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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子角(guo)里的死死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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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话“角落”的“角”读音为“国家”的“国”。审查制度或政治运动整人,犹如密织的网,网眼里过一遍,人或文章都跑不脱。当然,很多人合力冲决罗网,也就掰回一局。谢谢提问。

艾曉明武漢日記2: 疫城内的永别时刻

幸存者的屈辱书写 ——ME TOO 的知识生产或从林奕含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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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从议题传播的迅即性来说,这次这样的速度和回响之丰富,是传统媒体时代无法想象的。这里有很多深度思考也非一日之功,它也提供了跨学科讨论的机会。一些在身在国外的政治经济学者,甚至是理科毕业的年轻人,都通过公众号和长篇文章参与进来,空前地扩大了人们思考的视野。让人有一种反传统的、思想游击队出没的感觉;这也改变了过去的微博时代以少数大V来产生思想影响力的方式。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性别的问题和各个社会问题有广泛的连接,它是需要思想先锋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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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澜,所以林奕含在写作中也深刻地质疑了语言,质疑了语言的陷阱。它让小女孩对世界充满幻想,但真实的世界如此粗暴,文学成了精致的外套,掩藏了真实。她的写作也是另创语言的张力,所以她其中很多用典是颠覆性的,例如"温良恭俭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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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福,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分开的。一个人有多面性,我们应该承认人性的复杂多样、认识的参差不齐。打个不一定合适的比方,我可能因为开车技术不好撞到了栏杆,因此要负妨碍交通的责任;但是这个和我的学术思考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学术还是用学术标准来衡量。但是性骚扰这个问题不是车撞栏杆,而是撞到了人,和学术的相关性要多一些。并且它有对性别的看法,它跟某个人专业成就的关系那就看你研究的是什么题目了。无论如何,如果有这方面事实,还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公信力。

但是我还认为,一个人的公信力也是流动的;某学者如果因为认识上的差异开了不合适的性玩笑,并且受到批评,他并非没有机会改善自己。如果他引以为戒,人们也会相应地改变看法。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掉性的污名,学习平等相处。

第三点,我觉得性骚扰这个问题,并不是属于私德,或者可以小而化之为“生活作风”问题;而需要纳入法律范畴来考虑,法律规定不可为,这是强制性的,你就得这么做。而道德则是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因为我们每个人对道德的理解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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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澜 因为做老师,所以常常会站在学生角度来向。我觉得网络媒体有这么多论述出来,新生(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她们应该是可以得到新的知识,看到新的榜样和处理方式的。当然他们/她们也会看到很多人怎么反驳metoo,可以据此来选择自己的立场态度。我预判,女生一定是能够得到很多鼓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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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雯好,第一个是me too 运动的坚持,发声本身就很重要。而发声带来很多回应,里面暴露出了即使在知识分子和作家学者中,分歧还有多么大。那么相关的回应和讨论,都是在推进对问题的认识。仅仅是认识清楚问题,就需要很长时间。我今天买了一本书《雷蒂西亚,或人类的终结》探讨一个强奸碎尸案背后的社会根源,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做了两年的调查来剖析这个案子的方方面面。作为专家学者,我觉得应该要研究这些个案,这是相对于一般的社会成员,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责任。

同样,这次运动也让我们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读一些文学、电影作品。我退休前是比较文学教研室的老师,我也跟我们的同事一起讨论,可以将一些中外作家有关强奸的作品在一起比较研究,引导学生阅读思考。例如像林奕含的作品、萧红《生死场》、张爱玲的作品,还有像安吉拉·卡特、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等。在女性成长主题方面,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有小说,还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王冠》这个连续剧……都有很多可以跟性别相联系的内容。同样,从新的角度来处理强奸的影片也有一些,像《水果硬糖》等。还有关于辛普森强奸案的纪录片系列以及有关波兰斯基性侵案的纪录片……通过讨论这些文学艺术作品,来回应当下me too 运动中的讲述,也是一种提高觉悟的方式。

问题的解决其实是不容易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讲述和讨论,已经是很好的进展,能够持续思考,维持这个讨论的空间才有下一步怎么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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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因为有些问题在另一个页面上,所以我把问题和交流也转到这里来。

