述：异议史学家格罗斯

(上接《一、纪念碑上的空白》）

格罗斯把《邻人》这本书作为对标准的二战历史叙述的一次挑战。在了解他的论述之前，我在网上查找了有关他的经历。波兰的亚当·密兹凯维奇研究所是以在全球推广波兰文化为主旨的机构，其专题网页上有关于格罗斯的详细介绍。https://culture.pl/en/artist/jan-tomasz-gross

格罗斯于1947年8月1日出生在华沙，父亲齐格蒙特·格罗斯（Zygmunt Gross）是律师，出生在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家庭。在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审判中也是支持波兰人民党的活动家。他因为Władysław Bartoszewski（著名的反对党成员，九十年代出任过波兰的外交部长）的和Stanisław Mierzwa（律师、活动家、政治犯）等重要人物进行的勇敢辩护而闻名。后来他成为波兰科学院的法律副教授，他还是先锋音乐的作曲家。

格罗斯的母亲Hanna née Szumańska出生于波兰上层社会的绅士家庭，在二战中她参加了抵抗运动，是波兰家乡军中央总部信息和宣传局的联络人。她的前夫StanisławWertheim也是犹太人，是信息与宣传局报纸的编辑。因为被人告发，他在监狱中被杀害。

格罗斯在纪录片里曾经谈到母亲和父亲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的患难相遇。战争期间，他的母亲以非凡的勇气出入隔离区，拯救了许多犹太人免于灭顶之灾，其中也包括包括她未来的丈夫——格罗斯的父亲。战争结束后，她主要从事法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工作。

格罗斯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华沙的学生异议者群体，中学时代他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校内的活动组织，它隶属于一个更大的异议团体，他们对当时波兰的政治制度提出质疑。1965年他进入华沙大学，先学物理一年，后转到社会学系。在大学格罗斯参加了很多由异议教授在校外组织的讨论组和研讨会，很多未来的学生抗议者和民主反对派活动家由此产生。Gross加入了的小组叫“突击队员”，小组成员反对由单一的官方青年组织塑造管理学生的学术生活。1968年3月8日，华沙大学学生集会抗议，格罗斯是发起人之一。这次集会的原因是支持Adam Michnik和Henryk Szlajfer，他们因政治原因被学校除名。格罗斯继而成为学生抗议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968年3月的的抗议事件之后，他被监禁五个月。他的朋友后来在回忆中说，格罗斯在调查和审讯期间的表现无可挑剔；而不是如《邻人》后来在波兰遭受攻击时人们所指责的：格罗斯揭发举报了自己的战友。

1969年格罗斯和他的父母移居美国，以逃避波兰对犹太人的迫害。

格罗斯197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大学任教。他曾是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社会科学教授，1992年至2003年在纽约大学任政治学和欧洲研究教授。2003年后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网页上，还有关于他的学术研究简介。详见：https://history.princeton.edu/people/jan-tomasz-gross）

格罗斯主要研究范围是现代欧洲，集中在比较政治、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政体、苏联和东欧政治以及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Holocaust)。他对二战前后波兰的政治变化和大屠杀的历史有着长期的研究积累。

格罗斯的第一本著作是《德国占领下的波兰社会》（ 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该书出版于1979年。其后的主要著作有《来自境外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road） (1988)，书中分析了在1939和1941年间，苏联如何将其政体强加给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

《邻人》之后，在2006年，格罗斯出版了《恐惧：奥斯维辛之后波兰的反犹主义》（Fear: 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 )，其中探讨了波兰战后岁月的反犹事件，特别是1946年发生在凯尔采的杀戮犹太人幸存者群体的惨案。在那场屠杀中有42位犹太人遇害，五十多人受伤。之前在《邻人》一书就有一节提及此案。当时有多家工厂罢工，要求释放那些已被宣判的屠犹凶犯（有关此案还可以查阅2016年一部86分钟长度的纪录片《伯格丹的旅程》（Bogdan’s Journey），片中反思了这一事件）。

