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杀人：波兰二战期间耶德瓦布内小镇的屠犹秘史（五、群体暴力的原始性与诱因逻辑）

（上接《四、偏见、暴力以及屠杀的群体性质》

五、群体暴力的原始性与诱因逻辑

在“谋杀”这一节里，格罗斯通过多个证人的证词，还原了1941年7月10日耶镇血腥一日。清晨，邻镇的人们赶着马车源源驶入耶镇，所有的波兰成年男性已经被召集起来；犹太人被驱赶到小镇的市集广场上，据说是去做清洁。屠杀行动开始，在镇上的不同角落人们用石头砸，用棍子打，把犹太人溺死在水塘，奸杀女性，一位犹太老师的美丽女儿头被砍下来当球踢，母亲和婴儿一同被杀……成群结伙的人们开始用各种方式行凶，他们把一群犹太人赶到墓地让他们挖坑，接着就将他们逐一打死，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锹、刀、棍棒……

这股杀人狂潮仿佛有着自身的动力，从一个村镇向另一个村镇滚动，而且具有强烈的煽动性和可复制性。最后将所有人集中到谷仓里全部烧死，也正是几天前拉兹沃夫屠杀的最后结局。从格罗斯展示的证言来看，没有德国人到达现场，也没有武装逼迫，在这个施暴过程中，暴徒们完全是自觉自愿，而且情绪高涨，花样翻新。从打碎列宁雕像，让拉比带头游街示众自我羞辱，到割去受害人舌头以及最后点燃谷仓直接将一千多人烧死……其野蛮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入侵的德国人。

这是我们不熟悉的大屠杀的模式，这也让我们回头去思考格罗斯在本书前言中提出的，每一场大屠杀有其自身的情境动力（situational dynamics) 。纳粹固然有对犹太人的清洗计划，但让本地人介入并非在纳粹的计划中。它只是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插曲，也没有证据表明德国人威胁了镇政府，要求他们必须在当日灭绝犹太人。相反，有证言表明，德国宪兵站里还藏了几个犹太人，使得他们躲过当日劫难。那么，当地人那么积极地投身于这场暴力狂欢，“这种爆炸性的潜能从何而来”？

这也就是格罗斯接下来思考的问题，在《不合时宜》这一节，他思考了耶镇屠杀的原始特征：它好像是一个时代错误、一个不合时宜的事件，偏离了我们所了解大屠杀的一般图景。他说，纳粹对几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当代的学术文献中，这被描述为植根于现代性的现象。因为大屠杀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极富效率的官僚系统，一个是相对先进的杀人技术。但耶镇屠杀看起来和这两点都没关系。它仿佛是十七世纪波兰小说里农民战争中的人物从书页里走出来，带有流民暴力、土匪行动的性质。这些人并无严密的组织，使用的杀人工具也极其原始，他们没有枪没有炮，用的就是石块、木棍、铁棒、火……就地取材，即兴杀人。

格罗斯认为，这里面的影响因素有一方面是宗教宣传中的反犹迷信。例如，天主教徒相信犹太人会用天主教孩子的血制作逾越节的薄饼，这也是战后在克拉科夫和凯尔采发生的两次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的起因。但是，他认为更原始的动力是对物质的欲望。暴徒行凶是为了彻底占有犹太邻人的财产，同时又意外地得到了这个机会（德国入侵）——而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因为传统的反犹观念。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是比战争激发的对立状态更普遍的人性之恶，也是更危险的黑暗能量。

可是，也正是这些借纳粹之力大开杀戒的刽子手们，能够被极权统治者所利用，成为在纳粹和共产波兰时期两头通吃的人物。这是格罗斯的又一发现。在《私人传记》和《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这两节分别涉及到这个问题。

首先他发现，这二十来个被告都是一群普通人。然而，这里有四个人其实是占领时期苏联机构的工作人员。当然，如果是为谋生计，倒也不奇怪。但是在那个死刑犯巴登的自白里，他提到他还是那个地区属下耶镇的苏维埃代表。那么，问题来了，德军入境，他们为什么不躲着德国人，反而要冲出去杀犹太人呢？

格罗斯认为，他们这种政治身份的迅速转换，不是个性问题，而是适应着二十世纪极权政体那种“诱因的逻辑”（the logic of incentives)。这些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仰，只是通过效忠占领者来图取利益：苏联占领时做党代表，德国人来了杀犹太人。当新政权建立起来，他们害怕自己过去干脏活的不良记录被敲诈，就会去做讨好现政权执政者的事情。极权政体也正好可以用利益引诱他们，并且通过这些有软肋的人来进行社会控制。

在杀人犯齐格蒙特的请愿书里，他写出了自己被苏联的内务委员会招纳为线人的过程。他先是按照组织上授意伪装做反苏分子，而德国人入境后；出于恐惧，他又让其弟加入了德国宪兵队。战后他又加入了波兰工人党。他强调自己应该得到公正对待，而他弟弟最后也得到了假释。

从这里，读者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参与屠杀的被告大多都逃脱了惩处。就这些人在战后的表现，格罗斯提出了更尖锐的推论：波兰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基础不是犹太人，而是这个国家本土的流氓无产者。他们本来就是暴力的工具，他们也很容易服务于新政权的暴力。由于这些人得到重用，他们所在的社区也没有能力抵抗苏维埃化。

（下接《六、从受害者出发的新方法与民族身份反思》）