黄学琴:艾老师好。谢谢您的这篇文章,受害者/幸存者用生命经历来讲述,里面包涵太多的委屈、屈辱,真的刚好与我正在写的讲述者背后的认知、接受、面对等十分契合。作为记者和行动者,我知道笔如刀,字如剑,行动如火,可以毁人,也可自毁,所以十分谨慎下笔和行动。推动高校反性骚扰机制半年多,高校态度越发暧昧;如今Metoo刚开始来到职场,公益圈就很积极回应并探讨出台机制,各种研讨会开得很积极,您觉得,这个机制会不会在行业更容易实现?然后推动到高校,再到其他行业?如果不会,您觉得怎么能刚好推动呢?感谢。

雪琴好,公益圈机构运作起来当然比高校容易得多。因为公益机构本身就有相当的独立性,而高校和体制有密切联系,受到严格控制;体量也比公益机构大太多。中大一个校区就上万人,目前正在建五千亩地的第四个校区,从资源和人力来讲是公益机构的多少倍?

就行业来讲,在公益机构这些相对独立且人员稀少的机构,反性骚扰的机制建立和推行容易得多,在高校就要难不少,在行业内更难。就推动来说,首先要做大量的教育培训,通过妇女和性别相关教育机构、公益组织来做。但是这些机构在当前严格的意识形态管控下,几乎进不了高校(至少是难以直接介入),因此独立的公益教育机构通过me too 运动的影响,通过媒体报道以及行动者本身的动员倡导,依然还是能够影响到高校的教师和学生。例如北大就委托校内的中外妇女研究中心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其他高校中可以依托的平台和机构不一样,但如果像北大这样的学校类似作法多了,也能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me too 运动实际上是在推动机制的形成,有若干学校对于被指控的教师做了调查,对于证据确凿的做了人事上的处理,这对教师是有警示作用的。对me too行动者也是鼓励。

从学校推广到社会也是可能的,至少,当媒体和网络上反对性骚扰有这么高的能见度时,它对于提高这个议题的公共性,引起关注和激发讨论是大有推动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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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属于意识形态控制,这样相关的著作无法得到发表。近年来问题尤其突出,一些卓有成就的独立纪录人漂泊去国,艾未未、廖亦武、杨伟东、何杨等。还有像谭松这样做过土改、大饥荒研究的人被禁止工作失去教职,也只能远走。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缺乏独立知识分子,而是他们失去工作条件。就算我们希望坚持,也有各种困难。或者,我们还需要有个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异议知识分子的区分,他们与体制的关系和发言管道各不相同。

在鲁迅的时代,鲁迅对中国人的痛苦和精神荒凉是有很深的体悟的,他也不是孤立者。但二十年代后期一直到四十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处在战乱环境中,很难安静地思考问题。至于四九年后那么多政治运动,就更难再有知识分子的位置了。

无论如何,一直都有人坚持的;他们是我的榜样。我本人是不认同升华的,那么多苦难(劫难)都被掩饰了,怎么能罔顾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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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昭阳:你提出第十二個問題問的是,「被性騷擾者」是否也應當反思自身?如何反思自身才不會被認為是「蕩婦羞辱」?

反思自身的意思至少是不去质疑别人的婚史情史这些隐私,而是思考自己有没有问题对吧?

对此,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为什么一些熟人朋友会认为,这件事可闹大了,居然说我性骚扰了!

这个闹大,他不是想到行为本身,而是这个“性”字的污名也让他蒙受了阴影,就是说,他觉得“性”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首先是不能说(难道你们都是窥淫癖要我说床上细节吗?),其次既然不能说,就不知大众怎么想了,说不定就把我看成老流氓了。其实我根本不是。

因此我觉得这里我们也要对“性”这个字祛魅,性骚扰,指的是两性相处中有权力和控制在起作用,你认为你要摸大腿发出性暗示,不顾人家是否情愿。这样你把你的意志强加于人了。

但是这里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为之(搞惯了这种,官场常见),还有一种或许可以说是无心之过(和对方有一种语言误解),对方认为这种语言不可以接受,他认为这是风情、玩笑或者示好甚至是多情而自由的个性表达。

对于后者,通过me too 运动中传播的各种有关反性骚扰的条例解释等,应该学习这种新的交往语言,重新开始。如果你自认是善意的,也不会强奸与人,可以向对方道歉,也要相信公众的理性。

你可以把自己从“性”的污名中摘出来,这个性质无关性,我们都是人,都有情欲诉求,但是我们需要重新界定身体的边界,学习有尊严的表达,这不是禁止性,而是让我们有更好的、礼貌而优雅的方式去交流。如果你不会把性污名化,为何不可以诚意道歉呢?