（https://go2films.com/films/bogdans-journey/）

2012年格罗斯与他前妻也是波兰的历史学家（ Irena Grudzinska Gross）合作完成《金色丰收》（Golden Harvest: Events at the Periphery of the Holocaust）。他在前言中谈到，写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一张有关集中营的照片。2009年1月8日，在波兰最大的日报上刊出一张照片，其中呈现的是二战后在特里布林卡死亡集中营的遗址上，当地农民成群结伙在万人坑里淘宝。曾经有八十万犹太人在这个集中营被送进焚化炉，却有这些老百姓在遇难者骨灰里筛选纳粹搜刮后遗漏下的珠宝或金牙。这部著作再度剖析了战后的各种反犹犯罪，从屠杀、抢劫、猎捕、敲诈、剥夺财产到在骨灰里淘金。作者继续探讨了在人们通常认为的大屠杀结束之后的反犹迫害，包括普通人的道德沦丧以及他们的犯罪原因。

在《邻人》的前言中，格罗斯对20世纪的欧洲历史做了一个简笔画式的概括，他说，20世纪欧洲历史经两个男人的手塑造成形，那就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他们带来了极权主义——“就算极权主义不是他们发明的，也是由他们全面实施的。”他指出，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将仇恨制度化。“极权主义的政治方法和政治目标一样，会使社会彻底瘫痪，而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对憎恨的制度化。服从于斯大林或希特勒统治的人们总是受到怂恿而敌视对方，彼此间的敌意就如兽性的本能一般。”

这种拉仇恨的结果导致社会中各阶层、各种族、各个年龄段人群的对立；并且，秘密警察挑动人们彼此揭发，加之政府的社会总动员，要求公众遵循国家的制度规范。如此，公众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同谋来镇压自己。

而就二战中波兰的处境来看，共产极权和法西斯极权和都蹂躏了这片土地。它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约结盟时被这两个极权国家占领和瓜分，其后苏德开战，纳粹德国更让波兰惨遭浩劫。“近20%的波兰人口死于战争及其相关因素。这个国家失去了其少数族群”。战前，犹太人是波兰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大约有三百五十万人。到1945年波兰解放，大约近五百万波兰人丧生，这其中有三百万犹太人和1·9万非犹太民族的波兰人。波兰毫无疑问是纳粹入侵的受害国，波兰人也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在格罗斯书里，波兰展现了其民族形象的另一面，如他所说：“我将本书视为一次对于主流‘二战’史的挑战”。

挑战在哪里？第一，格罗斯指出，传统的二战历史假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战时历史，一种属于犹太人，另一种属于屈从于纳粹统治的某个欧洲国家的所有其他国民。但他以耶镇屠杀为例提出，这个观点是完全靠不住的，因为这个镇上的犹太人被波兰人杀害，说明这两个族群的历史绝非彼此脱离，而是密不可分。

第二，格罗斯认为，在传统规范的分析中，有种刻板印象是，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关系是受外部力量调节的，具体来说是先后占领波兰的苏联人和纳粹。确实，这两种力量是发号司令者，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在占领者强加的限制之下，也还有波兰人和犹太人关系中那种起自我主导作用的动态力量。这种自我主导的动机是需要揭示的。

第三，一般分析还认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存在着互惠互利的关系。因此，这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二战后波兰广大的社会阶层（以及其他东欧社会，就此而言）出现的反犹主义，再一个是犹太人在东欧建立和巩固了斯大林主义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格罗斯认为，在这方面存在着最大的误解和刻板印象；事实不仅并非如此，而且甚至是恰恰相反：正是那些杀害犹太人的凶手，曾经被苏联安全部门收买为卧底，并且在斯大林时代得以脱罪，还成为新政权的基础骨干。

（下接《三、历史拼图：格罗斯的史料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