如果你是真的尊重、爱一个女性,我相信一个对不起是不难出口的。而且,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一个做法对于文明的人真有那么难吗?人们总是说“谈恋爱”,一个“谈”字,也突出了恋爱中语言交流的比重之高。那么充分的同意为什么不可以是恋爱中的内容呢?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把这种同意僵化地想象成商务谈判那样的不可行。为什么要有茶道?周作人认为大碗喝茶叫做牛饮,拿茶道有很多程序是营造一种精神气氛,是体验美感和悠久的历史韵味,花道也是一样。为什么恋爱不是艺术、做爱不是艺术,而非得把情欲的流动想象成野兽般的不可控制?我觉得那是一种男权文化中对某种男性气质的鼓励——非得表现得蛮横不讲理而且炫耀这种不讲理才显得像个大男人。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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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朱老师。其实我昨天和洁平电话里也讲到这个,难道知识的发展不是一直来自被压迫者的经验吗?因为这些都不在现成的理论中,由于教育的普及,这部分来自被认为需要教化的第三世界的人、非西方世界或者殖民地的人、土著人群还有女性,他们/她们在现成的经典和文化体系里找不到自己的经验,他们有了书写能力后开始讲述、质疑、颠覆和重写,将自己部落、族群、性别的经验带入,形成理论的冲突和新的学术传统,这才有了不同的认知和理论进展。

我从女权主义的经典中学习了这种批判性的思考,我们生活在专制对思想言论的控制下,对谎言和强制的反抗不可能不成为一种思想方式。除了生活在真实中就不可能有别的生活。

我学文学,文学让我们知道个人性的重要,是理解生命的出发点。而作为纪录片导演,我们的工作也是在课堂之外;我了解有待多的经验是被压抑、排斥的。我惟一的问题是听得不够多,走得不够远,还不能把这一切(无论是历史还是个体生命的复杂性、深度、与既有书写的矛盾)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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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老师好。还记得第一次从你那里听到有关伊朗电影的故事,后来看了很多。欢迎路过武汉时来玩,我导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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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铭:意识形态在文化批判的概念定义里,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形态,被压迫者没有话语权,因此也谈不上意识形态。但如果你要讨论me too 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欧美和在中国也不同。我想在中国它其实是受打压的,目前媒体也不让报道(我自己的帖子以及转贴文章有些都被删除了)。

用保守派、激进派(或公知、口炮)、左翼、右翼去鉴别的话,可能也会有让人糊涂的地方。因为概念定义有背景,在西方,女权主义多被归之为左翼,但在中国有“毛左”,女权派这么说来又是“右翼”(中国的左有特定含义)。“建制派”这个说法好像在香港语境里用得比较多,用在大陆政治里,我就不懂了。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推进ME TOO 运动的,主要是更年轻的女权活动家,其中有在国内和国外留学的同学(她们可以归之为青年女权行动派),有一直在从事女权倡导的独立媒体工作者、女权主义学者,有性别平权意识强的女记者等,还有就是公益圈的女性工作者、妇女与法律工作者(一些为妇女权益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是经历过多年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们。

在自媒体时代,大家也不一定都有机构,有一些公众号作者,长期持续地在做女权倡导。所以我觉得是可以通过各个发声管道来看那些人是运动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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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拥抱思琪的痛苦——我看到,林奕含离开这个世界后,在台湾有很多公共讨论,真的,我看到那么多的愤怒和悲伤、遗憾和思考。对比起来,如果房思琪的悲剧发生在中国大陆,不知还有多少人要践踏她,斥责她咎由自取、自取灭亡。

我看到黄章晋说如果他有女儿,在他女儿十六岁时要给她买一匹马;我的侄女在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是个马术运动员,在二十岁的时候自己有了一匹马,通过打工买了车交了全部的学费。但是我跟弟弟讨论的时候我说你不能指望她有健全的体格,能飞起拳脚踢飞一个坏蛋去保护自己,万一那个坏蛋是个职业杀手呢?更何况,性侵者百分之九十都是熟人。马、富裕的家庭都不是保护女孩的办法(林奕含的家庭不是台南名医吗?)

我们现在讨论me too, 其实是希望所有的女孩/女生/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能享有安全和尊严,前提是社会保障、制度保障,要依靠女孩自己的体力能力,那是另一回事。你想残障人士呢?她怎么防身?怎么跟你拼体力。所以防侵害首先是社会机制建设,对男权文化的批判,然后是个人防身技术(最好用不上)。就像我现在已经体力不支,要我去自我防身我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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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思琪的故事里,我觉得伊纹对怡婷说的那段话,道尽了me too 的意义。她说“你可以假装世界上没有人以强暴小女孩为乐,假装思琪从不存在;假装你从未跟一个人共享奶嘴、钢琴……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经历所有思琪曾经感受过的痛楚,学习所有她为了抵触这些痛楚付出的努力。”我觉得这是林奕含给我们的遗嘱:“你要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然后替她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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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涛,说到林奕含的小说想象,可以讨论的问题甚多,包括小说文类:成长小说(她写了一个反成长小说,即由于诱奸的发生,这个孩子她没法继续成长,林奕含说是她的生命被撞歪了,她不断回到那个时间的时间点上,最后就终止在那一点上)。这是从文类来看。此外,我认为反讽也是实现她的小说目标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林奕含式的反讽,就是她克服写作困难(也是言说诱奸/爱上诱奸者,这样一个扭曲故事)的手段。

我先看了YOUTUBE上对林奕含的采访才去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此时距林奕含告别人世已经一年半时间。读完第一章,怡婷发现自己在鸦号,我也禁不住泪奔。想起但丁《神曲》的开篇:“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啊!要说明这座森林多么荒野、艰险、难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啊!”思琪还是在人生的开端,林奕含永远也到不了人生的中途,她又如何来讲出性侵,这场特别降临于女孩的劫难?

第一章题为《乐园》,在全书中只占大约十分之一的篇幅,是故事的引子。《乐园》之后是第二章《失乐园》、第三章《复乐园》,挪用了圣经典故以及弥尔顿等经典作品标题。林奕含在接受采访时回答读者关于小说标题的疑问,她谈到反讽,说这是文学的极致。她解释说,其实是乐园并不存在,它就是地狱。但为什么还会有失掉的“地狱”,因为书里描写了比地狱更不堪的经历。简言之,十三岁的少女被她的补课老师强奸,但他告诉她,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少女思琪在这突如其来的强暴面前无所适从,她找不到摆脱这痛苦的出口,决定爱上她的老师。

反讽在这部小说里,它构成小说中的文学精神;不仅是一般的修辞技法,而是一种重新看待所谓“爱”的态度;通过人物关系、场景和颠覆性的用典来完成。

林奕含的反讽第一个是用在对这种“师生恋”关系的描写上。

我在标题里用虐恋,并不是s/m意义上为追求性快乐的极端之举;而是虐心、自虐的意思。它是违心的,也是反常规的。思琪扭转自己的不情愿来掩盖更大的、她无法应付的状况(家长说那个女生“骚”,闺蜜说她夺走了心中的偶像,更不必说整个社会对被强奸女孩的污名)。

可是,无论她怎样以主观意志的爱来顺从老师的性,她的自我意识和这种扭曲的爱不能相容。由此带来的是双重否定:思琦必须一次又次贬低和否定自我——“不止是他戳破我的童年,我也可以戳破自己的童年,”“如果我先把自己丢弃了,那他就不能再丢弃一次。反正我们原来就说爱老师,你爱的人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继而再把生活的世界/未来/价值变成虚无——“什么是真的?什么又是假的?说不定真与假不是相对,说不定世界上存在绝对的假。她被捅破、被刺杀。但老师说他爱他,如果她也爱老师,那就是爱。”

看到这种心理,是不是似曾相识?文革时要求人们互相揭发,大义灭亲;这违背人性的事怎么就发生了?对,那是爱党。这个党可以生死予夺,不爱它就失去一切。只有如此激烈的爱可以驱除恐惧而得到救赎——此乃政治上的虐恋或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房思琪的虐恋是出于恐惧吗?书中几乎没有描写恐惧,她已经决定顺从,把自己放逐于地狱之下。这种心理,与社会一般大众对性侵受害者提出质疑不相容。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残忍,甚至在不知道残忍的情况下的自残。

假如把“爱老师”这种扭曲意识看作“虚假自我”的话,它与房思琪的真实自我无法相容,一个直接后果是失忆,真实自我在极度压抑下的崩溃;林奕含用“惨剧”来形容。乐园的背面是地狱,而比地狱更惨的是如此聪慧敏感的美少女,背负了蹂躏和自我蹂躏,孤单地走向毁灭;这竟是她的“初恋”。

对这场虐恋,林奕含没有回避其中性的成分;但她的性描写也是充满反讽的,例如对李国华的描写,以性比喻李国华的猎艳壮志:“他把如此庞大的欲望射进美丽的女孩里面,把整个台式升学主义的惨痛、残酷与不仁射进去,把一个挑灯夜战的夜晚的意志乘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以一个丑女孩要胜过的十几万人,通通射进美丽女孩的里面。壮丽的高潮,史诗的诱奸,伟大的升学主义。”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台湾作家蔡宜文在评论中用到“知识”这个概念,“而这本书的书写,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传递的可能。” 我因此想到,女权主义的理论创造一直都是在做这样一件事:将女性经验带入知识生产,从而重审经典,颠覆、修补、创造新的知识体系。我在《幸存者的屈辱书写》一文里也以此看待ME TOO中的发声。

但我在上篇文章中还没有讲到的经验的个体性,林奕含在访谈时也一再强调,她不愿意将房思琪放到“大结构”里去思考。在谈“父权制”、“受害者”这些泛概念时,她担心一个一个的具体的房思琪被忽略掉。她更担心个体的、那种连接具体生命的独特经验被忽略不计:

當我們說出父權強暴女權、體制強暴知識,是很輕鬆的,太習慣講這句話,他們不知道『強暴』這個詞的重量,他們不知道有人聽到這個詞就會昏厥,痛苦不已、不舒服到耳聾半天,這是很危險的。我覺得沒有受暴經驗的人,或許能,可是你要作者我,或是思琪,說出『我小時候愛上強暴我的老師』,那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来源: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13052

我在看到媒体剪裁后发表的故事时,我也在想,是不是有好多无法归类的故事漏下去了?性教育的空白、性侵者大多是熟人、社会羞辱……这些问题得到普遍认同,类似的讲述也会取信大众;但个别的、差异性,未被描述过的经验,是否也有曝光的机会?

这证明了书写的重要性,也是房思琪这样的小说的文学价值所在。它“改编自真人真事”,但蕴含在故事里的,超出了我们已有的认知。它是新颖的,也是挑战我们阅读趣味的。

【今晚9pm在線問答】艾晓明:回到Metoo的本質——进入被侵害者的生命经验,思考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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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雪琴 雪琴好,公益圈机构运作起来当然比高校容易得多。因为公益机构本身就有相当的独立性,而高校和体制有密切联系,受到严格控制;体量也比公益机构大太多。中大一个校区就上万人,目前正在建五千亩地的第四个校区,从资源和人力来讲是公益机构的多少倍?

就行业来讲,在公益机构这些相对独立且人员稀少的机构,反性骚扰的机制建立和推行容易得多,在高校就要难不少,在行业内更难。就推动来说,首先要做大量的教育培训,通过妇女和性别相关教育机构、公益组织来做。但是这些机构在当前严格的意识形态管控下,几乎进不了高校(至少是难以直接介入),因此独立的公益教育机构通过me too 运动的影响,通过媒体报道以及行动者本身的动员倡导,依然还是能够影响到高校的教师和学生。例如北大就委托校内的中外妇女研究中心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其他高校中可以依托的平台和机构不一样,但如果像北大这样的学校类似作法多了,也能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me too 运动实际上是在推动机制的形成,有若干学校对于被指控的教师做了调查,对于证据确凿的做了人事上的处理,这对教师是有警示作用的。对me too行动者也是鼓励。

从学校推广到社会也是可能的,至少,当媒体和网络上反对性骚扰有这么高的能见度时,它对于提高这个议题的公共性,引起关注和激发讨论是大有推动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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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昭陽 刘昭阳:你提出第十二個問題問的是,「被性騷擾者」是否也應當反思自身?如何反思自身才不會被認為是「蕩婦羞辱」?

反思自身的意思至少是不去质疑别人的婚史情史这些隐私,而是思考自己有没有问题对吧?

对此,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为什么一些熟人朋友会认为,这件事可闹大了,居然说我性骚扰了!

这个闹大,他不是想到行为本身,而是这个“性”字的污名也让他蒙受了阴影,就是说,他觉得“性”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首先是不能说(难道你们都是窥淫癖要我说床上细节吗?),其次既然不能说,就不知大众怎么想了,说不定就把我看成老流氓了。其实我根本不是。

因此我觉得这里我们也要对“性”这个字祛魅,性骚扰,指的是两性相处中有权力和控制在起作用,你认为你要摸大腿发出性暗示,不顾人家是否情愿。这样你把你的意志强加于人了。

但是这里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为之(搞惯了这种,官场常见),还有一种或许可以说是无心之过(和对方有一种语言误解),对方认为这种语言不可以接受,他认为这是风情、玩笑或者示好甚至是多情而自由的个性表达。

对于后者,通过me too 运动中传播的各种有关反性骚扰的条例解释等,应该学习这种新的交往语言,重新开始。如果你自认是善意的,也不会强奸与人,可以向对方道歉,也要相信公众的理性。

你可以把自己从“性”的污名中摘出来,这个性质无关性,我们都是人,都有情欲诉求,但是我们需要重新界定身体的边界,学习有尊严的表达,这不是禁止性,而是让我们有更好的、礼貌而优雅的方式去交流。如果你不会把性污名化,为何不可以诚意道歉呢?

如果你是真的尊重、爱一个女性,我相信一个对不起是不难出口的。而且,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一个做法对于文明的人真有那么难吗?人们总是说“谈恋爱”,一个“谈”字,也突出了恋爱中语言交流的比重之高。那么充分的同意为什么不可以是恋爱中的内容呢?我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把这种同意僵化地想象成商务谈判那样的不可行。为什么要有茶道?周作人认为大碗喝茶叫做牛饮,拿茶道有很多程序是营造一种精神气氛,是体验美感和悠久的历史韵味,花道也是一样。为什么恋爱不是艺术、做爱不是艺术,而非得把情欲的流动想象成野兽般的不可控制?我觉得那是一种男权文化中对某种男性气质的鼓励——非得表现得蛮横不讲理而且炫耀这种不讲理才显得像个大男人。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AI XIAOMING

我觉得你说得挺对的。其实没有一个整体的“女性受害者”,只有一个个具体的受害者。因此也没有整体的受害者印象,只有每一个人具体的命运。如林奕含在访谈中谈到的,原话不一定我都转述,大概意思,你觉得受害人应该反抗啊,那是你自己,对有的人来说,杀死就是杀死了。强奸就是强奸了。我理解这意思是,有的人可以坚强地站起来,有的人就疯狂了。每个人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她来说,她觉得强奸、受害的故事,别人是讲不了也理解不了的。你说在公司里像被狗操,你真的知道被狗操的意思吗?

因此,我们去听受害者的故事,不应该带有某种预设:它应该是坚强的、重生的、涅磐的;或者是悲惨不悲惨的。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尊重个人的讲述方式,从那里面去听,去了解,去思考为什么。总之,我认同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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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han: 因为你问的是个人策略,我很理解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女性在这种时候,有很多委屈求全的作法。为了完成采访,为了维持人脉等。这也是我们需要ME TOO运动的原因,不是说我们怎么自防可以做到,而是我们怎样推广反性骚扰的观念,让人们周知,女性对安全友善的工作环境的需要,哪些玩笑是合适的;哪些玩笑是不尊重女性。而有些人就是喜欢抬扛,非跟你说他那种骚扰是示好,他坚持男权的标准;所以非得有强制性的政策规定,有投诉渠道才能保障女性有得到尊严的权利。在现实和法律的两端,我觉得个人的心理准备可能是需要认识一个是性骚扰的普遍性,另一个是评估现状。你有准备的时候可以发展出策略,没准备的话就很被动。

我看到的一些ME TOO故事中,一种最强烈的形式是打跑;而大多数还是用回避和消极的态度应对,让对方感觉到自己并不想有进一步的接触等。但是普遍文化拿女人说“不”当作“是”,你这个虚与委蛇的办法不见得有效。还有一种情况,一个很强势的女性不见得被欺负,但也许是因为除了她的性别之外,她拥有其他资源,例如能力、资源、权力等等也会起作用。

我有限的观察,在女性少男性多的文化环境里(如高校、媒体圈),女性的个性特质也会有作用。有的女性独立、幽默、工作上也能力强,她有语言机智把男性的性玩笑抵挡回去,也有气场保护到自己。这个可能是要发展出于传统的女性特质(温柔内敛等)不同的品质。

但该说不的时候也一定要说不,我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也曾有队友对我说(我不能说这一定是有坏心思),我们可以省钱,就开一间房。我说才不。不要省那个钱,咱们都是栋梁之才,干大事的,不能低估自己(一笑)。你的态度很清楚,也不会伤朋友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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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han:

@刘昭阳,你太厉害了,还没上大学呢,已经投入了那么多时间和思考,先向你鞠躬致敬!我也要和各位朋友说明一下,我其实也谈不上专家(退休多年了),不一定有能力回答各位的所有问题。这并不是因为时间有限,而是自己能力和知识准备不足,这首先要请你和在线的朋友们谅解。

我觉得社会运动的性质没有单一的本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但是至少可以这么说,ME TOO 是由性侵/性骚扰受害人发起的运动。在我理解中,它是所有的社会进步运动共同的特点是反压迫的运动。它的首要目的是受害者发出声音,其他你所说的提高平权意识,推动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当然都在,或者它也是发声起到的作用/效果。

社会运动引起批评是当然的,当然也要欢迎批评。那批评得到回应,认为“不必要”不重要等,也是正常反应啊。哪有一言堂的社运?

我不认为现在就存在误伤了,你怎么鉴定言论带来的“误伤”?假如有“纠错”的话,言论自由、充分讨论也可以算作一种“纠错”吧。每一位被批评的人都应该有充分的表达权,假如有人整理这个运动中的舆论过程,我希望在标出受到批评的人的真实姓名时,也应该附上他的自辩。但是对于严肃的研究者和希望查明事实的人,我相信他或她自己也懂得,在去中心化的网络上,是可以找到双方的说辞的。

我没觉得已经产生了“女性神话-男性原罪”,我还被骂“女权婊”、“圣母婊”呢。谁承认有“男性原罪”了?哪儿有女性被神化了?哪种神?神在哪里?什么样的美德被神话里?

至于“女權與人權關係為何?您認為Me too運動應該反極權嗎?”我在回答凤凰网读书版编辑袁菁菁的访谈里已经讲过这些问题了。

知识界的意见各异才好呢,不存在团结不团结的问题。团结也不意味着一定要统一口径。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不一样,可以通过辩论以及陈述事实来互相吸引,也可以交流互补。

总的来说,我们不需要在个别人和小圈子的分歧上来看待和评价整个ME TOO 运动,刘瑜的意见有人叫好,有人条分缕析地反驳,这些对提升大家都认识都挺好。其实我已经快被你的第十一个问题绕晕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只是觉得,一场社会运动,它不是被哪一个专家牵着走的,也不会因为某几个人的观点而跑题或偏转。它的动力来自现实本身:存在着性侵/性骚扰的现实;存在着反对这种现象的思想理论和行动派;存在着杜绝这种现象的社会需求。

“自由派”是个大致的不太严格的说法吧,保护朱军,当然是因为他跟权力结构的联系。体制内、官场上的潜规则在中国是不争的事实,不用Me Too , 看看好多落马官员,还有我们对官场文化的常识,不是人们不愿意揭开它的黑幕,而是这个黑幕远远比目前在公益圈、媒体和大学暴露出的情况普遍。

被批评有“性骚扰”行为的人,当然应该反思自身啊。因为禁止性骚扰,这个是写入法律的,如果你都被批评了,还不反省,你不是触犯法律吗?所以我觉得ME TOO 运动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于普及了反性骚扰的观念和认识。我们在“反性骚扰”的微信小群传送分享了国外、台湾、香港等大学反性骚扰的政策指南和教育工具,这些都是希望能够推动教育,使这种一般概念能够变成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也为建立机制做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